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纱记》：传统戏剧中蕴藏了多少爱恨情仇和封建道德标准

这部戏曲巨著以吴越两国的政治争斗为背景，阐述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形象，也歌颂了以伍子胥为代表的忠臣义士，借范蠡的功成身退，表达了对古代士人身上退隐精神的理解，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意境。《浣纱记》这种崭新的审美方式，对后来的抒情文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浣纱记》的主要内容是吴王夫差率军打败越国，将越王勾践夫妇和越国大臣范蠡带到吴国充当人质。勾践忍辱负重，奋发图强，听从范蠡的建议，将范蠡美丽无双的恋人西施进献给吴王，用女色来消磨夫差的意志，离间吴国君臣。吴王为西施的美貌所迷惑，废弛国政，杀害忠良。勾践在三年后被放回越国后，卧薪尝胆，终于打败吴国，逼得夫差自杀。功成之后，范蠡下定决心远离政治是非，携西施泛舟而去，与西施一起过起了隐士生活。

一、《浣纱记》中的离合情

《浣纱记》是一部历史剧，也是一部爱情剧。它创作于明朝嘉靖年间，此时戏曲舞台上的爱情基本上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男女主角在出游途中偶遇害，双方一见钟情、互赠定情信物、山盟海誓、私订终身。但是双方中必定有一方家长阻挠，男女主人公因此饱受相思之苦。不久后，男主角金榜题名，奉旨巡按，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这种传统的爱情剧中，男女主角都是才貌双全，是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他们的爱情虽然有一点点风波，但最后都能修成正果。这种固定化的创作模式，是明朝戏曲爱情题材的主流。

而《浣纱记》打破了这个模式。西施与范蠡的相见，并不是两人一见钟情式的。两人并没有像“才子佳人”戏中那样迫不及待的私订终身，这种私订终身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是在封建社会，男女婚姻没有自主权，两性之间极度封闭，一旦遇到才貌双全的异性，往往会产生带有动物本能的爱慕之心。这种爱情并不是产生在两个人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的，而是有一定的自然属性。实际上，这种爱情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

《浣纱记》要刻画的，并不是范蠡与西施的爱情主线，而是他们相识、相爱以及为了国家分离的过程，最后通过他们的再次团聚，刻画两个人的悲欢离合之情。

《浣纱记》中，范蠡看见美丽的西施后，也产生了爱慕之情，这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长得倾国倾城，正值风华正茂的范蠡对这样一个美丽的异性产生好感，是正常现象。

按照明朝爱情剧的套路，接下来就应该是两人私结盟连理，进入热恋了。然后就是男主人公最终金榜题名，来迎娶女主角，来一个花好月圆的圆满大结局。但是《浣纱记》打破了这个传统，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是范蠡上门来求西施为了国家，嫁给另一个男人。

西施的心里有多痛不言而喻，极度的伤心与失望，让她泣不成声。但是范蠡反而过来劝慰她，因为范蠡对两人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在《浣纱记》里，范蠡对西施唱道：“你暂时抛闪休要孱愁，看天河织女牵牛，明年时候，鹊桥边相守”。

这一次，西施将自己的纱巾一分为二，其中一半赠予范蠡。这半条纱巾，伴随着两人的爱情，伴随着西施在吴王面前假言欢笑的痛苦，也维系着越国的命运，连接着这一对有情人的生离死别。

二、《浣纱记》对完美爱情的理解

在这出剧中，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是一种把人与人的社会属性结合起来的新的爱情，刻画的是恋爱中的男女主角的社会属性和他们的人格之美，而非普通戏剧中的男欢女爱。

虽然两人在第一次见面时都相互有了好感，但是双方灵魂上的契合才是这段爱情中最可贵的地方。双方都有共同的理想，那就是让越国重新雄起，这对范蠡来说，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对西施来说，是爱人最大的心愿和事业。西施入吴，固然因为她是越人，是为了祖国而牺牲小我，但根本上还是为了心爱的爱人。

两人思想上的高度一致，突破了传统戏剧的才子佳人式的小我爱情，具有了更深的文化内涵。爱情不是占有，也不是完全一方的奉献。这种现代人的常识，在明朝那个时代尤为可贵。

明朝时程朱理学兴盛，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烈女不事二夫”，而《浣纱记》对这种观念嗤之以鼻。在灭掉吴国后，范蠡并不因为西施曾经侍奉过夫差而对她有丝毫的看不起，反而对西施充满了歉意和敬佩。这是对中国儒家要求的女性节烈观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道德家的说教，而是一种基于真挚的爱情之上，对自己心爱女性的尊重和理解，是作者梁辰鱼心目中理想的爱情模式。

范蠡原来担心西施有可能不理解自己的做法，但是西施与他心有灵犀，这种心灵上的默契，使两人的爱情得到了升华。做为一个浣纱姑娘，救国重任本不应由她去承担。在得知心上人并不是来求婚，而是要将她送给另一个男人时，她一时之间，也不能接受。但是为了爱情，为了祖国，她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种远超才子佳人小我爱情的大爱，让《浣纱记》刻画的爱情更加崇高，更加纯真，体现了作者对最高境界爱情的理解和追求。

三、《浣纱记》对完美君主的理解

《浣纱记》是一部历史剧，里面很大程度体现了作者对于政治的态度。梁辰鱼少有文名，''以文行显''，在当时的曲坛上颇负盛名。但是他一生科举不顺，屡次落第。《浣纱记》中，就包含了梁辰鱼报国无门的伤感。

