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直白到含蓄地蛊惑，浅析农民起义口号的变迁

引言：自秦始皇鲸吞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开始，自其兴也勃焉的盛世到其亡也忽焉的结局，如影随形的农民起义一直是王朝的跗骨之蛆。

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农民战争不胜枚举，甚至连看似温柔的宋王朝在319年时间里爆发过八九百次。

所谓“起义”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但每次集中爆发，都会带来整个华夏大地的人口数量带来断崖式的下降。比如西汉统一全国之后，人口不及以前的三分之一；东汉建国之时，人口同样减少了三分之二；黄巾起义后，东汉5700多万人口到晋初依然只有八百万。

口号的实质性分析

那么农民战争之所以能够裹挟如此巨量的人口基数，除了饥荒、暴政等客观原因之外，一个极具煽动力的口号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由笔者带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吧。

吃第一口螃蟹的大泽乡起义掀起了“秦失其鹿”的起义浪潮，其振聋发聩的“将相王侯宁有种乎”其实是一个很高大上又很差劲的口号。

说他高大上是因为陈胜一语道破了“将相王侯真TM的有种”的现实存在性和非合理性，人人生而平等，不应该在出生时就注定要走的路，在那个特定时代能有这个见识，陈胜的眼光确实不负这“鸿鹄之志”，甚至无师自通地知道要扯楚怀王和扶苏的大旗；说差劲是因为这个口号给人一种没谈恋爱就提出洞房要求的误解，造反的目的就是成为“将相王侯”（几千年都是）本来没错，但如此赤裸裸的口号只能做不能说，类似于潜规则。

而且这个口号给予了所有造反行为的合法性，对于“革命成功”之后的工作开展是极为不利的。而且跟着俩人参加造反的都成王侯将相了，那黎民百姓的角色又由谁来扮演呢？口号一出，就感觉像电影版《鹿鼎记》陈近南对韦小宝说的“他们抢了我们的钱，我们的女人，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抢回来”的既视感。

时间流转到两汉之际，王莽的复古改制失败带来了由实际被豪强地主阶层裹挟的绿林、赤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高潮。因为当时的起义者们没有打得出手的起义口号，唯有一个叫李通的人想出了一个口号“刘氏复起，李氏复辅。”

这是一个在革命阶段极具号召力的口号，西汉两百年的赫赫武功和清平盛世让其正统的概念深入人心，尤其在王莽人心尽失的情况下。虽然其本质也是“换一个皇帝”，但却给人一种不为自己谋事的感觉。因此推翻王莽的事业在刘秀兄弟的辅助下很快获得成功，至于被抄了后路，乃是后话。

▲黄巾起义仅仅九个月就成了各路英雄练级的经验包。

到了东汉末年，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战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伴随地方豪强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和昏君辈出的庙堂之乱，以黄巾道为代表的宗教势力深入民间并成为后世造反的主要力量之一。

黄巾“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包含了时间、原因、意图和谶言，对于知识水准极为有限的底层民众而言极具颤动性性。起义很快席卷了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虽然很快被豪强实力联手绞杀，却成功为三国时代做好了铺垫。

到了东晋五斗米教仍然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发动起义，但效果都不甚好。

隋唐之际又是一个各路英雄的大舞台，瓦岗、窦建德、李渊集团和王世充等豪杰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丝毫不逊于将星云集的三国时代。

▲隋朝三征高句丽示意图

“天下皆反”的起因源于隋炀帝的好大喜功，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三征高句丽和开疆拓土中的任何一件都是千古伟业，他却在十余年内干完了。

首举义旗的王薄在长白上（今山东邹平、章丘交界处）发表了《无向辽东浪死歌》。

又莫向辽东去，迢迢去路长。老亲倚闾望，少妇守空房。有田不得耕，有事谁相将。一去不知何日返，日上龙堆忆故乡。又莫向辽东去，从来行路难。长河渡无舟，高山接云端。清霜衣苦薄，大雪骨欲剜。日落寒山行不息，荫冰卧雨摧心肝。又莫向辽东去，夷兵似虎豺。长剑碎我身，利镞穿我腮。性命只须臾，节侠谁悲哀。功成大将受上赏，我独何为死蒿莱。--隋·王薄

诗中充满了不愿“浪死”的现实悲凉，同时传达给民众的是一个无奈的信息——我们已经没有活路了！这如同在沸腾的民怨中加入了一丝火星，很快形成了“十八路反王”的燎原之势。

