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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亮母亲：他不会撒谎，遗憾未送别
梁文道 | 讲述
刚刚过去的夜晚，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睡不着。
是因为悲愤吗？不，我没有一点愤怒，我只是觉得悲凉。
01
一个倍感悲凉的夜晚
先说一个我倍感悲凉的理由吧，我们恐怕太容易遗忘。
昨夜离世的李文亮医生，曾经在2011年8月1日，发过这样一条微博——
来源李文亮医生@xiaolwl 微博
这是一条九年前的微博，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得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吗？还记得王青雷吗？如果你已经淡忘了，或者认为和今天发生的一切关系不大，那让我们回顾一下2003年的非典吧。
2003年4月3日，当时的卫生部长曾经在中外记者会上对外宣称，“北京仅有12例非典，3例死亡，中国的非典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
但是，一位301医院的医生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自己掌握到的实际情况远远没有那样轻描淡写。
他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全部写了下来，主动联系国内媒体，并且在内容里写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几天过去，他的声音没有得到回应。
直到美国《华尔街日报》与《时代》杂志获悉消息，采访了他，才将真实的疫情公诸于世，引起全球舆论的重视。尔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查情况发现，疫情基本与这位医生提供的数据近似。
我之所以觉得悲凉，还因为“讲真话”的代价。
巴金先生有一本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叫做《真话集》，曾经引起很大轰动。
这本书里记录了许多他自己的回忆，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决定在他的晚年说一些他知道的真话。将近40年前，当时的人们就已经有一种共同的感觉，我们到了一个该说真话的时候了。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大家都在夸赞某个人敢说真话的时候，每当看到各种官方宣传里要求大家“说真话”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荒谬的感觉。
说真话这件事，难道不是我们从小开始就被教育、应该具备的一个最基本的人之为人的品性与德行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还需要公开去赞扬一个人很难得说真话，还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难道你不觉得荒诞和诡异吗。
02
“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悲凉的理由，是昨夜去世的李文亮医生，许多人将他视作英雄。
无可否认，李医生当然也是一位英雄，我们看到多家媒体采访中，他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还是想去一线拯救病人的生命，和其他同事们一起对抗这场凶恶的瘟疫。
但在这些声音里，也有一些声音让大家注意，李医生不是从天而降的“英雄”，他只是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他做的甚至也不是向公众传播消息，而只是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行动，去警示自己身边的人。
也有人质疑，李文亮医生为什么不选择上报，而是私下传播讯息。不，他并不是没有上报，建议大家可以去读一读《财新》对李文亮医生的一篇专访，专访里就提到，他很早就发现“明显存在人传人”。（点击阅读：）
1月8日左右，他就曾收治过这类病患，后来发现照顾病患的家属也发热了，她的另一个女儿也发热了，这是明显的人传人，当时他们就立刻上报到医务处和院感办公室了。所以，他并非没有上报。
说起来，我们国家在2003年非典之后，曾经建立了一个理论上非常高效的疫情上报系统，这则新闻早在2016年11月17日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就发表了，提到“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织起了快速捕获疫情的’天罗地网’”。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这套系统失灵了？
这里面让人觉得悲凉的又是什么呢？
十几年前，我们曾经目睹一批又一批勇敢的医生，面向这个社会，想方设法对外公布他们掌握到的疫情或真相，但是如今呢？
我们的医生即便是在私人沟通场合，去对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们做出一些提示和预警，都有可能被认作是制造“谣言”。
而且当年，至少还有一些媒体或者机制，能保证这些医生的发现被尽早公之于众，或者至少让他们不用小心翼翼、有所顾忌地发表自己掌握的情况、观点和示警。
03
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或许才是真的不幸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关于李文亮医生到底是不是英雄的问题上吧。他是不是一位“英雄”呢？如果是，他是什么样的一种英雄；如果不是，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曾经在我的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里，介绍过由非常著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作家、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写就的一部不朽名著——《伽利略传》，其中有一段我认为很适合用来讨论今天的问题。
相信大家都大概了解伽利略的故事，当年他曾经得罪教会，遭到异端宗教裁判所的审判，甚至可能会被烧死或处以极刑，但是他退缩了，并没有成为一个百分百的科学家，英雄坚持到底，而他退缩了。
在布莱希特的笔下，伽利略没有成为一个为了真理与教廷对抗的悲剧性英雄角色，而是成为了一个复杂矛盾同时也有自己缺陷的人。
而伽利略的弟子，安德列亚，曾经真心相信伽利略对他的谆谆教导：“科学家就只为真理而献身，科学只为科学而科学”。所以安德列亚后来很不齿老师向教权投降的行为，他对伽利略说：“你本来可以是个英雄，但你不做英雄，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
伽利略却回应道：“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
04
我们难道就只能接受吗？
民族会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发生变化，民族性也是一样。它是一个随着环境变化的产物，并不是那样百分百、命定式地让我们接受的。
我仍然相信，尽管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历史在不断重演，很多事情让我感受到今天这种悲凉，可是历史不会永远是这样命定的，我相信它还是有可能在我们每个个体的能动性之下，得到一些改变。
改变会发生在什么地方？会是什么样的改变？会有多大程度的改变？什么时候改变？坦白讲，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不相信这一点的话，我们又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难道就只能够接受吗？对不起，我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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