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乱世的开端——黄巾起义（上）：汉末朝政腐败，张角乱世传道

导语：

公元184年腊月，汉灵帝刘宏改元中平，这一年在史书中被称为“中平元年”。正值岁末，汉灵帝突然宣布更改年号，大赦天下，让那些等着过年的文武百官重新忙碌起来。“中平”意思是天下中和太平，可是这些一边忙活着张贴告示，一边赦免犯人的官员们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汉室正当多事之秋，并没有一点太平的样子，刚被送到京城的黄巾军首领张角的头颅，还在城门上高高挂着，四野弥漫着大厦将倾的气息，乱世分明还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公元184年春分，寒冬将尽，万物复苏。

民间素有：“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的说法，就连干冷的冀州（河北）也难得的下起了春雨，正是耕种的大好时节。

穿过曲折的窄巷，冀州城内一处隐蔽的居所里，一位道人端坐堂中，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屋外嬉闹的孩童依稀唱着新编的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自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以来，汉室与羌族的战争连年不断，男丁都被征发，家中的财物都被变卖，拿来买马备车，田间农事全靠老弱妇幼来干，却没人敢把这种苦难大声的唱出来，只能压着嗓子低声唱几句罢了。

道人的目光穿过门梁，跃过城墙，神州大地上瘟疫肆虐，饿殍遍野。

回望城内，官吏们依旧在横征暴敛，夜夜笙歌。

“再等十天。”道人轻叹一声，眼神愈发坚定。

这位道人就是当时风靡全国，徒众百万的太平道首领，自称大贤良师的张角，也是日后带领黄巾起义军，掀起汉末乱世风云的天公将军。

东汉末年，汉灵帝刘宏少年继位，外戚和宦官轮番窃掌国柄。

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虽然只是食俸两千石，但却负责管理皇帝文件，代表皇帝发表诏书，是皇帝最为亲近的人。

汉初，中常侍没有固定的编制，但惯例是设四人，秩级千石。到汉灵帝时，陡增至十二人，被称之为“十常侍”。

汉灵帝十分信任他们，甚至对人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灵帝在位的二十年间，十常侍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

公元168年9月，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在星象术士眼中，此乃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

于是对宦官乱政早已深恶痛绝的辅政大臣窦武联合太傅陈蕃，准备借此机会动手除去十常侍等人。

九月初七，轮到窦武休假回家，宦官趁他出宫的机会，偷看了他的奏折，得知士人的计划，于是连夜歃血为盟，发动政变。

十常侍等人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汉灵帝，胁迫尚书假传诏令，以密谋造反的罪名追捕窦武、陈蕃等人。

年过八旬的陈蕃素来清高刚直，听闻政变发生，遂率领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冲入承明门，欲以清君侧、肃宫廷。然而陈蕃等人才到尚书门，就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窦武见大势已去，于是就自杀了。窦武自杀之后，宦官把他的头颅砍了下来，挂起来示众十几天。

窦武下属的官员，以及他的学生和亲属等人也被杀了很多，流放到南方一部分。

公元169年，山阳郡督邮张俭弹劾中常侯览，回乡为母亲扫墓时铺张扰民，同时还拆毁了侯览的房屋和祖坟。

侯览大怒，指使手下上书弹劾张俭等二十四位山阳名士结党，图谋不轨。

汉灵帝看见奏章后，问计于宦官曹节，曹节便借题发挥解释说党人危害社稷，要求扩大到全国范围清剿党人，灵帝准奏。

听到消息的张俭被迫四处流亡，在逃亡的路上，他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但没有一户人家因为怕被牵连而不收留他，正是在众人的帮助下，张俭才得以逃到塞外。

这期间，因为收留张俭受到牵连而被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郡县也因此残破。

最终，这场政治灾难造成了大量士人逃亡，被迫害致死的达六七百人，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七年后，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朝廷予以平反，灵帝大怒，将曹鸾罢免入狱。

在狱中，曹鸾被拷打致死，之后灵帝颁下诏书，凡是当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凡有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

自此以后，士人噤若寒蝉，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东汉末年，朝政腐朽黑暗，各地贪官污吏遍布，加上各种自然灾害瘟疫流行，中原大地上呈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状，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

百姓不堪忍受，纷纷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间，有记载的大小农民起义近百次。

当时民间曾流行一首歌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

冀州作为九州之首，是当时灾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被逼反抗的灾民层出不穷。

张角生于冀州巨鹿郡，传说他年轻时曾被一个道士看中，传授其《太平清领书》。

此书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其中不乏反映贫苦民众疾苦与要求的思想，结合《太平清领书》和早期流行的黄老思想，张角与他的两个兄弟张宝、张梁三人便以推翻腐朽没落的东汉王朝，建立太平社会为己任，创立了太平道这一组织。

《太平清领书》中记载：“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行之言，不若国之一贤良也。”

张角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利用书中的言论造势，自称大贤良师，并且认为他的两个弟弟张宝、张梁是大医，利用这种宣传手段让社会上的人认可他，信他的教。

就在张角把毕生精力用在改朝换代之时，镇压党人名士，把朝政完全交给宦官把持的汉灵帝刘宏却把他全部的才华和精力，用来成就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的皇帝之名。

