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如何保持“适度的恐惧”？ | 社会科学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抗击和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过程中，“恐惧”成为一种民众共同的心理体验。那么，恐惧到底是因何产生？我们该如何克服“恐惧”从而战胜危机，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呢？我们可以通过对“恐惧”产生的客观因素、内在原因的分析，来寻找克服恐惧、应对危机、战胜疫情的方法和途径。

原文 ：《保持“适度的恐惧”抗击疫情》

作者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博士 罗俊丽

图片 |网络

“恐惧”产生于对实存性危机的本能反应

危机是对重要价值具有高度威胁的不确定的、不可预测的非常规事件。危机可以分为实存性危机和建构性危机。突发公共卫生类型的危机事件，是对个体的最高价值即生命价值产生严重威胁的客观存在的情境。

恐惧源于人们企图摆脱威胁和危险的心理，是人类自我保全的本能。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麦道孤认为，人类具有觅食、性欲、憎恶、好奇、恐惧、自信等一系列的生物本能，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大脑底部一个杏仁状的脑结构——杏仁核，被称为大脑中的恐惧中枢，它对记录微小情景和信息源、处理恐惧冲动、产生恐惧反应、影响外在行为都具有重要作用。当主体通过处理信息，感知到真实的危机严重威胁到主体安全甚至生存时，为了规避风险、化解危机，就会产生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恐惧。事实上，恐惧是面对危机情境时的一种心理警觉，它能激发个体自我保护和逃避危险的潜能，能帮助人们集中注意力，并采取相应的应激反应。也就是说，恐惧是个体或群体在危急情况下，急于摆脱危险的一种心理状态。

“恐惧”产生于对未知的联想

未知和不确定性会产生联想，联想是激发恐惧的直接原因。瑞典学者斯万·欧维·汉森在《知识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一文中指出：“凡是有风险的地方，肯定有某种不知道的东西或者某种不知道的后果，因此也就有某种不确定性。”信息的缺失会导致严重威胁自身的风险具有“不可见性”与“不可感知性”，为了判断风险的影响程度，个体在不能获得信息的情况下，会利用主观想象和联想去描述自己面对的威胁，通过“想象力”的任意加工，个体的风险感知被扩大或削减，个体恐惧的认知范围和影响程度被不断界定和建构。可见，恐惧是一种客观现实，更是一种主观建构。由于人们的认知、经验、知识储备、风险感知能力及对恐惧的易感程度等都存在差异，不同的联想和刺激会产生不同的态度，包括悲观的、乐观的或者旁观的。在联想过程中，个体难以辨别哪些危险是实存的，哪些风险是建构的。个体只是试图对风险危机作出判断和反应，并通过认知和想象对其进行主观归因，据此作出不同的行为反应。可见，基于风险的未知和不确定性的联想和建构是引发恐惧的直接原因。

“恐惧”产生于对群体的盲从

盲从是基于人们对专业性风险危机缺乏科学判断能力的应激反应。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具有专业性。民众很难通过常识和经验去判断风险对自身的影响程度。事实上，无论是受到直接影响的受害者，还是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潜在受害者，个体对于威胁的风险程度的判断能力是有限的。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每一个利益团体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并通过这种方式去规避可能影响到它们利益的风险。”这表明，基于追求安全的本能需要，个体要通过群体不断获取信息，从而界定危机事件对自己构成的风险程度，据此做出决策保护自己。然而，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由于个体对风险危机不具备专业科学判断能力，就会表现出盲从的应激反应。

盲从是由于人们想要缓解心理焦虑而产生的。强烈的心理焦虑成为人们的共同心理体验，人们迫切需要信息交流来缓解焦虑。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网络上的各种流言、未经证实的消息、道听途说的传闻、不确切消息及谣言大行其道。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从众心理影响下，个体理性的判断力被削弱，个体情绪不断被群体情绪感染。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就分析了群体的心理特点。其一，群体显得冲动、多变，群体成员易受外界刺激因素或暗示的影响而产生轻信心理，并进而将群体幻觉当作事实本身。其二，群体的情绪多是夸张而单纯的，直接结果就是群体无视怀疑和不确定性，在感情上容易走极端，多偏执和专横。因此，当群体情绪非理性时，在群体的影响和暗示下，个体心理和行为极易被群体中其他人的信息和行为示范所影响，也容易选择从众或者不负责任地盲从。

盲从不仅导致恐惧，群体的盲从还会导致群体恐慌，甚至造成社会恐怖，进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威胁公共安全。在多数情况下，当个体身处群体之中，个体选择与群体保持一致似乎有利于增强个体安全感，有利于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对群体非理性情绪和行为的盲从心理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它会助长群体恐慌，带来民众的“非适应性反应”，比如抢购口罩、囤积物资等。在危机中，民众可以大致分为恐慌情绪易感者、恐慌情绪传播者、恐慌情绪免疫者三类。他们对于信息的掌握和鉴别、对风险的认识和感知、对危机的判断和反应各不相同，因而，他们对群体的认同和从众的程度、非理性行为的表现程度也不尽相同。但是，从整个社会面来看，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生活物资供应紧张或短缺会导致“不足则争”。正如古人所说，“夫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如果每个人仅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又会导致争则不足，争则暴乱起。