上述阶段的农民起义真实战斗力是不强的，除了绿林赤眉侥幸成功且很快为旧贵族集团攫取了胜利果实之外，其他甚至连坚持的时间都极为短暂。

但当代表农民阶级利益诉求的口号出现之后，其战斗力瞬间实现了飙升。

没错，就是黄巢。他领导的起义提出过两方面口号，分别是起事之时的“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和后来“天补均平！”、“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的口号。前者带有很浓的怪力乱神色彩，而后者则第一次将“均田”纳入了起义纲领。其实唐朝藩镇割据势力的强大某种程度上对于农民起义存在一定的抑制，但在壮大的农民义军面前，只能目送黄巢大军一路北上，最终“天街踏尽公卿骨”，宣告了世家大族时代的正式落幕。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不第后赋菊》

黄巢这个口号的假设前提在于“王侯将相”自然是不可能见者有份的，以“天补均平”的方式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作为大齐政权获得底层支持的条件，对于范围极广的民众而言具备极强的鼓动。然而，历代农民战争不论成败都未曾真正实践过这一口号，直至近代土地革命之前。

因此类似口号其实是在忽悠，虽然破绽百出却屡试不爽，且自此之后都莫出其外。宋代王小波的口号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李自成凭借“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民谣水准的幼稚口号也以流寇攻破了北京；

而太平天国在将邪教作为国本的同时，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等。”这般脱离实际的绝对平均主义口号根本未曾落实过一丝一毫，但甚至得到了远在德国的马克思的赞同。

这里插播一个造反专业户--白莲教。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

▲历史上真实的白莲教，与电影里其实相差无几。

经过长期流传，在元代白莲教的组织和教义都出现了质变。鉴于游牧民族政权对于宗教管制经验的缺乏，白莲教迅速发展成颇具规模和组织力的宗教组织。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一些白莲教组织成为率先反元的力量。

元末的黄河大堤上，白莲教通过“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和实物成功勾起了人们对于游牧政权的不满和对于宋朝的怀念，从而发起红巾军起义并再起掀起“天下皆反”的局面。

红巾起义领导人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又称明教），最终赢家朱元璋率领的明军，最初也源自岳父郭子兴率领的滁州红巾军。

明朝建立之后吸取教训将白莲教试图禁绝，但实际操作中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终明清二代白莲教主导的民变此起彼伏。比如永夜年间捋的唐赛儿起义以及打破“康乾盛世”虚幻繁华的清代白莲教起义。直至建国前后才逐渐丧失民间基础而走向消亡。

作为本土化的佛教分支，白莲教带有非常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他们往往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产生很大影响。而弥勒佛在佛教经典被认为是未来佛的存在，信奉白莲教的人往往认为现实已经足够的糟糕，才会把希望寄托在未来。

换句话说，只要现实糟糕，白莲教就会卷土重来。

综上所述，农民起义口号可以归类为三种，一类是直白型，比如陈胜吴广和王薄；第二类是宗教型，喜欢用谶言来蛊惑民众，比如白莲教和黄巾道；第三类是“均田”型，无论落实情况。

可以说，起义口号是主要领导人最直观的认识，深刻地反映了其对事态的认知和战略规划水准。起义口号的变迁也反映了农民战争形式的变迁和进化，前两者没有成功案例，唯独第三种或者后两者的结合方有成功的可能，比如朱元璋。

▲难得的成功案例

朱元璋能够得天下一方面在于自带天底下独一份的政治天赋，同时明军在利用白莲教初步获得势力范围之后主动放弃了明教的的交易，转而与淮西智囊集团合作，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斗争的性质，在历史的定位中，朱元璋是不是农民起义者，只能说该集团的首脑是“淮右布衣”出身的逐鹿者。

而一旦抛开朱元璋，所谓“农民起义”竟然就再也没有成功的记录了。

PS:朱元璋后期北伐的口号是“驱除鞑虏”，将农民战争上升为民族大义，的确高明。

中性地说，所谓“农民起义”是专制朝廷和民间社会矛盾的反映，而不是所谓的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后者应当以“革命”来称呼之。

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导主体从来不是老老实实的农民，而是各式各样的社会边缘人。比如黄巢是私盐贩子、李自成是作为驿卒的乡村无赖、洪秀全是科举失败的不第秀才。这些人无非就是想浑水摸鱼罢了，如何代表农民的利益呢？

因此从得与失而论，笔者想不出支持纯粹农民起义的理由。

▲拜上帝教

太平天国起事路过湖南时，曾有人劝谏洪秀全抛弃拜上帝教转而与高举驱除鞑虏的义旗，但洪迷恋于崇高宗教地位而未能采取，石达开曾招安左宗棠亦未成功。后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号召士大夫阶层为维护名教而战斗，将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上升到文化对抗和维护儒教的层面，动员知识分子镇压太平军。

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国藩《讨粤匪檄》

乌可

这一招如同釜底抽薪，直接击穿了太平天国的思想合法性，从而被舆论定性为妖言惑众的邪教组织，注定了其江河日下的必然结局。

结合朱元璋和太平天国案例可以看出，凭借宗教作为手段的改朝换代力量必须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与之划清界限，不然必定为士大夫阶层所识穿并拒绝之，单纯的宗教手段于中国而言无异于取死之道。

