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带河上烧猪桥：变迁与消逝，见证了老昆明太多被忘却的陈年往事

一座大俗的桥，见证了老昆明不凡的往事

昆明曾经是高原水城，但在如今的昆明城中，流淌的河已经不多了。

特别是市中心，除了穿城而过的母亲河盘龙江外，也只有位于昆华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旁边一条不起眼的河：玉带河。

关于这条河，史料记载：

唐永泰元年（765年），凤迦异建拓东城时，于城南开凿宽5米到10米，东起盘龙江，绕城西行再北行，汇入篆塘通滇池，长3公里多的护城河。

自唐代南诏拓东城、宋时大理鄯阐城、元朝鸭池城，此护城河水流青碧，宛若玉带，绕城而行，得名玉带河。

历史上的玉带河分为五条支系：

一支向西北流，经土桥至鸡鸣桥后又分为两支：一支转西坝河流入草海；一支向西流至柿花桥、板坝河流入草海。

又一支向北与护城河汇合后经瓦仓庄至小西门外，纳翠湖（九龙池）水向西北分一支为勇莲河，向西入草海。一支向西北至红庙为鱼翅河，经土堆村入草海。

如今，玉带河大部分河段已成暗河，只剩下东寺街至金碧路鸡鸣桥一段是明河。

这条明河上，真正能看到古桥原貌的也就剩下柿花桥一座了。

玉带河与老昆明不多的古桥：柿花桥

而在历史上，玉带河上曾有多座桥梁，比如今天已经沦于平凡的鸡鸣桥、桂花桥和已经不存的板坝桥、三板桥、烧猪桥等。

自唐至清，这些桥都是重要城关所在地。

在这些桥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有这样一座早已经消逝，名字大俗的桥：烧猪桥。

因为这座桥的修筑、变迁、更名、到最终消逝，见证了太多老昆明城的尘封往事。

烧猪桥：见证了老昆明南城门外的都市繁华

翻开昆明的城建史，我们会发现：

从南诏以来，昆明古城墙本来一直是南抵至东、西寺塔的，但明朝沐英修筑砖城的时候，却把昆明南城墙北移，将南城门缩移至今天的南屏街原近日公园位置。

沐英筑昆明砖城之后，城墙内的昆明区域实质是官住的政治区，其本身商业经济并不发达。

相反，从明初到清晚期500多年的岁月中，昆明最繁荣的商业中心都在近日楼的城墙外周边区域，顺城、祥云、宝善这一片区域才是最繁荣的商业区。

另外，南城门早晚开关门非常不利商业活动，因此众多百姓和来往生意人、游客都不愿进城内居住经营，形成了特殊的城外繁荣经济区。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十月初一日，明朝末年的大旅行家徐霞客到了昆明城之后，才会：

…从桥西入省城东门，饭于肆。出南门，抵向所居停处，…【明】《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说的“向所居停处”也就是今天的顺城街。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惠荣先生研究了多年之后发现：

很多人把古“昆明城”理解为四周城墙内区域的传统观念应改变，从明初到清晚期500多年历史中，昆明最繁荣的商业中心都在近日楼城门之外。

朱教授认为，从明初到清晚期500多年的岁月中，也就是在1644至1662年的南明时，昆明最繁荣的商业中心都在近日楼的城墙外周边区域，城墙外的商业比城墙内的所谓中心城区要繁荣得多。

因此，“昆明城”的概念要把城墙外的重要商业区域补充进去。无数的发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比如说，在顺城街“兴朝通宝”和“崇祯通宝”的发现。

关于老昆明研究，关于《徐霞客游记》，朱惠荣先生做出卓越的贡献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老昆明的一些地名变迁中发现一些端倪，比如说今天说到的：烧猪桥。

“烧猪桥”这个名字，在历史文献中有是有过清晰记录的：

顺城街桥：在城西南半里，一名烧猪桥，明黔国公沐氏建。--【乾隆】靖道谟撰《云南通志》卷五~卷六第185页

城西南半里曰：顺城街桥，又名烧猪桥，明黔国公沐氏建……。--【清】戴絅孙《昆明县志》

“烧猪”是什么意思呢？

在很多人一路向西、无限向往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大理乡间，有一道著名的美食：　大理生皮。

最地道的生皮是生的，没有经过任何熟化加工，只是在选材与制作都特别讲究。

一般是猪杀后，用松毛烧掉毛，然后用热水洗尽，这样猪皮金黄，肉质细嫩。

吃生皮的时候，生皮选取后猪腿肉和里脊、腰脊作为主料，生皮要切得细而不碎，吃的时侯就着佐料、蘸水一起吃。

蘸过汁水的生肉片吃到口里，绝对感觉不出平时生猪肉片具有的腥味，感到的只是从未感受过的鲜嫩可口和满口溢香。

其实，也不是真的生吃，因为在退猪毛的时候，就经历了一个火烧退毛的程序。

烧猪不是“烤猪”，只不过是杀猪过程中的一道程序而已。南诏、大理在老昆明建拓东城、鄯阐城的同时，也把他们的一些生活习俗，包括杀猪、烧猪的方法带到了滇池地区。

这就是老昆明语境中“烧猪”的含义。

老昆明语境中的“烧猪”

