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而言,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是一个大变革时期,原本处于封建制的社会结构,已经慢慢有了近现代的雏形。
这一大变革得益于11世纪到13世纪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作用。这段时间里,欧洲的气候一直相对温和,适宜农作物生长,人民不仅能够获得物质上的享受,宗教也给予人们心灵上的安慰;入侵的敌人已经离开,安定与繁荣成为主旋律。
农奴制度基本上走进了历史,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蓬勃发展,导致商人地位上升逐渐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而为了适应商业货物流通的速度,货币经济自然而然地取代了落后的自然经济;人对自由的渴望促进了精神的觉醒,为后来文艺复兴培养了土壤。
一切看起来都在奔向美好的未来。但是,刚刚迈入14世纪,这种光明的前景,就被突然降临的小冰河期打断,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进入了多灾多难的时代。
小冰河期简单而言就是温度骤然降低,直接导致农作物产量低,原本可以抵抗传染病的牲畜遭遇了大面积死亡。降水量也随之增多,洪水一次又一次吞噬了欧洲的庄园。天灾已经足够让国家的普通百姓绝望,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又加剧了欧洲悲剧的程度。
黑死病并非是当时欧洲人的称呼,当时的欧洲人称之为大瘟疫。黑死病起源于中亚,随着贸易的交流被带到了欧洲。
黑死病最先来到西西里岛,然后是威尼斯,1348年夏天占领了巴黎,同年4月到9月流行于佛罗伦萨。1349年末,整个欧洲基本上已经沦陷。
其中的一个插曲,也是让人啼笑皆非。当黑死病蔓延到英国的时候,苏格兰人认为这是上帝对英国的惩罚,于是出兵英国,结果不仅出征的士兵得了黑死病,还把黑死病带回了苏格兰。
黑死病能够如此快速地传播,除了本身的特点之外,还在于当时人们对黑死病的不了解,并且缺少相关的医疗防护措施,今天我们熟悉的隔离政策要等到15世纪才会出现。
黑死病爆发的时候,正是人们对宗教信仰最狂热的时候,人们对身边人死去感到无能为力,纷纷来到教堂祈祷,不仅大量牧师被感染,很多原本没有感染的人也因为接触黑死病人而死在了修道院。
修道院称为重灾区,也没有改变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更加坚信这场瘟疫是上帝的惩罚,很多神职人员组织起来了游行,并且一边游行一边用皮鞭抽打自己,减轻上帝的愤怒,让瘟疫赶紧离开。此时的教皇却躲到了僻静的乡村,躲过了一劫。
受到瘟疫笼罩的欧洲人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发泄的渠道,很快他们就找到了,那就是犹太人。愤怒的基督徒们将怒火倾斜到犹太人身上,基督徒们捣毁犹太人的定居点,甚至举起了屠刀,在这场天灾面前,至少有上万的犹太人被残忍地杀害。
欧洲人死去之后,要举行隆重的葬礼,但是面对着日益增加的死亡人数,这一仪式不得不取消,无数的尸体被扔到河里或者直接扔到坑中掩埋。
用人间炼狱来形容当时的欧洲一点都不为过。一位黑死病的幸存者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父亲抛弃儿子,妻子抛弃丈夫,兄弟反目······大量的尸体暴露在阿荒荒野之中,被野挖出来啃食。
1349年年底,黑死病得到了缓解,但是人们依旧沉浸在悲伤之中,接下来的1369年,1379年,1390年,黑死病卷土重来,所造成的冲击虽然没有第一次那么严重,但造成的精神紧张笼罩了欧洲人接下来的几个世纪。
今天的学者们依然没有对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有一个确切的评估,一方面是由于资料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死病伴随着战争和饥荒,无法确切的分辨死亡人数属于哪一类,可根据历史资料来看,这场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绝对是空前绝后的,死亡率让我们读来更加心惊胆寒。
城市的死亡率明显高于乡村,这并不意味着乡村绝对安全,仅仅意味着乡村并没有城市那样惨烈而已。当时欧洲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不过才几十个,米兰和巴黎人口最多,大约20万人,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超多10万人。
可是经过黑死病的扫荡之后,巴黎剩下的人口不足10万,佛罗伦萨直接减到4万左右,死亡率都在60%左右。那么乡村呢?乡村不太具有代表性,因为差异太大了,法国农村大约是30%,而英国则在50%。
美国的著名学者詹姆斯·W·汤普逊在上世纪描写黑死病的时候,认为很多人对黑死病的死亡人数有夸大的成分,他甚至认为黑死病死亡率不足四分之一。在今天看来简直太荒谬了。
通过对比我们就可以清晰的发现,一直到16世纪初,欧洲的人口都远低于14世纪初,这场瘟疫带来的人口锐减可想而知。
黑死病虽然在14世纪又几次光顾欧洲,但是之后直接的杀伤力已经远远没有第一次那么严重,但是黑死病间接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直到今天,欧洲的某些乡村地区还是可以看到一些黑死病时期遗留下来的断壁残垣。
黑死病的影响大体为三个方面: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信仰危机。
经济危机不难理解,大量的人口死亡,劳动力严重短缺,大量的土地荒芜,原本建立起来的工厂也已经倒闭。
起初,幸存者们很高兴,手中的金钱比之前更加值钱,也变得更加富有,于是可以肆意挥霍;不过这种情况没有坚持太久,人们慢慢发现,物价越来越贵,因为欧洲已经停止生产商品。
这种经济紊乱的现象,进一步加重欧洲的经济危机,以及政府财政系统的崩溃,继而演化为政治危机。
欧洲培养官僚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而突然黑死病造成政府雇员的骤减,一时间无法填补这个空挡,欧洲的政府基本上处于停摆的状态。
政府起到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作用,一个瘫痪的政府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紧要关头,也管不了那么多,于是很多没有政治素养的人通过走关系进入到政府职能部门;庞大的空缺也将很多中饱私囊之人吸引到了政府组织里面。
一个人没有能力的官员顶多被人唾骂几句,尤其是那个欧洲一片荒凉的时候,但是中饱私囊的人造成的危害可就更大了。
除了政府的公权力,教会还能给人们带来道德上的约束,不至于人们走上歧途。可事实上,这个时候的欧洲人已经发生了信仰危机。
如果说黑死病是上帝的愤怒,就像神职人员陈述的那样,为什么一点提示都没有?而且牧师的死亡率会远远高于普通人?类似的问题,让很多人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
今天的欧洲同样面对着类似于700多年前黑死病,但历史似乎是在重演。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梳理欧洲几百年前的大瘟疫,是为了寻找前车之鉴,避免悲剧的重演。今天的疫情问题不是某一地区的问题,而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共同为人类祈祷,摒弃种族差异,毕竟We Are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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