克服“恐惧”的关键因素

危机让人产生规避风险的本能，未知和不确定性让人产生联想，个体对群体盲从造成群体恐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如何利用人所具有的规避风险的本能，避免由于联想带来的夸大的恐惧，破除盲从带来的群体恐慌？

第一，让人们掌握信息，保持“适度的恐惧”，既体现对生命的“敬畏”，又有利于疫情防控。在疫情中，人们反思要对自然界保持“敬畏”。那么，什么是敬畏？敬，即尊重；畏，即恐惧。“敬畏”首先是从动机上对大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尊重，这是“敬畏”本身的道德价值，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责任”。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指出，道德的第一个命题是：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尊重是第一位的；而对大自然、对野生动物、对跨越其边界可能产生的风险持有“恐惧”，也是出于人类“利己的意图”。因为“恐惧”，所以恪守人与自然该有的边界，不因为无知、猎奇、欲望、贪婪和虚荣去突破边界，祸及人类自身。同样，在疫情防控中，保持“适度的恐惧”也是出于“利己的意图”，促使人们更好地做好防护。在危机事件中，只有及时准确地公开疫情信息，才能使人们基于对信息的掌握，对危机作出客观的理性的判断，对疫情严重性认识具备“适度的恐惧”，才能在面对危机时形成理性的“逃逸”机制，避免误判产生恐慌，并且促使群体产生“适应性行为”，即在危机中利他利己的理性自我保全行为。因此，这种个体基于“适度的恐惧”的理性自我保护，有利于人们高度重视并积极配合疫情防控。

第二，信息有效发布和充分流动是克服由于联想所产生的“夸大的恐惧”、避免群体恐慌的关键。对于未知的联想是导致“夸大的恐惧”产生的直接原因。因此，要破解“未知恐慌”就要通过信息发布和信息快速流动消除危机事件中的信息真空和信息饥渴。人们面对未知和不确定性会产生失控感。德国学者埃利亚斯·卡内提曾经指出，“人最畏惧的是接触不熟悉的事物，人想看清楚，触及他的是什么东西，他想辨认清楚，或者至少弄明白是哪一类东西”。越是未知的，越是会产生信息饥渴。尤其对于涉及到个体重大价值的未知威胁，人们迫切想要了解它，辨认清楚其对自身的影响程度。一旦权威信息缺位，就会产生失控感和无力感，给谣言的快速传播提供土壤，造成恐惧。个人的精神担忧与对信息的掌握程度有极大的联系。事实上，对于已知的风险，人们抱持谨慎和预防的心理，就会储备相关的知识、采取相应的对策使风险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从而形成对风险的掌控感——即使害怕也能安然避让。所以，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权威的、充分的、真实的、透明的信息的及时有效发布和充分快速流动是一切的基础。有了信息，才能预防疫情的扩散，才能有效安抚民众情绪，才能使人们摒弃虚假信息和谣言，才能避免夸大和扭曲的恐惧，才能克服群体恐慌。

具体来看，信息有效发布和充分流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应做好信息研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序列设定，及时公开权威信息，保证民众知情权，让民众清晰了解政府“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树立诚信的形象，构建和谐良好的官民关系。2、媒体要充当“安全阀”而非“助燃器”，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缺席无助于减少恐慌，媒体不确切报道则会导致更多的恐慌，要避免出现“媒体失语”与“媒介恐慌”两种极端，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过度与不足之间寻找平衡，化危机为转机。3、重视民众的信息反馈，建立双向交流的平台，增强信息回应的针对性，有效回应舆情，增强互信，不断形成共识。

第三，克服对群体的盲从，还要加强民众的“信息素养”。在网络新媒体时代，辨别信息真假的责任落到每个个体身上。“信息素养”就是如何“阅读”和判断信息的技能。如何通过加强“信息素养”来识别危机事件中各种各样的信息，避免误判而盲从？一方面，对于网络信息，民众要提高常识性判断能力，要有怀疑的认知方法，要有批判的怀疑精神。当我们面对危机事件中的各种流言、传言、不确切信息、谣言、虚假信息时，可以通过怀疑的认知方法去作初步识别和理性判断，从而避免由于“圈子”中持续传播的网络情绪上的相互推动，而误信误判扩散恐惧以增强彼此的恐慌。另一方面，对突发公共卫生类的专业性极强的危机事件，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要充分尊重和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

第四，疫情防控是总体战，要做好全方位的工作，以最小的代价化解危机，避免造成群体恐慌的次生“灾害”。克服恐惧的重点是要全方位的合力：1、完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维护医疗救治秩序，维护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做好社会面安全稳定工作。2、坚持公平性、正义性原则，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避免由确诊病例增多、生活物资供应紧张等问题产生的由“不足而争”导致“争而不足”、又产生“不足而争”的恶性循环而引发群众恐慌。3、坚持物质保障与心灵建设并重，要加强心理干预和疏导，有针对性地做好人文关怀。

概言之，为有效抗击疫情，人们要保持“适度的恐惧”做好自身防护，避免“夸大的恐惧”形成群体恐慌；要重视“实存性恐惧”，采取相应应对措施化解危机，警惕“建构性恐惧”引发群体恐慌，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