莘莘学子，继往开来——“五子登科”铭文铜镜背后的科举缩影

“初试晨装铜镜净，未醒卯醉玉颜酡”

——《池上芙蓉》

青铜镜是与古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用品，也是古人托物寄情的重要载体。在日常生活中，它扮演着照饰面容，陈设装饰，驱邪避凶等角色。而青铜镜背部的铭文，则又各具祝福的寓意，反映古人内心的向往和追求。通过铭文，我们得以穿越历史的迷雾，透析昔日所处时代人们社会生活的部分缩影。今天我们来了解明清时期的“五子登科”铭文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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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子登科”铜镜 明代 广州博物馆藏

“五子登科”一词出自《宋史·窦仪传》，典出五代后周时窦禹钧教子有方的故事。据记载，窦禹钧居住在燕山府（即今北京一带），故又称窦燕山，他的五个儿子窦仪、窦俨、窦侃、窦偁、窦僖相继登科及第。当朝太师冯道与窦燕山是故交，曾赠诗曰“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时人传颂为“五子登科”，以此希冀家族子弟都能如窦氏五子一般联袂中举、建立功名。

时过境迁，五子登科的典故已历千年，然而“五子登科”吉语直到明代才开始广泛出现在各类古籍与艺术品上。抛开典故的具体时间不谈，然在宋史中记载的词语，历经百年时光飞逝，到明清时期成为学子们渴望登科及第的祝愿而被广泛使用，其背后一定有深刻的社会渊源。这让我们不禁思考，为什么在明清时期，登科及第会成为莘莘学子心中最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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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流传于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概览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盛况”。

明清时流行于民间的箴言集《增广贤文》有言曰：

“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

“劝君莫将油炒菜，留与儿孙夜读书。”

“要好儿孙需积德，欲高门地快读书。”

又有深刻毒辣批判科举制度的作品，如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描述的周进悲从中来撞向贡院号板，范进五十岁中举欣喜非常至于疯狂等啼笑皆非的故事，是当时学子们对科举仕途的痴心迷恋与坎坷命途的缩影。至于近代，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孔乙己，一方面反映科举对知识分子的扭曲，另一方面又反映人们对科举的至高尊崇与无限忠诚，这既是对科举选官制度的真实反映，更是辛辣讽刺。

由此看来，考取功名的美好祝愿背后，似乎并非全是奏歌凯旋，更像是一场血与泪的交响乐，掺杂着学子们自欺欺人的麻木心态与强颜欢笑的僵硬面容，以及置身于时代局限下无可奈何般的不尽哀嚎。或许，尝试了解明清时期的社会机制，会让我们更能理解这一祝愿背后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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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和号“五子登科”铜镜 明代 广州博物馆藏

史载，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因而有明一代，“非进士不得入翰林”，而“通计明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所以“众情所趋向，专在科甲”。科举考试是当时士民阶层走上仕途的唯一途径。严苛的入仕路途，逼迫读书人于四书五经与八股文中皓首穷经，期盼有朝一日能一举成名，跻身士林，获得高官厚禄。到了清代，儒学“向沿明制”。因此，五子登科一类渴求登科及第的祈愿题材在明清两代久盛不衰，实有其坚实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在学子心里，尤其是屡考不中的学子，功名利禄的角逐早已是云淡风轻，他们转而将科举作为证明自身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唯一砝码，衍生出终身应考的心态。清代著名诗选家沈德潜（1673-1769）便是一例。沈德潜于诗学颇有造诣，却总共参加科举考试17次，前后应考时间长达40余年，至乾隆四年（1739年）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帝喜其诗才，称其“江南老名士”。像他这样颇有建树的学者仍以毕生精力来应考，除却自身对于功名利禄的向往，更多应理解为他早已将求取功名视作人生责任和全部价值。也正因如此，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众多书生便觉人生虚缈、魂无所依。如山西儒生刘大鹏悲叹：“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份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

其次，与科举直接挂钩的并非仅仅只是赴考学子个人，背后更是与家族相联结的基本单元。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家庭是政治与社会的基本单元，面对国家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如将应试学子个人放入家庭作为整体考察，在明清两代，许多景况不佳的家庭甚至无法独立应付科举考试所需的费用。即使景况稍好的普通家庭，每个家庭负担一位读书应举者也是艰难，其他成员必须负责经营生计，举全家之力以供养这个肩负家庭梦想的书生。据史学家何炳棣统计，明代每户大致为5.68口人，清代大致为5.33口人，一位应考书生背后大约凝聚着5个人的努力。