《浣纱记》中，夫差和勾践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君主。在创作时，梁辰鱼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也在他们身上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通过对两位君主全方位的描述，来展现他心中理想君主的形象。

封建社会对君主是否贤明的第一大标准，是看其是否行仁政、以德治国。从这方面来看，勾践的形象是正面的，夫差则是一个反而形象。

夫差是个什么形象呢？《浣纱记》中，夫差宠爱西施，不理国事，宠信奸臣伯嚭，大兴土木，特别是杀掉直谏的伍子胥，让人极为痛恨。在自杀之前，伍子胥悲愤地唱道：“将我的人头挂城头，我要看越人如何进姑苏”让人心潮澎湃，对夫差不禁产生强烈的愤慨。

歌颂有德的勾践，鞭笞无德的夫差，梁辰鱼在《浣纱记》中，有意无意的把他的政治倾向写入了这出戏曲之中，用一种曲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君主的标准，那就是“以德治国”。

四、《浣纱记》对儒家道德的理解

封建时代的戏剧不仅仅是让观众消磨时间的，而是带有很强的教化作用。在封建社会，儒家的忠孝节义是社会的道德规范，也是人们的行为准则。

“忠”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是宗法社会里臣子与君主关系的准则，是社会阶层的根本道德秩序。“孝”是“忠”的延伸，也是“忠”的基础，只有善待父母，才有可能做到对君主尽忠。“忠孝”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体系，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

《浣纱记》中的伍子胥远见卓识，谋略不凡，有极其清醒的头 脑和准确的见解，是典型的忠勇贤臣形象。虽然他性格中也有倔强、狭隘的弱点，但仍然是封建社会忠臣之典型。

伍子胥原是楚国贵族，只是他的父亲伍奢被奸臣陷害，全家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只身逃到吴国，并最终带着吴兵伐楚，报了全家的大仇。历史上的伍子胥子因为历尽千辛万苦，为父兄报仇，而被看做“孝”的典范。

但是在《浣纱记》中，虽然梁辰鱼也将伍子胥刻画成一个忠臣形象，但对伍子胥的行为方式，梁辰鱼还是将自己不赞同的观点隐藏在这部戏剧之中。这种不赞同是非常隐晦的，也是前人从没有提起过的，是梁辰鱼对伍子胥身上体现的道德标准与真正的“忠孝节义”有悖，从而有感而发。

《浣纱记》中，用伍子胥和公孙胜两人的大幅唱段回顾了伍子胥逃出楚国，借吴兵报仇之事，特别是对伍子胥鞭楚平王之尸一事，梁辰鱼表现出自己不赞同的观点。因为伍子胥为了报私仇，置自己母国的人民于不顾，发动对楚战争，使得楚国几乎亡国。他虽然为父兄报仇尽到了“孝”，但是对楚国人来说，伍子胥的做法是大大的“不忠”。伍子胥身上狭隘的家国观念，梁辰鱼并不赞同，所以他借公孙胜之口，说出伍子胥的做法“乃小丈夫之所为，窃为吾弟不取也”。

五、《浣纱记》对功成身退的理解

《浣纱记》的结尾，越国终于灭亡了吴国，在这胜利之际，范蠡却向勾践请辞，舍弃名利，选择与西施泛舟五湖。

《浣纱记》的结局，采取的是民间有关范蠡结局的传说，使得范蠡“贤人”的形象更加突出。功成名就，归隐江湖一直是封建社会读书人最为完美的人生理想。李白就说过：“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所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也就成为李白的梦想。

范蠡功成名就后的隐退，更彰显了他的智慧。范蠡拒绝高官厚禄，携西施泛舟湖上，让范蠡“义”的一面和形象更上一层楼，为范蠡身上加入了痴情男子不在意过往，执妻之手，不离不弃的爱情观，也与开始时范蠡与西施的爱情做了呼应。

假意挽留范蠡，也突出了勾践的虚伪。“今若撇我而去，是皇天欲弃丧孤也”，勾践的这些说辞惺惺作态，其实勾践是想用与范蠡“分天下”来挤兑范蠡，甚至是在强迫范蠡请辞。因为范是勾践的臣子，为主公献计献策是范蠡分内之事，断不可能因此就与勾践“二分天下”，如果真的这么做，不说与道义礼法相悖，范蠡很快便会性命不保。在这样的局面下，范蠡只有请辞，才能逃生。勾践以假惺惺的“二分天下”博得了爱功臣的名声，又彻底将范蠡排除在越国政权之外，是一石二鸟的高招。

从不肯走的文种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范蠡不走，下场必然和文种是一样的。范蠡曾以“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劝文种一起走，文种不听，结果后来被勾践赐剑自杀。勾践高超的政治手腕、隐忍深沉的权谋也通过这些描述而跃然纸上。

《浣纱记》中通过不同的人物在不同阶段的展现，将儿女情长的爱情与家国兴亡的责任、为君之道与封建社会臣子的“忠孝节义”纠织在一起，表明了梁辰鱼对君主的期盼、道德的认识，以及处世态度与行为选择。这些因素都在《浣纱记》中交织在一起，托载人物形象的同 时，也让《浣纱记》有了恒久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