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簪笔制度：毛笔从奏事记言到官员礼仪冠饰的蜕变

毛笔不仅仅应用于书写和绘画，亦对我国古代官员服饰礼仪有巨大影响。在各朝各代的不断发展中，毛笔的使用演变为官员的簪笔制度，从最初的官员奏事记言的工具，蜕变为古代官员的礼仪冠饰。

目前所见最早的毛笔实物，是在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一只战国中后期的竹竿毛笔。稍晚一点的有河南信阳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的楚墓中出土的三支秦笔。汉代的毛笔出土较多，在烽燧遗址和许多汉墓中皆有发现。而在战国以前，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图案的精妙绝伦与商周时期用朱墨书写的甲骨卜辞，皆是更早的毛笔使用的印证。

这些出土的较早时期的毛笔有着共同的特征——整体造型上，笔杆呈现为下端较粗，上端则较为尖细，与唐宋及以后的毛笔构造不同。这一特征源自毛笔的使用在古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形式——簪笔。

簪笔，即把毛笔像发簪一样插在头上，方便随时取用，后亦称“簪白笔”“立笔”。关于簪笔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滑稽列传》中“西门豹簪笔磬折，向河立待良久。”其所言之事，乃战国时期的邺县官员西门豹整治河伯娶妻一事。可见在西汉以前，就已经有簪笔。

簪笔的出现与当时人们使用的家具有关。先秦至汉代，人们普遍使用的皆是低矮型的家具，诸如案、几、榻等，更没有可以辅助书写的高座家具。低矮的家具使得人们日常坐姿为跽坐，用毛笔书写则是悬肘，更没有适宜的置笔之处。为方便毛笔的取用，逐渐形成簪笔而书的习惯。如此，在无可凭借的案几时，亦能簪笔持牍而书，以满足书写要求。

簪笔已成为汉代官员的必需装备。古代官员上朝议政要持“笏”以便随时记录君主的命令或者旨意。朝堂上更无搁笔之处，把毛笔插在耳后无疑是最简便的方法，既能随时取用，又能易于携带。至汉代，官员簪笔已经多有记载，《汉书》就曾有“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等记载。簪笔的除朝臣外，亦有天子近臣。随侍天子左右的近臣常常“从备顾问，或有所记”。甚至民众亦有簪笔者，特别是常需纸笔记录或书写的人。

这个时期的簪笔虽然没有制度规范可言，却带有一定的“礼”的性质。官员簪笔以奏言记事，亦有向君主和其他朝臣表现自己的忠君效主和认真的工作态度，赋予“簪笔”以君臣之“礼”的新内涵。而在士官阶层的日常交往中，簪笔拜谒亦表示敬重的态度。刘贺被废去王位后，为符合礼仪的要求，在拜访太守前易王服着“短衣大绔”，且不忘戴冠佩玉，簪笔持牍。

簪笔最初的奏言记事之用，逐渐赋予簪笔更深层次的内涵，使其进一步制度化和礼仪化。汉代官员奏事记言所谨守的端正秉直，严守礼法的内涵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亦是古代官员的必备素养。有着独特内涵的“簪笔”不再是单纯的毛笔，更象征着官员们的精神内涵，尤其是文职官员。

汉代以后，簪笔逐渐走向制度化，成为文职官员的身份象征，礼仪性更加突出，并逐渐发展为一些官吏在重要礼仪场合中佩戴的冠饰。

三国时期，簪笔已演变为随驾仪仗中近臣以及一些文武官吏必需装备。《三国志》中董卓的孙女董白到封坛上的仪仗队伍中，都尉、中郎将、刺史等官吏皆按令簪笔，插于冠中。曹操的仪仗的近臣亦要“珥笔”，后称为“白笔”。这时的簪笔更加强调礼仪象征，亦是皇帝赋予近臣随侍人员的荣耀和责任，奏事记言的实用意义渐趋消逝。

魏晋南北朝时期，簪笔制度正式确立，冠中所簪的毛笔的笔头已规定为不着墨的白毫，簪白笔以示礼仪和尊敬，失去奏事记言的实用价值，成为偏重于文官的冠饰，并在庄重严肃的礼仪活动中成为文官的身份象征，亦蕴含御史等文官公正守法的职责。

魏明帝时期，簪白笔一度成为御史的标配，是御史作为文官的身份象征，御史持笏簪笔。御史在参加陪祭、朝飨、拜表等礼仪祭典中必须着礼服、以白笔代替冠簪，而面圣则不用簪笔。御史之外的亲王贵族、侯爵、公卿及武官皆不簪笔。