从无数次改朝换代的经历来看，哪怕是亡于外夷的情况，能够得到一个稳定的天下主要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作为作为饱读诗书之辈，他们一方面拥有高超的战略规划水准，一方面也是舆论的掌控者和历史的书写者，在军事集团结合之后能够爆发出最大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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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

这个阶层在隋唐之前是世家大族，之后则是读书人，前者掌控政治的阶段其与农民起义合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在隋唐之前改朝换代带基本是因为贵族的篡权；后者则不得已在各起义集团中选择一个作为代言人，进而扶植之，比如淮系集团外加刘伯温之于朱元璋，李岩之于李自成。就一味的农民战争而言，失败几乎是唯一的结局。

▲明朝官僚

总而言之，士大夫阶层与上层具备天然的亲和力，相反对于农民等社会底层则有着天生的排斥。如何摆脱愚昧无知的出生设定进而得到这个阶层的好感，是农民起义军甚至改朝换代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而历史上有这种见识的农民成员实在太少了，甚至于朱元璋也仅仅是利用的关系，大功告成之后杀起功臣来比刘邦还狠。而刘邦对于读书人阶层是网开一面的，他甚至连劝韩信自立为王的蒯通都能容忍。

因此刘氏到了南北朝依然被视为正统，而明王朝某种意义上亡于与士大夫阶层的离心离德上。

历史定位

历史上能够为历代统治集团所认可的农民战争并不多，唯有比如秦末、隋末等天下皆反的阶段，大概泥沙俱下才能具备合法性吧，不然如何对改朝换代自圆其说呢？

绝大多数则被称之为“反贼”、“流寇”，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定位不无道理，然从根本上而言统治阶级缺乏对于起义原因的深层次反省，反而以“天命”来搪塞自身政治上的不合理，这是不可取的。

起义经历各不相同，但究其原因无非有三：

古代民众的理想就是好好种地，却偏偏有人不答应。

第一，表面上看，“官逼民反”是诱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虽然在世界上中国农民以其勤劳、温和以及强大的忍耐性而闻名，但毕竟“兔子急了也咬人”；

第二，根本上讲，“土地兼并”和“人口爆炸”是根本原因，两者的合力导致生活资料的缺乏成为必然，势必带来战乱造成人口减少和生产资料再分配；

第三，人心上讲，“将相王侯宁有种乎”的诱惑是许多组织者的初心，真正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朝代未曾听说。

封建王朝阶段不具备摆平上述三点的思想和社会基础，因此遵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是必然的。

而建国以来，与史书上“贼寇”的定性不同，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被官方史学界认为是正义与进步的化身，这就未免矫枉过正了。

“贼围陈郡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旧唐史》

上面是正史上对于黄巢吃人的记载，用几百个巨大的“碓”，每天把几千人推入“碓”中，舂碎了，和骨吃。六十万大军从广东一路吃到长安，怕是至少要吃上几百万人，虽然有争议，但根据其后来表现来看，离真相怕也不远了。

如果这样也可以称之为正义的话，那还有什么过错是不能原谅的呢？当酒后吐真言的宋江在浔阳楼上写下“敢笑黄巢不丈夫”的时候，其实已经注定了北宋统治阶层对于他“反贼”的定位了。

而且，历次无疾而终的农民起义对于历史而言几乎毫无贡献。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的直接后果是满清坐收渔翁之利，太平天国则是变相加深了满清的边疆危机，杨么起义让北伐的岳家军半路返回平乱，方腊起义导致北上争夺幽云十六州的西北军折返南下。

换而言之，结合对于社会的破坏性，所谓农民起义最大的功能只是在于洗牌罢了。

从事实上看，中国古代历史神之世界少有靠农民起义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情形，农民一直是社会的底层。

从统计角度看，这个阶层缺少真正的领袖，历朝历代实际以安抚农民为第一要务，在这个层面挑起的激烈行动，不仅不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实质的影响，反而会造成社会不必要的动荡。

更进一步，社会的进步如果到了必须靠革命才得以推动的话，是社会成本相当大的非最优选择，也是最后不得以的选择，社会治理结构必须进行再造，不仅要避免群众革命性激烈行为，而且应使社会前进的力量通过正常的社会成本小的渠道释放出来。

被他人的一己之私裹挟，以自己身家性命为赌注进行火中取栗的愚蠢行为，必定为智者所不取，于古于今而言都是如此。

当上图的口号出现之时，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摒弃了过去对于“均田免粮”的执着，转而涉及到对于国家基本制度的设想。从此，造反的形式不再是民变而必须称之为“革命”了。

民国成于社会对民族大义的支持，亦亡于对于底层诉求的忽略。以史为鉴，可鉴得失，抛开成王败寇的宿命论，观王朝兴衰必定能心有所悟，于今时必有裨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