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公民参与，是提升危机治理能力的“充分必要条件” | 社会科学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全国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应。当前，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形成了一体两面的格局，即在制度层面形成国家或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行动层面形成以行动能力为核心的现代化。与一般治理理论无异，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也需要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增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效应，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政策执行力”的关键要素。

　　原文 ：《政府与社会协同提升危机治理能力》

　　作者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涂永前

　　图片 | 网络

　　政府与社会协同是提高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化、社会多元化、影响力国际化不断加强。从四十年前的相对确定的传统农业社会快速发展到今天基于社会发展及国际交往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风险社会，如何应对突发公共危机和不确定风险是对国家治理能力极大的考验。然而，传统官僚制的局限羁绊着国家危机治理能力。

　　2019年底由武汉率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地方政府的危机管理机制捉襟见肘，公信力也再一次遭遇滑铁卢。幸运的是，伴随着信息变革的社会发展，每个公民都有可能知晓并参与到危机治理中来，经济社会的兴起使整个国家的危机管理从以政府为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转向政府与公民互动的框架。目前，公民需求的提高以及公民权利的扩张日益表现在政府不断加强与公民的互动上。

　　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政府在引领危机治理建设时采取新的思维框架及方式。地方政府能否改变自我中心意识，能否实现有效沟通，进而整合、激发和调动社会责任感，成为政府增强权威和公信力的核心要素，也成为政府提高危机治理能力的关键。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是新时代提高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

　　回顾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历程，治理社会化的兴起与发展是政府代表国家和社会寻求价值正当性的自我求证，更是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自我革命。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我国在国家治理领域并不一定要趋同于西方世界，但一定要正视社会建构的内外价值，尤其要关注公民之于国家或政府的价值。据此，在公共管理领域注入社会化的价值理念，可以改良并超越传统的官僚体系，推动治理体系目标明确化、治理能力效率化，增强政府对外部条件变化的回应性。

　　在国家治理层面提出加强政府与公民互动，是由反思传统政府管理模式而提出的，也是新时代我国在国家治理领域的发展范式。在长期政府全能模式下，受“管理主义”思维影响，公民参与往往囿于形式意义，人们很少从实质层面研究政府与公民的互动问题，社会与政府之间往往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公民参与似乎并不甚积极。历史和现实表明，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随着经济社会化发展，治理社会化必然成为国家治理不可忽视的趋势，政府治理在社会领域越来越多地体现并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变革，政府与公民之间有了更加畅通的沟通桥梁，并出现加速耦合的趋势，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凸显民主价值成为基本趋势。美国著名公共管理学家登哈特曾援引李维坦的话强调：“一个民主国家不仅要以民主原则为基础，而且还要民主地行政，让民主哲学渗透行政机器。”某种程度而言，加强政府与公民互动既体现着人类基于实践行动的话语逻辑，也体现政府与社会二分法则上的共识尊重。

　　促进公民参与在理性中实现自我品格

　　在公共危机事件及其应急处置的常态化和复杂化态势下，公民参与其中是有必要的，应该从政府层面主动与公民加强沟通，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在治理行动中充分考虑政府与公民互动，审视我国的危机治理过程，会发现政府危机处理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足。

　　在全能型的政府体制之下，政府层面虽然一直提倡“为人民服务”，但如果落实在行动上仅靠政府官员的自我意识和素养水平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与公民的互动，从而提高治理社会化水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中国，随着经济社会的急剧发展、法治政府的不断建设，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体制趋向于多元化、民主化发展，例如基层群众自治得到大力推行。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实际变化，在国家治理中增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不仅是重要的学理问题，更是必要的实践问题。政府在面对一系列突发性、重大性、不确定性的危机事件时需要有效吸收来自社会层面的声音和意见，也需要所有公民的大力支持，同时，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过程中应该促使公民积极参与。

　　长期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形态使得社会发展起步晚，且趋于被动，导致现阶段在国家治理方面与公民互动存在一些问题，如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理中，存在决策沟通渠道狭窄、社会组织缺乏整合、群众建言献策缺乏有效机制等问题。背后反映的核心问题是在现有党政体制中，政府官员的政治素养及统筹协调能力很强，但专业能力不足，外行管理内行可能会导致政府行为悖论、政策和制度无法执行或出现漏洞。分析问题和提出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加强治理能力建设。

　　我们可以以这次的重大疫情为契机，理性分析政府单一结构的内在缺陷，形成管人管事两线条思路，构建专业人员、专业组织干专业事情的机制，促使公民参与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行为机制化、理性化和有效化。据此，对当前疫情应急治理过程中所凸显的公共性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我国的考虑建立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或合作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以避免重蹈覆辙形成再一次类似公共危机。可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有效地指引、整合社会力量，一方面可以通过对社会各系统的领导，进一步引领社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推动政府内部改革与完善。

　　可以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有效互动是危机治理的有效范式。

　　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这就需要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探索公民参与的常态性和有效性，保障公民参与在政府危机治理中的预见性和预防性，促进公民参与在理性中实现自我品格。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99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