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文人之间为什么彼此看对方不顺眼？

曹丕曾经在其《典论·论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曹丕提出“文人相轻”的观点后，紧接着举了一个例子，

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傅毅与班固的才华本来不分高下，但班固却轻视傅毅，对其弟班超说，“傅毅不过是因为会作文章才做了个兰台令史，你看他写东西又臭又长。”武仲，就是傅毅的字；兰台令史，是东汉时期负责校对典籍之类的官职。

当然，这里曹丕并没有说傅毅对班固的态度（没有突出“相”），可以视为他逻辑中的漏洞，但我觉得瑕不掩瑜。

因为紧接着，曹丕就用当时的文人举了个更恰当的例子，“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孔融、陈琳、王璨、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是当时邺下文人集团中有名气的“建安七子”。（曹丕那段话在每个人名前是他们的籍贯，人名后是他们的字。）想要他们之间互相服气，是很难的事情。

文人之间为何普遍对彼此不服气？

根据曹丕给出的推断：“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曹丕认为，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创作特点，一个作家往往只擅长某一种文体，很难做到各种体裁都能游刃有余，但是他们却喜欢以己之长，攻击别人所短。

曹丕所言，不失为文人相轻的一个原因，但事实远没有如此简单。

值得注意的是，曹丕虽然说文人相轻的现象“自古而然”，但是他用傅毅与班固是东汉时期的例子，东汉距离曹丕的时期已经很近了。的确，“文人相轻”主要发生在东汉以后，并且在魏晋时期愈来愈严重。

尧舜禹时代时代应该不存在“文人相轻”，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连象征最高权力的王位都会禅让的时代，那时期，不管是什么“人”，大概都能相处地非常和谐。

春秋战国以后，上层阶级流行在家里养“士”，以文人为主。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所以有互相排斥的事情发生。但这种相轻，多半不是由文学上的才华方面导致的互相看不入眼，更像是同事之间互相穿小鞋。

且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纯“文学”，那时候的“文学”，往往附庸于哲学，通常是各家学说的承载体。

秦短命，加上其他各方复杂原因，依然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文人”群体，所谓“秦世不文”，鲜有“文人相轻”的现象。

到西汉时期，出现了纸（大约是公元105 年）。在动植物之皮或动物之甲骨上书写早已被时代淘汰，而简书笨重，帛书昂贵，纸张的发明是对人们书写的一次大解放。并且随着大一统王朝的蒸蒸日上，以辞赋为代表的文学也开始了空前的繁荣。

但这时期的纸还很粗糙，到魏晋时期，纸张具有轻柔、低廉、光滑优美，省时省力、量多等特点。此外，魏晋时期向来被视为“文学自觉的时代”，这时期文人们有意识追求文学的审美性与纯粹性。

当“文学自觉的时代”来临，文人数量增多，围绕文学的各种问题随之浮出水面，其中，“文人相轻”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优秀的文人为何彼此不服气，除了曹丕所说的一些文人喜欢拿自己擅长的去和别人不擅长的做对比之外，我们还能轻易想到：文章的优劣评判没有一个明确的、固定的、完全公平的标准。

正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学上的人争高下很容易，没有打一架不能区分出来的，如果一架不行，那就打两架，直到某一方服气为止。

不仅武学领域，由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各阶层，同样可以很容易区分高下：军士看谁杀敌多、农民看种地优劣、工人拿产量作对比、商人们比较盈利。（“士”是军士而不是读书人。）

而文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生产的是思想，是一种精神产品，物质形态（纸张或其它材料）只不过是思想内容的载体，而思想却具有超时空性和永久性的特点。

艺术、思想的无确定衡量性，是“文人相轻”的一个主要原因。

实名表扬一下韩愈和柳宗元。作为中唐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柳二人在政见、文学主张、思想等方面常有分歧，甚至存在着某些对立，但这些并不足以影响他们的友情，他们是至死不渝的好友。

才华高的人一般容易自视甚高，乃至性格上有些“缺陷”，这并非是个偶然。甚至，不仅是优秀的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轻视文人圈中的人，即便是稍有文才的人，也存在着一大批骄傲的人。

难道，儒家学者无法领略文学的审美性吗？实际上，他们正是看到了文学审美性的一面，这审美性的一面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也带来许多弊端。

颜氏认为“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然后举了一大堆例子，从屈原、宋玉到相对于他们近代的嵇康、陆机、颜延之、谢灵运、谢朓等人，无不是文学上才华很高，性格上却很有“缺陷”，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糟。并且进一步提出，帝王中有才华的更糟糕。

思虑之下，颜之推认为大概是由于文章的功能在于表达感受，抒发性灵。而太擅长表达自己的人往往容易盲目自负，而疏忽磨练节操。

颜之推对文学的看法虽然有些偏颇，不得不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他把这样的观点写入《颜氏家训》中，警醒让后辈在文章上务必慎重，以免恃才傲物，惹祸上身。

大抵，有才华的人会比较容易轻视他人。其实，他们中还有一些人，连自己都轻视。准确地说，他们耻于拥有一个“文人”标签。

孔子是重质而轻文的，也就是说重视实际行动、实际效果而轻视语言表达的，《论语》中有：“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孔子重行动轻言谈、重德行轻文学的立场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西汉时期，不少人因擅长辞赋而为君主所重，如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帝王却只看重他们的辞赋，让他们写赋“润色鸿业”，政治上却不予重用。

同时期的司马迁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

这话说得尤为扎心，文人不过是供人娱乐消遣的，没什么社会地位，与帝王豢养的倡优之流无差。

到了魏晋六朝之时，到了所谓“文学自觉”的时代，但依然有不少文人对文学、文人表示轻视。当然，这其中一大部分是在文学上才气很高的人。如，曹植。

曹植认为“辞赋小道”。当然，像鲁迅就说“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不少人也认为这是谦虚之语。

无论如何，曹植能说出这句话说明在他所接触的圈子中这种对文学的轻视很常见，因此曹植自觉不自觉地就有轻视文学的论调。

在魏晋那样的乱世，多数人追求的是建功立业，曹植本人说“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正是一种追随潮流的表现。

只有少数像曹丕一样的人，真诚地面对自身的才华、肯定文学的价值，甚至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即便到后世，轻视文学、轻视作为知识分子身份的不在少数。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在他看来，身为文人甚至不如普通士兵（“百夫长”），因为百夫长可以驰骋沙场，报效祖国，而文人却不可以。

其实，说到这里。不论是“相轻”，还是“自轻”，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文化心理——必须承认，我们的文化中有重“实用”的一面。

从先秦诸子著书立说目的是为宣扬自身理念起就开了个不好的头，且“学而优则仕”更在无形中规范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读书要有用，有用的表现就是做官，如果仕途失意大约也要投靠个大人物做后盾。

有没有做官，官做到多大，在中国古代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由此，纯粹的文人不但被别人看不起，自己都要轻视自己。

思绪拉回眼前，不仅是文人之间互相轻视，这种“相轻”现象是普遍存在于人际交往中的。很明显，对自我评价过高，就容易会对别人心生轻视。

这可以说是一种很难避免的人性。但是，这倒也无可厚非，从生存角度来看，自信与勇气，往往比客观事实重要得多。

坦白地说，这种人性的弱点，我本人就有。倒是也有克服的途径。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细读《洛神赋》：一则凄美的人神恋，隐含着多重审美意蕴

两司马“一则寂寥，一则被刑”：汉代文人悲剧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