当个人置于家庭体系而存在于社会，个人的价值又普遍取决于其对家庭的贡献，这种贡献被描述为“孝”。而科举制的存在为维持个人与家庭之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创造了空间，因此踏入科场的人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他相对轻视个人理想命运的发展，更多肩负着光耀门楣的重任。“五子登科”的祝愿，一定程度也反映着对家族门第兴旺的渴求，而非强调个人自由理想的追求。

《增广贤文》有言：“欲昌和顺须为善，要振家声在读书”。个体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甚至家族生活都围绕着科举获得确定的意义和目标。因此对科举的认同并不仅局限于个人对制度的服从，更重要的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对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服膺和认同。家族生活的荣誉和理想，与社会结构的稳定及合理，通过科举制牢固地贯通起来。

最后，是关于人们常识中存在的普遍判断，即认为通过科举制度实现社会流动是可能的，社会流动是公平开放的。所谓公平开放，是指民众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切实体会到的，而非脱离于实际的大众狂热。

据何炳棣研究，科举机会与家庭功名背景低度相关。据明清两朝48份计12226名进士题名录，他得出结论：明代来自于祖上三代没有功名家庭的进士占47.5%，清代来自于祖上三代没有功名或具有初级功名的总和下降至37.2%。此两类和在明初（1371-1496）达到顶点，合计58.2%。

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也曾研究科举与社会流动的问题。他们通过对清代915本贡生、举人、进士的朱墨卷（因为卷首载有应试者的履历）调查统计，发现在这些人中父辈无功名的占33.44%,而连续五代都无功名的布衣子弟也有122人。从而说明“科举制度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造成封建社会的人才流动”。

又如《醒世恒言》曰：“由来白屋出公卿，到底穷通未可凭”。这并非文学作品的盲目夸大，而是有真实的例子。譬如明代名臣严嵩三代皆无功名仕宦，清代洪钧少时也是家境艰难。这种流传于民间叙事中口耳相传的例子，进而催生着人们的希望。科举制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了“公平开放”的信念，它与白屋公卿的少数实例共同作用，构成了社会对于流动机会的合理预期。即使现实科考状况是万人过独木桥的流动机制，但却以“真实”的机会来吸纳人们对科考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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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及第”铜镜 明代 广州博物馆藏

由此理解，学子对考取功名向往的表面现象，其背后有多么深刻的渊源联结。

事实上，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剧增，科举应试人数显著增多，但统治者并没有因为科举人口的大幅增加而扩大录取规模。同时为了不产生冗官现象，统治者在乡试的录取上也进行严格的把关。学者钱茂伟认为：“明代新文官的选拔机制是一个漫长的精而又精过程。科举从考试规格来说，又是一个不断攀升过程；而作为应试群体来说，则是一个阶梯式不断递减过程，应试者不断被淘汰…从生员开始，到成为进士，只有三千分之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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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纵使万般艰难，追古溯今，莘莘学子有欲登科及第追名逐利者，有欲孜孜不倦而皓首穷经者，亦有劳心为民而兼济天下者。“五子登科”的祝愿既能反映出学子追名逐利下的扭曲心态，也能投射出读书人初心不改的希冀。不管奋力考取功名的背后是纯粹，亦或是在岁月中多了世俗的浑浊，都不能泯灭无数学子生生不息的赤子之心。

正如在新冠疫情让人时刻不敢掉以轻心的局面下，全国各地学校停课不停学，开启了网络上课的新模式。我们或许会抱怨突破了传统上课模式后的不适，或许会慨叹一句“学校和学生何苦相互为难”，或许在经历了网课过后又重忆起实地课堂的好，且纵使今天考试出仕也不再是唯一途径，但置身于大时代背景下的莘莘学子，心中都清楚各自所拥有的使命。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正是靠着一代代学子们前仆后继，奋斗不止的努力。他们的精神值得后人讴歌和敬仰。诚如朱子言：“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而大有功于斯世也。”

参考资料：

[1]王芳.浅谈古代铜镜的文化艺术内涵[J].文化产业,2019(22)

[2]翟尧.张玉花.中国古代青铜镜的装饰之美[J].收藏界,2019(04)

[3]王永颜.明清士子科举考试活动的社会动因[J].现代教育论丛,2014(06)

[4]赵干.明清科举考试录取率的考察及启示[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04)

[5]叶伟奇.钱币上的科举文化[J].东方收藏,2010(07).

[6]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以社会流动为视角[J].社会,2006(06)

[7]蒋寅.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J].文学遗产,2004(01)

[8]郭玉海.明清铜镜的时代特征[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05)

[9]田建荣. 中国考试思想史研究[D].厦门大学,2001

[10]一丁.明代五子登科镜[J].紫禁城,1987(06)

3月20日起

广州博物馆已全面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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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排版：邓志盛

审校：邓玉梅

审核：朱晓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