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曾国藩家书》中的儒家思想吗？

曾国藩重视儒家思想，推崇儒家思想中蕴含的观念，儒家理想被其尊奉为一生追求的最高理想信念。他在一篇文章《讨粤匪檄》中写道：“我孔子、孟子之所痛苦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一时让众多文人墨客为之感动，天下英才为此云集在他麾下，曾国藩幕府便有了“天下第一幕府”的美誉。

曾国藩学问的核心在于“修身”，在其家书中“勤勉、有恒心、坚忍”等品格被反复提到，并时刻告诫自己反省自身，不断改进，自强自修。曾国藩临终前给儿子的书信中写道“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实际上，此言源于孔子对“仁”的解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概括起来，意思是说君子自己首先要做到立身修德，同时也要让周围的人明白立身修德的重要性；君子自己通达，同时也要让别人通达。从这句话不难看出曾国藩“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用人核心思想，这一理念也成为他日后激励天下英才为其所用的关键。

创办湘军初始，曾国藩继承了罗泽南开创湘军时的“儒学治军”思想，他坚定强军护国的决心，坚决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一切反清力量，立誓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维护清朝政府的统治；在选拔人才方面更是始终倡导“忠君”思想，并使各层次官员之间建立浓厚的个人感情，并以此作为培养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的重要保证，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扶助，遇险时拼死相救等战斗理念，从而树立了“高度团结和友爱”的湘军及曾国藩幕府团队的形象。

此外，曾国藩还提倡忠义和爱民思想，他一再告诫弟弟：“出队以护百姓收

获甚好，与吉安散耕牛、籽种用意相似。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唯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可御之田以饭子孙耳。”他告诫在政界做官的家人尤其要爱护百姓，保护百姓安居乐业。同时，为鼓舞军队士气，他还编写了《爱民歌》、《得胜歌》等许多军营歌曲，以有效提升军队战斗期间的士气。

他自称“学问多途，皆涉其涯”。其治学之道，源于他从小博览群书，博古通今，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吸取众多思想精华，并结合自身经历和所处时代，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曾国藩家书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丰富，不仅有孔孟儒家文化，还有程朱理学，博采诸子百家，兼收并蓄。造就了他的道德睿智，成就了他的伟大成就。

“理学的心性义理之道和务实践履思想以及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构成了湖湘文化的核心与基础”。湖湘文化的特点是推崇性理哲学。即我们通常所称的程朱格物致知思想，当全国文化思潮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后，湖湘地区却依然能够谨守张轼、朱熹学统。即使明中叶以后阳明学派兴起，清乾嘉以后注重考据训诂的汉学风行天下，“湖南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湖湘学者一直在逆境中建塑自己的学术特色，推崇宋儒修身，研习性理天命，特色鲜明，自成一派。曾国藩在他的《湖南文征序》中这样写道：“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由此肯定了湖湘先贤们对自己思想道德体系建立的重要影响。

道光二十三年，时任太常寺卿唐鉴来京师讲学，曾国藩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皆事之，治义理之学。家书中曾说“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曾国藩遂经常到唐鉴处请教修身之道、读书之法，受其影响很大。在唐鉴的指导下，曾国藩以“《朱子全集》为宗”，致力于程朱理学，并为自己设定严格的日程表，日日反躬自省，并与倭仁等经常讨论、交流。他在《送唐先生南归序》一文中说：“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薰蒸，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意思就是在表达自己与唐鉴的师生之谊，表达对恩师的崇敬与缅怀之情。

钱穆先生谈到曾国藩的学术渊源时，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说：“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嘉道之际有菩化唐鉴镜海，以笃信程朱倡为正学，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何桂珍、罗平窦坊皆从问辨，涤生亦预焉。唐氏为《学案小识》十五卷，以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四人为传道，余为翼道、守道，涤生为之跋，推服甚至。”执掌湘学门户的唐鉴直接将湖湘的文化要义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曾国藩，此后由他传承提炼，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