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与李世民：长期酝酿的“晋阳起兵”和绸缪帷幄的“恭帝禅让”

隋末群雄并起，李渊见当时天下大乱，乃于大业十三年五月起兵于晋阳(今山西太原)。

由于隋炀帝倒行逆施，民怨四起，李渊为隋室勋贵与近戚，在政治上已具一定程度的号召力，加以其战略运用得宜，所以他得以在起事半年之后，即能进占长安。

李世民正式踏入创建大唐的舞台，亦是在大业十三年。他随李渊在晋阳起兵，“遂登皇极，经纶天下。”

晋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李渊与李世民父子由此发难，创建了历史上威名远播的李唐王朝。

“晋阳起兵”全是李世民的功劳吗？

披览《新唐书·太宗本纪》、《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大抵皆言：“李渊之起兵晋阳，皆秦王世民之谋。”似乎李渊在反隋前真的没有野心，而整个“晋阳起兵”俨然全是李世民的功劳。

如果我们从其它典籍查考，便可以发现真相与史料记载有所出入。

李世民剧照

李渊在当时作为隋朝统治者的一方领导人物，应早有起兵念头，只是在正式起兵之前，一直是处于“隐身待机”的状态。

早在大业七年，隋末农民起义革命之后，各方群雄四起，李渊目睹此一动荡局势，即已兴起了叛隋的念头。

大业九年李渊在涿郡遇宇文士及并密论时事。由史料所载“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推算之，早在大业九年李渊即已有更高的政治抱负；而李世民登上政治舞台却是在大业十三年。

因此，“晋阳起兵尽是太宗功劳”，实不足以信之；说“晋阳起兵乃世民果敢敦促李渊所致”，则较为妥当。

以李渊的智慧谋略与处心积虑，对眼前形势必定清楚；李世民、刘文静与裴寂等人的劝进，确是使李渊提前下定决心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让李渊着实心动的，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夏侯端等人的劝说。

大业十一年，李渊出任山西河东大使，奉命镇压农民起义军，当时李渊好友夏侯端为副帅。

端谓渊曰:“……帝座不安……必有真人起于其分，非公而谁乎!”渊心然之。

李渊与夏侯端的对话，已对当下形势与李渊处境作了精辟的分析。此时，李渊已拥重兵、据重镇，早为天下人所瞩目，各方亲友及谋士也都不约而同地向李渊进行“劝进”，因为李渊在此时已被隋炀帝猜忌。

因此，对于夏侯端等人的劝说，李渊完全赞同。

其次是天时、地利与人和。

大业十二年，李渊派任为太原安抚道大使。在当时的形势下，李渊相当清楚自己起兵的时机就快到了，况且太原乃军事重地，不但兵源充足，且粮秣充沛，所以他“私喜此行”，认为派任太原乃“天授之意”。

隋炀帝任李渊为太原留守，是利用他来平叛盗匪及防御突厥；但正巧也让李渊握五郡之兵，并以太原为起兵的根据地。

同时，李渊在任太原留守之后，地方上的官员、地主与富商，都见李渊有四方之志，纷纷劝说其起兵。

如《新唐书·崔善为传》载：“善为见隋政日紊，密劝高祖突天下。”《旧唐书·许世绪传》载：“为收取英俊，为天下倡，此帝王业也。”《资治通鉴》亦载：“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杰，以取天下，此汤、武之举也。”

李渊剧照

以上引述，皆说明李渊当时已是众望所归，所以李渊起兵太原，是长期酝酿的结果。

自大业九年初下决心，至大业十三年正式起兵，这四年的酝酿时间，让李渊蓄积了各方人脉与力量，也奠定了起兵及日后全国统一的基石。

李世民在唐军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多重要？

李渊起义的目的，是要取代隋的大业以安定天下。

众所周知，隋朝的政治中心是长安，所以李渊在太原起义站稳阵脚后，首要目标就是以长安作为主要根据地，再逐步向西推进，以达西进关中、克定京师的目标。

——西河之役

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传檄称“义兵”，西河郡不服，“渊使建成、世民将兵袭西河。”起义后第一场战役于是展开。

李世民真正领导的战役，便是唐军攻克西河郡；此役也是李唐王朝直取天下的首役。

临行前李渊对太原令温大雅说：“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业成矣。”在温大雅的参军之下，李世民自此展开征战生涯。

世民与其兄建成直捣西河郡，往返仅九天，即取西河。李渊因此高兴地说：“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关之计，并建大将军府。

如此一来，李唐集团的体制算是完备了。西河一役使唐军士气大振，李唐集团却并未乘胜追击，而是借此在太原安养生息、厉兵秣马，以期为而后之战斗做准备。

这段期间李唐集团采取了几项重要的措施。

李渊剧照

首先是扩充兵员，提升战力。

李渊义旗已张，自须扩充兵力，方能成大业。李渊的地位及名声，加上他开仓赈灾，使得前来归附的人益增。

《资治通鉴》云：“渊开仓以赈平民，应募者日益多。渊命为三军，分左右，通谓之为义士。”

由此可见，义军还是颇具号召力的。

其次是安抚军心，稳固基地。

李氏父子起兵反隋同时，各地亦有其他豪强环伺、欲达一统江山目的。因此，他们务须扫除环伺的列强，与此同时更须稳定根据地。

对于离晋阳较远的集团，可以留待日后逐步铲除，而晋阳周边地区者，则需尽速扫平并安抚之。

最后是借兵突厥，壮大声势。

李渊为扫荡群雄，接受了李世民借兵突厥的建议。李渊遣刘文静出使突厥求援。刘文静历时五十天归返，并带来突厥兵士五百人、战马两千匹。

李渊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突厥防御与牵制刘武周等人侵扰太原，并为自己扩张声势。

