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妖后孙太后，发动夺门之变前后，她对于谦到底是怎样的态度？

正统十四（1449）年，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迫切的想“建功立业”的明英宗朱祁镇起兵二十余万迎战也先，在土木堡兵败被俘。之后，曾被朱祁镇委以监国重任的朱祁钰登基为帝，是为景泰帝，任用于谦等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之后失去价值的朱祁镇，被瓦剌放回后被囚禁于南宫近七年之久。

景泰八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立朱祁镇登基，复辟后的朱祁镇对于谦等人大肆杀戮。

其实，按照明朝大位继承原则，朱祁钰无子，其死后应是沂王朱见深（朱祁镇之子）即位，从本质上讲，朱祁镇的夺门之变夺的是他儿子的皇位。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被明宣宗评价为“德义之茂”的孝恭孙皇后，为何会支持夺门之变？面对“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的于谦被害时，她到底是个什么态度，真的是劝谏朱祁镇刀下留人吗？

一、于谦帮着朱祁钰“夺位”

明英宗被俘后，京师震动，人心惶惶，不少富商巨贾、达官贵人已经开始逃离京城了。朝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官员也主张南迁，避其锋芒，比如翰林侍讲徐珵（徐有贞）早就通过“天象”预测到明英宗“北狩”的结局，在土木堡战败的消息传回京城前，他就已经安排家人南下了。

“时京师戒严，赢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汹汹，群臣聚哭于朝，议战议守未决”，这个时候的朝廷，可谓是一片混乱。

在于谦等人的极力劝谏下，孙太后决定固守京城，与此同时，她快速启动了应急程序：

迩者寇犯边，皇帝率太军亲征，已尝敕尔朝百官。今尚未班师，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尔暂总百官，理其事。尔尚夙夜祗励 以率中外，毋怠其政，毋忽其众，钦哉。

显然，从“今尚未班师”这句话可以看出来，孙太后颁布这道懿旨是有些不太情愿的，至少我们能看出她的心理处于纠结状态，对于朱祁镇被俘一事，不是积极面对，而且想刻意隐瞒下来，或者说，她对朱祁镇的归来还是抱有很大期望的。

所以，她发动后宫捐款，想把朱祁镇赎回来，宫中金银珠宝、文绮彩缎装了八车送给也先，外加大同守将筹集的两万两白银，瓦剌人收下财物，但并没有释放朱祁镇。

到了八月二十二日，孙太后终于松口了，“因虏寇犯边，不得已躬率六师往正其罪，不意被留虏庭”，公开承认朱祁镇被俘之事。不过，她紧接着又发布一道懿旨：

尚念臣民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之中，选其贤而长者见深，正位东空。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天下。

她要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郕王朱祁钰依然是“代总国政”，也就是说，他还是“监国”的身份。

一般来说，父死子立，孙太后这样的人事安排一点毛病没有，但那时正值京城保卫战。整个系统的运作，需要一个最高权力掌控者从中调度。

这个威权者必须是一个具有基本判断能力的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盖章工具。假如两岁的朱见深即位，郕王也好，于谦也罢，都会被人疑为“权臣”，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对北京保卫战是极为不利的。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社稷”的于谦坚决反对朱见深即位。

到了二十九日，廷臣联合上书：

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

孙太后见此，大势已去，与其徒劳抗争，还不如顺水推舟做个人情，也能为日后保留个资本，就颁布了如下懿旨：

卿等奏国家大计，合允所请 ，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礼部具仪择日以闻。

不过，朱祁钰虽然登基为帝，在孙太后的坚持下，朱见深还是被立为太子。

从坚守京城的态度来看，孙太后无疑是深明大义的，是值得肯定的，但她不是圣人，自己儿子的帝位被别人“撬走”，要说一点不嫉恨于谦，那是自欺欺人，说出去怕是她自己都不信。

二、于谦已成大明“权臣”

在关于是否杀于谦的问题上，有这样的记载：

复辟后，太后怜谦忠社稷，以不赏死面诸上日：“何为不留谦?”上深悔悟。

也就是说孙太后曾经向朱祁镇争取过，是否可以放过于谦。在杀掉于谦后，朱祁镇亦是深表后悔。

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看一下夺门之变前后孙太后都干了什么。

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钰病重，他儿子朱见济也于几年前去世，明代首次出现传承人危机。

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本着建立“不世之功”的心态，想拥立软禁在南宫的朱祁镇。但他们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依靠自己的力量显然完成不了这项重任。

复辟时非太后有诏，谁敢提兵人禁门者 !