南北朝，继承并进一步发展簪笔制度，以梁冠替笔制区分官员等级。毛笔成为冠帻的一种礼仪装饰。甚至出现仿制毛笔的造型的官员服装饰品，缀于服外，成为尚书郎，禄令，仆射等文职官的身份象征。簪笔渐趋礼仪服冠的装饰性。亦有仿制毛笔的“垂穗”，挂于冠的一侧。可能因为“垂穗”对簪笔的改变太大，在后世并没有继续沿用。

隋唐及两宋时期，簪笔制度更加系统，在魏晋南北朝的以簪笔别文武官职的基础上，成为明确规定的不同等级官员的重要冠饰，甚至所簪之笔的装饰性更强。

隋唐时期，簪笔的礼仪冠饰的礼仪和装饰性增强。《隋书》中明确记载隋朝的官员中，只有八座子官的尚书手执白板，即“笏”，所簪的白笔用“紫橐”，即紫色的锦袋，包裹后挂在“笏头”，所执白板不再用来记事，双手执笏成为朝见君主的礼仪规范。

唐朝时期，对朝服、公服、祭服的规定较前朝诸代更加明确系统。官员在庄重严肃的礼仪活动中穿着的朝服中有针对不同官职和等级有相应的簪笔制度。武官和王爵皆不簪笔，七品以上文官的朝服必簪白笔，八品、九品之官则不簪笔，亲王及散官亦要簪笔，以笔代簪，长五寸，插于冠前，成为冠的礼仪装饰。

宋朝时期，继承前代的簪笔别官员等级的簪笔制度，但较隋唐时期有了改变。最突出的变化是宋代簪笔不在局限于文官，而是文武官员皆簪笔，皇子、亲王亦簪笔，簪笔亦有“立笔”之称。

而不同的官阶和身份所簪之笔的装饰有所不同。宋朝的皇子和亲王所簪之笔乃为银制，并有鎏金装饰。而其他官员则根据官阶的礼冠佩戴不同材质的簪笔，削竹为杆，黄丝为毫，裹以绯罗，按官阶饰犀、玳瑁等不同类别的宝石。

这时期所簪之笔已经是一种服饰礼仪象征性的仿毛笔的饰物，装饰性增强，已经失去最初有记事实用的毛笔形态。簪笔制度的礼仪象征更加系统，不再只是文官的官职象征，而是冠服礼仪中的重要装饰品。

唐宋以后，关于簪笔制度的记载甚少，并且簪笔制度逐渐淡出官员朝服的礼仪装饰范围之中，最后消失于历史长河。

元朝没有关于簪笔制度的记载，可能是因为元朝是蒙古族统治，在礼仪制定中摒弃汉人的传统冠服礼制。

明朝时期，汉人重新统治中原，统治者亦大力倡导恢复汉族的传统礼仪制度，簪笔制度得以重现。明朝的簪笔制度沿袭前代的传统，亦有新的发展。明朝的公侯伯爵按不同等级，冠饰中的“簪笔”各有不同。以所簪之笔弯曲的折数区分等级，折数越多则爵位越高。公爵冠饰之立笔为五折，侯爵冠饰之立笔为四折，伯爵冠饰之立笔为二折。

满清王朝建立后，汉人依令随满族习俗，剃发为辫，簪笔制度至此彻底消亡。束发戴冠是传承千年的礼仪传统，簪笔制度与其密不可分。清朝剃发后，“簪笔”再无可簪之处，沿袭满清文化官员的朝服冠饰中再无簪笔的影子。

簪笔之冠饰，不仅仅是礼仪制度和等级划分的象征，更有“簪笔”最初奏事记言之用所赋予的深刻涵义。早在最初，簪笔便作为文职官员忠君效主、严守礼法、刚正秉直的精神象征。成为礼仪冠饰之后，这一深刻内涵依旧蕴含其中，如同古代官员的职责向导，随时警示官吏们要恪尽职守。在古今的诸多文学创作中，簪白笔专指御史一职，可能御史更加符合簪笔奏事记言所蕴含的深刻内涵。

我国历朝历代皆有以官阶别冠服的礼仪制度，不同等级的官员的服装、所戴之冠以及相关的配饰皆有不同。簪笔制度的确立，使得“簪笔”成为官吏冠服的重要礼仪装饰。毛笔从原始的书写绘画之用，步入朝堂，成为官员奏言记事的必需装备，之后逐渐制度化，发展成为官员冠服的礼仪装饰，一步步完成蜕变。

参考资料：《古代簪笔制度探微》《古代簪笔制度考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