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由于唐后期由于宦官势力的极度膨胀，大大地压制了以宰相为首的士人朝官团，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遂引发了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即以宰相为首的南衙朝官与以枢密使、神策中尉等为代表的北司宦官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
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宰相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枢机房为政事堂的下属机构之一，凡有机事，皇帝即遣宦官往专掌朝廷机要大事的枢机房传达，使居于外朝的宰相与皇帝之间的信息往来不绝。此后随着宦官势力的上升，宦者插手中枢机密之事。安史之乱后，由于中枢体制遭到严重破坏，承受表奏，出纳王命的职责逐渐固定由宦官承担。
代宗永泰二年(766)终于置宦官知枢密，“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这是由宦官专掌枢密的开始：“枢密之任，宰相主之，未始他付。其后宠任宦人，始以枢密归之内侍。”其后直到唐代灭亡，枢密使之职都由宦官担任。
由于宦者的特殊身份，他们很容易得到皇帝的特别亲近与信任，凭借传送诏旨、接近皇帝的特殊便利条件，枢密使通过各种方式参政预政，如在传送文件中或更改诏文，或直接奏事，甚至与宰相一起直接参与延英奏议，他们的权势与地位迅速上升，进而发展到废君弑君，决定朝祚。从此，枢密使作为北司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唐后期南衙北司之间的长期斗争。
顺宗永贞元年(805)，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内容之一就是打击宦官势力、夺回禁军军权。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立即采取措施反击，顺宗被迫退位，改革派纷纷被贬。史称“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这次事件宦官不仅未受打击，其势力的发展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枢密使的权势与地位日渐高涨。
太和九年，南衙北司之争再次激烈爆发。是时宦官仇士良专权，文宗“外虽包容，内不能堪”。宰相李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谋欲中外协势以诛宦官”。他们以左金吾衙门后院石榴树上夜有甘露为名，诱使“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帅诸宦者往视之”，企图借机设伏尽杀宦官。却因所伏甲兵暴露，仇士良等宦官挟持文宗还宫，并派禁军大肆屠杀朝官。李训、郑注以及大批朝臣举族被诛，朝中几乎为之—空。此次事件，史称“甘露之变”。此后，宦官气焰更为嚣张。“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于，下视宰相，陵暴朝土如草芥。”
直至唐末，南衙北司之争始终没有平息。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朝中宦官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相继专权，宰相崔胤与韩全诲之间爆发了唐末最后一场南衙北司之争。争斗中，双方各自结交藩镇以为外援。崔胤勾结了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宦官集团勾结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天复元年，崔胤请尽诛宦官，密谋泄露，韩全诲等与凤翔兵将控制了京城，崔胤密招朱全忠。朱全忠发兵直扑长安，韩全诲等宦官挟持昭宗出奔凤翔。“是时京师无天子，行在无宰相”。天复三年(903年)年初，李茂贞在朱全忠的围攻下力不能支，被迫求和并诛杀韩全诲等人，而在长安的宦官也被朱全忠、崔胤屠杀。
自天复三年之后，宦官长期专权的局面虽然宣告结束，但唐王朝也随之而亡。宦官集团覆亡的次年，朱全忠弑杀昭宗，另立哀帝。又三年后，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哀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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