以关陇之地缘而言，李渊父子所在的太原，确实具备进可攻、退可守的地形；但若想起兵称雄，最有效而直接的办法，就是进占京城，利用朝廷号令天下，最后达招降纳叛、安定百姓、一统天下的局面。

李世民剧照

——霍邑之役

李渊父子取西河郡之后，七月初，以李元吉留守太原，李渊率建成及世民等自太原出发向西行进，拥兵三万人，至七月中旬军行至霍邑。

霍邑县，属临汾郡，此地北临汾水，东踞霍太山，易守难攻，为兵家必争之地。隋西京留守代王杨侑得知李渊率兵西进，派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人在霍邑阻唐军西行。

霍邑之役，史书记载有所不同。

由《旧唐书》中的记载可知，李世民泣谏李渊，才促成霍邑之役，这也是李渊与世民在军事战略运用上第一次意见分歧。

依《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可知，李渊原本颇为乐观，看似主张速战速决，但因大雨加上粮尽，以及流言传说突厥可能袭击太原，遂有意撤回太原，于是召诸将帅共商对策。

其中裴寂认为“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渊原已同意此议；李世民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老生轻躁，一战可擒”，且“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李建成亦以为然。

李世民剧照

当时的形势，确实如李世民所分析的一样，突厥与刘武周之间的结合并未对晋阳构成严重威胁。显然，李世民主动出击的建议比裴寂退兵之计要实际且高明许多。最后，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

次月大雨停歇，粮草亦运抵。李渊率兵直趋霍邑，建成与世民则率轻骑向宋老生挑衅。有勇无谋的宋老生果然开城门出兵，李渊让李建成率右军占据东门，而李世民断其后路。

世民借轻骑的优势与速度，力挫宋老生，宋军腹背受敌，士卒溃散逃窜，宋老生被斩，霍邑遂平。

《新旧唐书》皆将此役多归功于李世民，《资治通鉴》亦然，其中更有生动描述：“世民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复战……遂克之。”

可见，这场战役从策略的运用到最后的决胜，李世民确实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

——进兵河东

霍邑之战，李唐集团大获全胜，同时在此亦得到物资与人员的补充。

经唐军入临汾郡、陈叔达的归降，刘文静引突厥兵归返，孙华的归附，以及唐军八月进驻壶口成立水军，至此，整个黄河、汾水地区，已在李唐集团的控制之下。

九月初，李渊率部进攻河东，守将屈突通坚守不出，唐军面临着一个选择。

此时，在战略上有两个方案：一是绕过河东直取长安，攻占京城；另一个方案是先下河东，再西取长安。裴寂认为应先解决屈突通，李世民的见解则相反。

李世民曰：“兵贵神速……取之若振槁叶耳……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

李渊则兼用两人看法，兵分两路。大军渡河入关，攻取长安，另分兵力对付屈突通。

李世民剧照

此战略，后来被证实为巧妙非常，也验证了老将用兵的稳重。因长安被陷，屈突通见大势已去，只得投降。

在此“分进合击”的战法下，李世民的用兵策略起到了重要作用，理由有三。

首先，西进战略，使唐军免于陷入因先进攻河东所可能造成的损失与不利的局面，为日后包围长安争取了时间、集中了兵力。

其次，李世民先后平定了渭北、渭南诸县，并攻下扶风郡，掐住了京城西边的咽喉，创造了全面包围长安的有利条件。

最后，李世民在西进途中，不断招揽人才、收编降军、扩充兵员、壮大实力，如此不仅得以顺利攻下长安，且为日后扫平群雄、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更大幅度地提升了他本人在军队及百姓心中的地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世民不仅战略思想清晰敏锐，而且善于领兵，精于治军，并擅于开展群众工作，尤其是对人才的延揽，可谓“不失时机”。

所有这些，都使李世民在唐军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和突出。

李世民剧照

——攻占长安

屈突通投降后，是年十月，唐军二十万人对长安实施包围作战。唐军由太原出发时仅拥兵三万，至包围长安扩充为二十万人，兵员增加了六倍之多！

李渊于十月四日抵长安城，攻击行动由李世民率军自西北方攻打长安，建成则由东南方发动攻势，对长安城夹击。

十一月十五日，建成部将雷永吉登上城墙，长安城陷。

这使玲珑回想到李世民坚持“兵贵神速”的用意——直取长安、速战速决，使李唐集团最先进取京城，取得国家权力。因此，玲珑不得不再次佩服他的战略眼光。

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渊拥隋代王杨侑为皇帝(隋恭帝)，改元为隋义宁元年；十九日恭帝下诏，李渊加封唐王；同月，李渊借恭帝名义，以建成为世子、封陇西公，世民为京兆尹、封秦公，李元吉封齐公。

义宁二年五月，隋恭帝禅让，李渊即位于太极殿，国号唐，改元武德，定都长安。国祚近三百年的李唐帝国自此建立。李唐集团自长期酝酿的“晋阳起兵”，至绸缪帷幄的“恭帝禅让”，历时不到一年。

我国历朝开国创业，除隋文帝与宋太祖情况特殊之外，唐高祖李渊建国之速，无人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