汉灵帝很喜欢做生意，所以就让人在后宫中仿造街市、市场各种商店，让宫女嫔妃一部分扮成各种商人在叫卖，另一部分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还有的扮成卖唱的、耍猴的等。

而他自己则穿上商人的衣服，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在这人造的集市上走来走去，或在酒店中饮酒作乐，或与店主、顾客相互吵嘴、打架、厮斗。

还有一次，太监在上朝的时候把狗也戴上了进贤冠，束上玉带，穿上蟒袍，打扮成官员的模样，走到了朝堂上。汉灵帝看见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还拍手叫好，冲着狗说：“好一个狗官。”一旁的官员心中自然是十分恼怒，但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除了宫中市外，汉灵帝还在西园开办了一个官吏交易所，明码标价公开卖官。

汉灵帝亲自制定卖官的条件，由于地方官油水多，所以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

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两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两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

如果没有钱，但是也想当官的，还可以先行上任日后翻倍还上。

到后来汉灵帝更是变本加厉，凡是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于他二十五年以上的正常收入，这也导致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吓得弃官而走。

而那些拿钱上任的官吏，更是刮地三尺，大肆收刮民膏民脂，以求收本得利。

买官的人中最为大方的是曹操之父曹嵩，为了当上太尉一职，曹嵩花费超过底价十倍的成本才如愿以偿。

《后汉书》中记载：“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一亿钱约合黄金5000斤，这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买官的最高价了。

公元177年，司马直被任命为钜鹿太守，当时担任太守官职之人都需上交两千万钱，汉灵帝因为司马直颇有清廉的名声，就减为三百万钱。

司马直接到诏书后惆怅地说：“我担任百姓的父母官，却要剥削百姓，就为了满足自己的仕途，我不忍心啊。”于是辞以疾病，拒不接受任命，但朝廷再三催促司马直交钱上任，司马直无奈出发。

走到孟津时，司马直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之后吞药自杀。

东汉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约为5648万，到了三国归晋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数只剩下了780万左右，100多年里人口锐减高达85%，而人口减少的年份主要集中在公元184年到208年这短短的20余年。

除了战争之外，瘟疫无疑是毁灭数千万人性命的真凶，当时的冀州瘟疫流行，十室九空。

张角常持九节杖在灾区行走，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并以此掩护宣传《太平清领书》中关于反对剥削、敛财主张平等互爱的学术观点。

贫苦的农民无钱买药，纷纷请他画符治病。张角给人治病前，先教病人叩头思过，请求上天宽恕自己，解除自己的罪过与痛苦。

然后把神符焚烧成灰，让病人用酒或水和合饮下，即为吞符。

有的人喝下后病情果真日渐好转，张角便称这是信其道的原因，而有的人病情没有好转，张角则将其归咎为他们心不诚的缘故。

随着张角名气的增加，冀州的教众迅速扩大，随后张角又派出弟子八人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以善道教化天下。

当时有很多民众不惜变卖家产，千里迢迢前往冀州投奔张角，沿途挤得水泄不通，尚未到达就病死在途中的人数以万计。

《资治通鉴》中记载：“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

郡县的官员并没有察觉张角的真实意图，反而上报说张角教民向善，因而为百姓所拥戴。

然而，时任司徒的杨赐和马徒掾刘陶察觉出了异样，他们先后上书称张角有谋逆之心，建议汉灵帝公开颁发诏书，命令刺史、郡守清查流民，然后悬重赏捉拿张角等人，把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

但是灵帝对此毫不在意，反而下诏让刘陶整理《春秋条例》。

在张角传道的十余年间，太平道势力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徒众达数十万人，主要是贫苦农民，也有城镇手工业者，个别官吏，甚至宦官。

按照军事编制，张角将这些道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设渠帅统领。他还用谶语形式四处散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

公元184年初，张角感觉身体隐约有点不适，此时的太平道发展势头迅猛，已经引起官府的重视。

唯恐迟则生变，张角决定于三月五日，即甲子年甲子日发动起义。

二月，张角命人在京师洛阳和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作为发动起义的信号。同时又派遣大方首领马元义，召集荆扬地区道众数万人到邺（今河北临漳），准备配合京师附近的起义军围攻洛阳。

此外，马元义还多次到京师洛阳，约定中常侍封谞、徐奉为内应，在三月五日里应外合一道起义。

按照张角的计划，三月五日当天，朝廷内会有政变，洛阳城内道众和宦官配合发动兵变，同时洛阳城外还被包围，那时的朝廷不会有任何准备，官兵一时也很难调动。

三层夹击，洛阳想不失守也很难，如果计划成功的话，就能以极快的速度攻占洛阳，废掉皇帝，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权。

张角明白，自己靠宗教信仰拉起的这支农民军，恐怕难以同正规军打持久战，因此他的计划几乎全靠洛阳这一击。

为了这致命一击他足足准备了十几年，只要一战功成大汉王朝就倒塌了一大半。

如今只要耐心等待马元义归来，三月五日一到，八州俱起，大汉的天就要换了。

参考资料：《后汉书》、《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