如今的昆明城，依然有三市街。三市街的“三市”是哪三市呢？

一种说法是绸缎、布疋和花纱三种商行集中而得名，后来又升级为金银、洋行、棉纱等集散地。

另一种说法是因集中了马市、羊市、与猪市而得名。

其实这些都没有错，只不过是时间顺序前后而已，在一幅标有“滇越铁路”清末昆明街道图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猪（珠）市”！

我们可以想像出这样一幅老昆明的场景：

在老昆明南城门外，每到一定的日子，就会赶“乡街子”，周边的农民赶着牛羊、牵着猪鸡到这里交易。

玉带河水清澈见底，一座古桥横跨在护城河上。

老昆明的城里有钱人家，买了肥猪，就在这座古桥边上杀猪、烧猪退毛，久而久之，这座古桥就得名“烧猪桥”了。

农业社会的都市繁华，当然不会是高楼大厦、商店琳琅满目，而应该是很有生活气息的人喊马嘶、猪叫鸡鸣，就如同大观河边的“桅满篆塘”一样。

烧猪桥：见证了老昆明顺城街穆斯林的发展史

这座清真寺，是太多老昆明穆斯林想去的地方

前面引用的文献中，我们已经知道，烧猪桥又名“顺城街桥”。

在老昆明人的记忆里，顺城街绝对不是现在的什么豪庭、王府井，而是地地道道的回民美食一条街。

就算是现如今，这里依然有昆明著名的清真寺：顺城街清真寺。

顺城街清真寺属昆明五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和云南省伊协设于该寺。

顺城街最早见于史料的是《赛典赤家谱》，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赛典赤·瞻思丁）三十七世……卜罗添赛哈智……明太祖定鼎金陵，委赛哈智于金陵地建清真寺……颖川侯傅友德、西年侯沐英，永昌侯兰玉奉旨征吐蕃破大理，克服滇西，于是哈智公辞职籍为隐士，带子孙西上（回）云南。平定后以长房二孙复清，居于顺城街。--《赛典赤家谱》

“马文明（哈智长子）生九子……四子德文。五子德春，此二支住滇省昆明顺城街。”

从史料中可以肯定，明代初年（公元1480年）就有顺城街的记载。

其实，顺城街回回（回族原称）落籍的形成，更早的时期应当在13世纪的元代，估计大约元至十一年（1274年），即赛典赤·瞻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现省长）的时候。

赡思丁入云南后，一大批回回人随同入滇，这就是云南回族的来源。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这样伊斯兰教也随着传入云南。据《马可·波罗纪行》记载，他曾在押赤(今大理)城中见到有“撒拉逊人或伊斯兰教徒”。

赛典赤抚治云南、建设云南、政通人和、迁昆明、关注民生、兴文重教，他是云南历史上首任省长，也是第一位少数民族省长，是位有作为、爱民的省长，是难得的清官。

赛典赤·瞻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六年，至元十六年（1279年），病逝于任上，享年68岁。

由于赡思丁政绩卓著，为发展经济、文化、教育、 宗教、民族等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他逝世后，“百姓巷哭”，人民怀仰，“邦之父老入请诸朝刻石颂功，立庙祀之”。

赡思丁的子孙后代中也有些有所作为的人物，其子孙对云南地区也作出了许多贡献，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同样起了很大作用。

根据家谱记载，赛典赤五个儿子的后代大都定居云南各地，分为十三姓，有很多人都为国家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和武术家郑和，就是赛典赤6世孙。

由此可见，穆斯林在云南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在。因为穆斯林善于商业经营，在云南的省城昆明，更是占据了商业的核心地段：顺城街。

元、明时期，顺城街较长，西有驿道，经瓦仓庄直通老篆塘水陆码头，东接商业繁盛的三市街，清时称“顺城铺”，明代是府城外沿南城通往小西门的石铺小路，沿城而筑，故名。

清代东段叫打带巷相邻富人街（亦叫打道巷：官府衙门的官员同时在南城相遇，小官遇到大官时打道躲避的小巷），条石铺成，方便脚夫（轿夫）行车（车夫）；中间叫顺城街，西段叫烧珠街，中西段堂石路面，方便马帮歇息驻足、小商贩沿街叫卖、摆摊设点；街尾多是穷人露宿搭棚之地，有宰牛场（今省博物馆附近）。