这是夺门之变后尚宝卿钱溥和兵部尚书陈汝言奏文中的一句话，显然，虽然身居后宫，孙太后还是有着相当影响力的。

因此，曹吉祥等人找到孙太后，将这一计划告知了孙太后，以寻求她的支持。孙太后听说此事后，即刻颁布懿旨：

天子疾太渐，殆兴，天位久虚。上皇居南内于今八年，圣德无亏，天意有在。

一旦朱祁钰驾崩，根据明朝祖制，即位的只能是朱见深。无论是朱祁镇也好，朱见深也罢，这爷儿俩都是自己孩子，孙太后对此再清楚不过，那她为何还要支持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呢？

原因有两个，一是此时的太子之位并没有确定下来，还存在变数；二是即便朱见深即位，他还是个孩子，如果不出意外，必然是于谦这样的“权臣”监国，将来他们万一把朱见深废掉呢？

我们再看下夺门之变前夕朝堂上发生了什么。

在朱见济死后，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纶主张复立朱见深为皇太子，但遭到景泰帝的严词拒绝 ，钟同还被活活打死。

到了景泰八年 (1457)，朱祁钰病入膏肓，立储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正月十四日，群臣再次提议立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但也有反对意见，比如大学士王文、陈循 、萧锱等认为不合适，景泰帝看到群臣奏疏后“所请不允”。

基于这种复杂的局面，孙太后觉得有必要发动雷霆一击，她还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以奸臣擅谋，闭而不闻，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统，将不利于国家。

这里的“奸臣”，很显然，指的就是于谦。

北京保卫战刚打响的时候，朱祁钰授予于谦“都指挥而下不用命者，斩首以徇，然后奏闻”先斩后奏的大权。到了后来，朱祁钰想任用官员的时候，“用一人、必密访谦”，这样就导致朝廷官员“多决于少保于谦”。

不仅如此，从夺门之变后斩首的名单看，还有四名地位较高的太监，分别为王诚、舒良、张永、王勤，之所以被处决，是因为各部给事中弹劾他们和于谦为同党。

这样看来，于谦外掌六部，内控中宫，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不就是典型的“权臣”吗？

历经五朝的孙太后，其政治手段相当娴熟，关于“入承大统”这个问题，在绝对实力（即于谦）面前，她肯定不会寄希望于“祖制”。

夺门之变后，孙太后在天顺元年 (1457)二月初一的制谕中，对景泰帝及其朝政进行了评价：

败纲常，变乱彝典，纵肆淫酗，信任奸回，毁奉先旁殿，建宫以居妖妓，污缉熙，便殿受戒以礼胡僧......秽德彰闻，神人共怒。

这里的“奸回”，显然，还是指的于谦。

也就是说，在夺门之变前后，她对于谦的态度根本就没有变化，一直认为他是大奸大恶之徒。这样的心态，能指望她给于谦求情？

结语

可以说，孙太后与于谦的矛盾，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只不过，对抗瓦剌是他们共同的任务，这个大矛盾将他们的小矛盾掩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祁钰出现了后继无人的窘境，看到希望的孙太后与徐有贞等人一拍即合，夺门之变也就发生了。

在正月十六日，王直、胡溃、于谦召集大臣，一致决定奏请复立沂王，推举商辂主笔，“辂授笔日：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闻者感动......

本来准备正月十七群臣上奏此事，但是当晚便发生了夺门之变。

其实，在徐有贞等人其实前夕，于谦已经获取到了情报。甚至在徐有贞等人起事后于谦都可以将其碾灭。

清朝的谈迁在《国榷》中就提出了如下观点:

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夺门之谋，懵然不少闻，何贵本兵哉？

兵部爪牙可谓遍布京城，徐有贞等如此大规模调动兵丁，于谦若是不知此事，显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只不过，他若进行反扑的话，拥立谁为帝呢？立藩王？立朱见深？无论怎么做，都会在史书上留下“权臣”的记载。于谦唯有“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而顾一死保全社稷”，这也正是他“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