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分家”究竟是怎么回事？

吴阳煜

发表于《看世界》 2020年4月

连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海上新柔长堤，上一次被迫关闭还是在1964年。如今，随着马来西亚因应对疫情而颁布封锁令—从3月18日起禁止民众出境，往日车水马龙的新柔长堤变得空空如也。

新加坡亦向马来西亚打工者喊话：要么赶紧返回新加坡，要么就得在家休两周无薪假。于是，就在封锁令生效的前夜，新马关卡上演了一场车龙足有7公里的返城大戏。

疫情：隔离不了两国相互依存

人们原本设想，疫情不会发展到如此糟糕的地步。毕竟在1月25日马来西亚宣布确诊4人后，很长一段时间，确诊数每日仅呈个位数增长甚至零增长。

然而，就从3月4日开始，在新加坡已经宣布进入橙色警戒级别之际，马来西亚还举行了过万人的宗教集会，导致新确诊病例突然出现双位数增长，甚至一天激增283例。

被“第二波”疫情杀了个措手不及，走马上任不够半月的总理慕尤丁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宣布所有大型聚会全部延期或取消。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邻国新加坡的反应似乎更为理性。新加坡一度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第三大疫情国，但凭借着快速反应的行政机制和多方协调参与的流行病应对系统，在抗击疫情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3月16日，因境外输入病例已经成为疫情大宗来源，新加坡宣布所有曾途径东南亚、日本、瑞士和英國的入境者，都须先自我隔离14天。

唯独因新马两国相互依存的特殊性，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不受新措施影响。另据马来西亚卫生部长阿汉透露，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成立联合委员会，在公共卫生、医药和信息分享等方面展开合作。

从面对疫情互持互助的开放态度上，新马之间的微妙关系可见一斑。1965年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后，狮城与马来西亚的关系降至谷底。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双方相互保持着警惕和距离，唇枪舌剑一直不断，但始终恪守“旧邦同盟”的外交底线。

时至今日，新加坡的国徽上依然保留着一头浑身黑色条纹的金虎，以反映与马来西亚之间的渊源。

合并：出于国土安全的考虑

时间回到二战结束后的马来半岛。新加坡短暂的日据时代结束后，重新掌控了整个马六甲地区的英国人，开始酝酿“光荣撤退”计划，设想在各地让出“治权”以保留“主权”，通过维持新加坡在马六甲地区重要贸易深水港的特殊地位，来继续领有东南亚殖民地。

在这种局势下，人民行动党于1954年成立，将政治目标定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纲和路线中间偏右，以推动新加坡走向“发展型国家”。

李光耀北上角逐竞选，新加坡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的关系迅速恶化。

1959年5月，人民行动党得到占新加坡人口大多数但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华人支持，在宣布自治后的首次大选中获胜。该年6月5日，新加坡成立自治政府，李光耀总理在成立仪式上高呼：“新加坡的历史从此开始了！”

在当时，获得自治权后的新加坡外部虎狼环伺。独立之初，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仅为581平方公里，经过多年扩充，也不过700多平方公里，缺乏战略纵深。因此，李光耀将目光投向了和新加坡隔着1公里宽柔佛海峡的马来西亚，积极地主张新马合并，将新加坡看作是未来马来西亚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想将新加坡建成联邦制下实现长治久安的一州。

1961年，马来亚联合邦刚刚独立4年后，马来西亚国父、马来亚联合邦首任总理东姑经过反复权衡，宣布成立“马来西亚”的计划，把马来亚联合邦、东马的沙捞越和沙巴两州、新加坡自治领，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崭新国家—马来西亚。这个计划获得以上各方的热烈赞同，就在1963年9月16日这天，新加坡正式并入马来西亚。

他应该没想到，这件喜事在不到两年后，就演变成了这位政治强人在往后几十年间，都为之耿耿于怀的憾事。

骚乱：马来西亚人还是马来人？

在20世纪60年代，凭借港口贸易的发展，新加坡已经是马来西亚联邦里最富有的地区。但很快李光耀发现，合并并没有给新加坡带来想要的稳定和开放。

首先是崛起中的印尼，正式断绝了与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禁止马来西亚的商人到印尼做生意。此举殃及池鱼，许多新加坡商户因此破产，经济受损明显。