我们都知道，回民禁忌猪，不仅不养猪、不食其肉，还要在生活习性方面杜绝污秽、肮脏、贪婪、懒散、愚蠢等猪及其与之相似的动物所具有的恶习。

因此，随着顺城街回民越聚越多，后来烧猪桥更名为中性的“顺城街桥”，甚至猪市从南城门外搬离到老昆明东北角的盘龙江边“珠玑“街，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烧猪桥更名为“顺城街桥”，让南城外的护城河边不再存在猪市交易，没有杀猪、烧猪血腥肮脏的一幕。

烧猪桥虽然只是老昆明城外护城河上的一座小桥，一个名字的变迁，也算是见证了老昆明穆斯林的发展历程，见证了老昆明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的悠长发展历史。

烧猪桥：见证了有明一朝云南权势沐家最低潮的一段难言

云南沐家，是世镇云南282年的辉煌家族

烧猪桥只是一座老昆明护城河玉带河上一座不起眼的桥，但因为在特殊的位置、特殊的节点之上，它的修建注定不会是一件小事。

沐英修筑昆明砖城，玉带河是作为护城河存在的，不是现在美化环境的水景观！

要在这样军事作用明显的河上修筑一座永久性的桥梁，唯有在云南平定之后，滇中地区昆明进入一种和平稳定的时期才有可能。

那么，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修建的烧猪桥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能明确的就是：这座桥，与云南沐家有莫大的关系。

顺城街桥：在城西南半里，一名烧猪桥，明黔国公沐氏建。--【乾隆】靖道谟撰《云南通志》卷五~卷六第185页

但究竟是云南沐氏历十世十三代的哪一位“黔国公”呢？

沐家的勋爵传承大致如下：

沐英生前封为西平侯，洪武二十五年六月，在云南病逝，享年四十八岁。“讣闻，上哭之恸，辍朝，遣祭 ”，当年十月，追封黔宁王，諡昭靖，成为明代唯一个以侯爵而追封王爵的功臣。

沐英死后，长子沐春继承西平侯爵，镇守云南。洪武三十年，帝命春总滇、黔、蜀兵攻刀干孟。末发而春卒，年三十六。谥惠襄，在镇七年。

沐春死后无子，弟弟沐晟继承西平侯爵，镇守云南。永乐初年，奉命与张辅率军分道进攻交趾。交趾平，张辅晋封英国公，沐晟晋封黔国公，沐氏自此成为世袭公爵。

自沐晟起，黔国公共黔国公共历十世十三代，至南明时候沐天波而爵绝。

另外，《明孝宗实录》称第三代黔国公沐琮的从兄沐璘、沐瓒代镇云南时亦袭封黔国公爵位。

因此，文献中的“明黔国公沐氏”，我们只能说不是沐英、沐春，因为文献的缺失，具体是哪一位真的就不好说了。

老昆明的“鸡鸣桥”，故事同样不少

唯一的线索，就是参考玉带河上著名的鸡鸣桥的修建时间：

“又西南一里曰：小泽口桥又名鸡鸣桥，明天顺（1457年——1464年）中建”。—戴絅孙《昆明县志》卷三建置第46页

然而，我们会发现，这又是沐家“黔国公”的一个空窗期：

第二代“黔国公”沐斌景泰元年（1450年）去世；第三代 “黔国公”沐琮成化元年（1465年）袭爵。

这15年，代镇云南的，就是被排除在黔国公世袭之外的第三代黔国公沐琮的从兄沐璘、沐瓒。

其中，沐璘代镇8年、沐瓒代镇7年。

而沐璘天顺二年（1458年）去世，年仅二十八。因此，很可能修建烧猪桥的，就是这个文献中很少提及的沐瓒。

因为他顺利完成了云南沐氏第二、三代黔国公的过度。

沐瓒在天顺二年（公元1459年），被擢升为右军都督同知，佩镇南将军印；在成化元年（1465年）将代镇交还给袭爵的沐琮之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改任副总兵镇守云南金齿、腾冲。

细数云南沐家黔国公勋爵的传承、更替，我们不得不说，烧猪桥修建的这一段时间，真的是云南沐家世镇云南282年辉煌中最低潮的一段时光。

低潮到什么程度？低潮到差不多后继无人的程度！

在这之后，云南沐家的权势虽然经历了很多起落，但一直没有出现这样的低潮和危机。

哪怕是后来云南沐家黔国公唯一朝廷罪人、第十一代黔国公沐睿因解昆明之围采取权宜之计但最终获罪下狱期间，依然有第十代沐昌祚代镇云南。

而沐昌祚，无论是为官还是为人，一点都不低调、不懦弱！

老昆明的地标近日楼，烧猪桥离这里不远

1952年，老昆明进入了一个新的建设时期。拆除明朝修筑的古城墙，填平城墙下的护城河道，修建了如今商贾云集，高楼林立的东风西路。

烧猪桥就是这个时候拆除、消逝的。据传，这座桥现仍埋在原址地下！

不知道，烧猪桥有没有护国桥一样的机遇，有重建天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