云冈石窟：在文化艺术史上最不应该忘记的五个人，最后一位是皇帝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自北魏开凿以来，已历一千五百余年，但“云冈石窟”之名却是始于明嘉靖年间，原称武州山石窟寺、或灵岩寺、或恒安石窟、或北台石窟。恒安石窟之名盖因六镇起义后，魏前都平城（大同）废弃，北齐时建恒安镇而云冈石窟为其所辖而得名。至于北台石窟，则为与南台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相区别而得名。

《续高僧转.昙曜转》：“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日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干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如此规模宏大的佛国奇迹，在历代留下来的文人题咏，几乎很少，特别是唐代以前，更是凤毛麟角。

昙曜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

一是，云冈石窟地处胡汉交错地带，历来不乏战争，文人墨客涉及较难；

二是，本来就很少，再就是散秩，在加上年长日久，风雨相侵，碑记石刻大多不存，就是所剩摩崖亦不能辨认；

三是，与历史原因不无关系，武州石窟寺固然一度庄严肃穆，繁华无比。但迁都洛阳，六镇兵荒，在加上地处北方文化落后地区，如此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人文传统，造成云冈文化长期处于闭塞状态。

吉迦夜

虽是凤毛麟角，但毕竟是有，有关最早石窟寺的文字记载，第一位自然是高僧昙曜。昙曜其人，来自罽宾（即北天竺古国名），人少而好学，年十四为弗若多罗所知，”后为沙门，辗转北凉，后入平城（大同），受命开凿云冈石窟。他既是云冈石窟寺五大窟（后称昙曜五窟）的创始人，又是石窟寺的译经祖师。所开创之石窟现已名满天下，世人皆知，而所译之经文《大吉义神咒经》、《净度三昧经》更是佛家重典。

刘孝标

当时在云冈石窟寺译经的，还有一位高僧，在云冈石窟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就是吉迦夜。吉迦夜为西域胡人，是当时的僧统之一，于公元472年孝文帝延兴二年参与云冈石窟寺的译经工作，并翻译出《大方广菩萨十地经》、《杂宝藏经》等五部，共计二十五卷，在当时是一件佛家极大的盛事。

第三人当属文学家孝标，本名法武，又名法虎，后改名峻，山东德州平原县人。幼时家乡被北魏攻掠，孝标与其母被虏来魏都平城，孤贫不能自立，母子并出家云冈石窟寺为僧为尼。孝标虽年幼，却聪慧无比，且好学，自课勤读，后辅助吉迦夜译经，吉口授、峻笔录，记在云冈一十八年，后南奔归齐。

郦道元

地理书《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生于献文帝天安元年即公元466年，身经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卒于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即公元527年，郦道元目睹武周山石窟寺开凿盛况，并写下了：“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这是武周山石窟寺第一篇开宗明义的山水游记，寥寥数语，生动地描述了石窟的位置及山水配置，壮丽生动，画图天成，这篇小段，堪称是云冈游记的开山祖师，郦道元堪当为云冈石窟文化艺术贡献的第四人。

隋炀帝

梵宫既隐隐，灵岫亦沉沉。

平郊送晚日，高峰落远阴。

回幡飞曙岭，疏钟响昼林。

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

抗迹禅枝的，发念菩提心。

这是隋炀帝杨广大业十一年即公元615年北巡，自太原逾雁门关北上，谒方山永固陵（北魏冯太后墓），途径云冈灵岩寺作的一首诗，诗中隋炀帝特立禅林，觉悟真理，萌发佛境，抒发万法皈依的念头，渗透着浓浓的空灵，意境绝妙。这是有文字记录以来，关于云冈石窟的第一首诗。把隋炀帝这位大同外甥列为第五，无可厚非。（隋炀帝杨广是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独孤伽罗是大同人独孤信的七女儿，另独孤信四女儿嫁给陇西郡公李，生了一个儿子叫李渊，也就是后来的唐高祖）

云冈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