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代表不同的尊卑次序，这一尊卑次序又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清代达官贵人们排座次，首先看爵位，其次看官位，然后看资历和学历。依据清朝等级惯例，座位顺序应该为：福康安、阿桂、和珅、刘墉。
但是清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国家，其等级尊卑次序可以说是发展到顶峰的状态，是极其成熟的，对饭桌座位的排序更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盖棺定论，以致脱离真实情况，违背史实。史料中并没有关于他们四人一起同桌吃饭的记载，只能用现有的资料以及理论对其猜测一二。
清朝是满族人民建立起来的，清朝自然以满族为重，以满人为尊，而刘墉作为一个汉人，自然要低其余三人一等；且刘墉官位低，是在嘉庆二年四月，才被授体仁阁大学士，在此前最高职务不过是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自然不能与以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和珅们争班次和座位。
况且刘墉没有爵位可以和另外三人抗衡，即便与他们三人同桌吃饭，也只能恭敬地坐在末席。据此推测，无论是哪种尊卑排序，刘墉都会排在四人最末。其余身为满臣的福安康、阿桂、和珅三人的座次排序也是大有讲究的。
此处分三种不同的情况。
按照爵位划分：福康安是贝子，最为高贵，和珅与阿桂均为一等公，福康安要较其他三人都尊贵一些，和珅和阿桂则较刘墉尊贵。
按照官职划分：阿桂官至武英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和珅身兼多个要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福康安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从官位高低看，阿桂为首席军机大臣加大学士，而和珅在朝廷上一直是位列其后，和珅的官职比福康安多，为尚书，但不是军机大臣。因此按照官职顺序为阿桂、和珅、福康安。
按照出身划分：福康安出身于满洲镶黄旗，和乾隆是亲戚，和珅出身于满洲正红旗， 阿桂出身于满洲正蓝旗，后抬旗入正白旗，故尊卑顺序应是是福康安、阿桂、和珅。
以上尊卑为简单笼统地划分，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要比其复杂许多，比如说坐席排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得分时间段。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福康安因军功被破格晋爵贝子，使得福康安身份立马尊贵了许多，摇身一变站到大清“主人”的位子。
在此前也存在分水岭。在乾隆四十一年时，福康安在四月回到京城，以户部左侍郎入职军机大臣，比十二月以吏部尚书入职军机处的阿桂早了八个月，此时的和珅却还只是户部右侍郎。此时排序应依次为福康安、阿桂、和珅。
第二年，阿桂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进位武英殿大学士，在军机处排名第三，仅次于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武英殿大学士舒赫德；和珅改为户部左侍郎兼步军统领，入职军机处，排名福康安前；而福康安改任吉林将军，离任军机大臣。此时排序则为：阿桂、和珅、福康安。
即便乾隆四十八九年间，福康安以署理工部尚书做过短暂的军机大臣，五十八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那都排名在阿桂和和珅之后。阿桂已在四十五年成为了内阁和军机处的领班大臣，而和珅则是文华殿大学士紧跟其后。
直至乾隆六十年十二月，领侍卫内大臣兼云贵总督福康安擒获苗王吴八月，被乾隆帝破格进封为贝子，他成为了宗室之外获此显爵的第一人，排在了只为公爵的阿桂、和珅之前。或许，福康安要对老首相阿桂客气一番，甘在其后，但绝对不会给政敌和珅面子。但是，五个月后，福康安病逝军中，被追封为忠勇郡王、配享太庙，也只能成为可能曾有的饭局的缺席者。
至此，对四人的尊卑次序也有大致的了解，这四人的吃饭座次已显现眉目，但这并不能作为最终的结论。按照古代制度，坐席次序按照办席地点可分为“堂”和“室”，不同的地点坐席次序亦不同，主要体现在朝向方位上，“堂”是坐南面南为尊，“室”是坐西面东为尊；如若换成四人中的一人宴请其他三人，假如和珅宴请其他三人，则不论和珅身份如何，他都该坐东面西，故为“东道主”。（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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