更让新加坡人失望的是，吉隆坡方面始终不肯免去新加坡商品进入旧属马来亚地区的关税。这和李光耀原先设想的、合并后获取更大的开放市场的初衷，背道而驰。

当然，深埋在马来西亚社会文化基础里的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族群矛盾，是最终导致新马两国分裂的根本原因。1963年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时，马来亚半岛联合沙巴和沙捞越两州的人口共约700万，其中马来人占了50.1%，华人占36.9%。若把75.2%都为华人的新加坡统计在内，马来西亚的族群比例就变为马来人只占39.4%，华人占42.3%。

越来越接近、甚至在马来人看来“反客为主”的人口比例，使得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日趋紧张。1964年，马来西亚举行联邦大选，喊着“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李光耀北上角逐竞选，新加坡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的关系迅速恶化。

1964年7月21日，新加坡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骚乱。1965年5月召开的马来西亚联邦国家议会上，议会最大党巫统一方的马哈蒂尔率先发难，将矛头直指整个华裔族群。

历经此前因政见不合产生的种种不愉快，为了保持马来人对国家政权的掌控，东姑决心把华裔占主体的新加坡从联邦中踢掉，从而稀释联邦里的华人比例。

1965年8月9日9时30分，马来西亚议会以126票通过宪法修正案，即刻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在同一时间，李光耀在新加坡电视台宣布：新加坡即日起正式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

合并仅仅23个月之后，新马分裂。据说，李光耀一生只哭过两次，一次是母亲去世，而还有一次，就是在签署新马分离法案时黯然落泪。他说：“我一直认为新马应该合并，我们的经济和地理一脉相承，人民血浓于水。”

分化：族群特权与“精英治国”

尽管狮城和马来西亚确如李光耀所言，在地理上相傍为邻，但由于政治大环境体现出明显差异，两国也就此踏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马来西亚长期以来政局相对稳定，但穆斯林宗教元素和马来民族主义之间的磨合与竞争，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牵引从联邦到各州政局发展变化的两只靴子。2018年5·9大选过后，马来西亚成功实现首次政党轮替，却又在2020年的伊始，由于最高马来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使得方被外界寄予破局新生希望的马来西亚，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剧变—体现保守伊斯兰马来人立场的慕尤丁，在最高元首的支持下拾起权柄。

而自李光耀掌舵星洲开始，新加坡的执政党从未旁落政权，并且建立起一套以人民行动党为核心的威权政治体系。总体而言，这样的体制为新加坡内部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减少了人民行动党在建构新加坡民族国家中的施政阻力，在攸关大局的一系列治国方略上保持了连续性。

新加坡人均GDP达6.46万美元，超越美国、德国，是韩国的两倍多。

2018年，人民行动党公布了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以王瑞杰、陈振声领衔的第四代领导人轮廓初现，显示在李显龙之后，新加坡“精英治国”路线不变，权力交接有序平稳。

在经济方面，新加坡利用自身作为深水转运港的天然优势，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出口工业;到了80年代中期，又在电子行业、石油冶炼等领域重点投入，位列“亚洲四小龙”;进入21世纪，新加坡反思过度依赖制造业、依赖外贸出口的思路，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拓展知识经济，并于2010年第一次在经济总量上超越马来西亚。

如今，狮城已经是国际金融、商贸和旅游中心，还是闻名遐迩的“花园城市”，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2018年，新加坡人均GDP达6.46万美元，超越美国、德国，是韩国的两倍多。

在2018年东南亚各国的GDP总量排行中，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列第三、四名，两国的差距在百亿美元之内。

作为全球最大的橡胶出口国、全球第二的油棕出口国，马来西亚的经济十分依赖出口和外来投资。20世纪70年代，得益于政府出台的种种优惠政策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并且依靠相对完善的基建与廉价劳工，马来西亚吸引到英特尔、博世、松下等外企投资，让原本依赖农业、矿业的经济成功转型。

相比新加坡，马来西亚幅员广阔，又被分割成两个不相连的部分。马来半岛部分相对发达，加里曼丹岛部分相对落后，发展很不均衡。虽然这些年马来西亚的IT制造、石油石化等产业在东南亚地区已具有一定影响，可还不能全面提升马来西亚的整体竞争力。

而今，不算防控疫情期间的特殊措施，新马两国依旧往来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早已固化。两国之间的兀兰和新山兩个陆路口岸，在工作日的下班高峰期，常常堵满了从新加坡下班回家的马来西亚人，而在节假日，又随处可见过关赴马来西亚休闲观光的新加坡游客。

人均淡水资源量全球倒数第二的新加坡，全国有一半的用水需要从马来西亚的柔佛水库引入。不知道在遥远的未来，新加坡国徽上的鱼尾狮和黑纹虎，会否有再度拥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