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篇章：补写社会史的《河渠》《平准》

因为《河渠书》与《平准书》在整个《八书》里最特别，所以我们再仔细探讨一下太史公是这两篇书写了什么内容。

《河渠书》讲的是水利工程，而水利工程又是农业的基础，所以治水一直是国家的重大政治措施。在这篇文章开始，太史公就引用《夏书》的记载，陈述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划定九州、功惠三代。当然，大禹治水的记录，现在一般认为还是战国时代的反映，所以紧接着太史公就跳过了三代春秋，直接叙述到了战国的鸿沟、离碓（都江堰）、西门豹渠、郑国渠等，尤其是郑国渠使得“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这件事在《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元年提到“击取晋阳，作郑国渠”，《史记·李斯列传》也提到“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但关于此事的过程和影响我们并不清楚，而只有《河渠书》才真正讲清楚了郑国渠对秦统一的意义。

郑国渠之后即转入汉朝，开始讲汉文帝时黄河酸枣段决口，当时发动大量士卒堵塞了决口，似乎没有受到太多损害。之后就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又在瓠子决口，滔滔河水灌入淮水、泗水，造成了十六个郡的祸害。当时武帝派汲黯、郑当时去堵塞，但没有成功。丞相田蚡因为封邑在黄河以北，黄河决口对他不但没有影响，反而还能趁机发财。于是他就劝谏汉武帝说，江河决口都是老天爷决定的，不能强行堵塞。

汉武帝听从了田蚡和一些方士的意见，真的就在很长时间内不去堵塞。太史公把这段记录下来，不但直面揭露当朝权贵的险恶用心，而且还留给后人以历史借鉴：治水工程不能被“天意”所决定！

水利工程真的没用吗？太史公接下来就说了，当时大司农郑当时提出，开凿渠道自长安引渭水东流，这样既便于关东的粮食运输到关中，又利于沿渠人民来灌溉农田，结果就是一举两得。当然，也有失败的案例。当时河东太守番系提出，关东的粮食运输到关中，经过黄河砥柱山时，因为地势险要导致很多粮船沉没，不如挖掘渠道引汾水、黄河灌溉河东五千顷荒地，这样就不需要依赖砥柱山以东的粮船。但没想到几年后黄河变迁，河东的渠田也就荒废了。

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才又派汲仁、郭昌发兵数万填塞瓠子口，武帝本人从泰山返回也亲临工地，并命令群臣自将军以下都负薪填河。武帝还有感而发，现场作了一首诗，“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齿桑浮兮淮泗满，久不返兮水维缓。”之后，这场危害长达23年的黄河大决口终于被堵住。

值得一提的是，太史公本人也参与了这场治水运动，这些记录都来自他本人的所见所闻，在与黄河的搏斗中更加深化他对治水重要性的认识，所以也就诞生了《河渠书》这篇名作。

《平准书》从经济角度来考察社会变化，这样的切入点前所未有的。在这篇奇文一开始，太史公就点明了汉初因为承接秦末的弊病，男子都去打仗，老弱都去运粮，而不法分子又投机倒把，所以国家非常穷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高祖对商人收取重税，并且对其各种权利限制，使得重点回归到农业。文帝时期为了适应复苏的经济活动，开始下令铸造四铢钱，同时允许百姓自由铸钱，吴王刘濞在封国内有铜山，从而富可匹敌天子。

“七国之乱”为什么会爆发？在《本纪》《世家》《列传》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政治因素；但是在《平准书》里，我们可以发现隐藏在后面的经济因素：正是因为汉文帝时期的货币政策，导致吴王刘濞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才有了汉景帝时期发动叛乱的资本。

之后进入的就是汉武帝时期。因为“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国家已经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人民也基本上能吃饱。但是这样一来也产生两个问题：第一是公侯豪强之间互相攀比，甚至开始兼并土地；第二是汉武帝拥有了开疆拓土的野心，于是无数人、财、物被征发，又重复了秦朝的模式。积累的经济很快消耗殆尽，于是国家就开始任用一些“兴利之臣”来向百姓搜刮，用钱可以买官进爵、可以减少罪刑，于是整个国家的吏治和风气都败坏了。

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对匈奴战争连战连捷，但背后要付出多少代价？这些内容在《本纪》《世家》《列传》只有一些蛛丝马迹，但《平准书》却交待得清清楚楚：除了损失的兵马以外，朝廷要对立功的战士大加赏赐，而对投降的敌人也盛情优待，结果就导致国库入不敷出，甚至都要拿出内库的钱财供应。在这样国库空虚、财政匮乏的时候，大商人就趁机低买高卖、囤积居奇，使得百姓生活非常贫苦。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继续想办法敛财。第一种办法是铸币。铸币权统归国有，禁止诸侯私铸。但国家铸币太多也会引发通货膨胀，那该怎么办呢？于是就规定诸侯王、诸侯进贡的货币必须是白鹿皮币、龙纹黄金币、马纹白金币、龟纹赤金币，其中最贵的是白鹿皮币，价值可达到40万。当然，这些皮币和金币本身没有这么高的价值，完全是政府的一种强制敛财手段；然后汉武帝又往往以金色不纯为借口，将不少诸侯的封国直接废除。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对盐铁官营。其中任用桑弘羊为侍中，后为治粟都尉，掌管大农；任用东郭咸阳、孔仅担任大农丞，分管盐、铁经营。这三个人本身就出自商人家庭，于是他们制定了一套朝廷买卖的系统，从政府派遣几十个大农部丞到各地成立贸易中心。具体工作是“平”（即看准时机，低买高卖）和“准”（即运输资源，互通有无），很明显，这是在把政府变成一个大生意人。

与桑弘羊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卜式，卜式也是商人出身，但他却主动将财产捐出赈济百姓。政府对他的行为非常表彰，升任御史大夫，当然希望富豪都能向他学习。当然，这样的提倡起不到多大效果，政府只能利用酷吏来压榨富商。卜式认为政府应该收取租税、提供服务，而不应该与民争利。但汉武帝明显更喜欢桑弘羊，故将卜式贬职为太子少傅。《平准书》最后是卜式提出烹杀桑弘羊，这当然也代表了太史公的态度。（完）

参考文献：

陈其泰：《〈史记〉“八书”历史编纂首创性价值析论》

韩兆琦：《〈史记〉十表总论》

杨照：《〈史记〉的读法》

张大可：《论〈史记〉十表之结构与功用》

张大可、赵生群等著：《〈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

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汉史。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悟空问答签约作者，澎湃历史专栏作者，网易历史专栏作者，百度ta说合作作者，全历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国志》《先秦古国志之吴越春秋》《山海经全画集》实体书三种，作品散见于《国家人文历史》《同舟共进》《北京晚报》《疯狂阅读》《醒狮国学》《百家讲坛》《威海晚报》等报刊杂志及自媒体。感谢阅读，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