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什么是虚构？我们为什么需要虚构？虚构与非虚构有何区别

王安忆，当代作家、文学家，1954年3月生于江苏南京，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1976年王安忆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1996年发表个人代表作《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2004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2018年5月20日，王安忆凭借《向西，向西，向南》荣获“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中篇小说奖；2018年10月，《向西，向西，向南》 获得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2019年9月23日，长篇小说《长恨歌》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关于文学创造中的虚构与非虚构，王安忆在下面的内容中对此表达了看法，并通过真实案例进行讲述，极具通透性。

王安忆：谈谈文学的虚构与非虚构

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需要多说的，文学创作就是虚构。可是近些年来，有一个新的倾向产生了，有那么多的非虚构的东西涌现，纪录片是一个，私人传记、历史事件、随笔散文等等纪实类的写作，然后，纪录片风格进入故事片，纪实性风格进入小说，总之，非虚构倾向进入虚构领域。我就是想谈谈对这个现象的看法。

那么，什么是虚构？怎么解释呢，我先说说什么是非虚构。非虚构就是真实地发生的事实。

上海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在淮海路最热闹的路段上曾经立起一个雕像，铜雕。这个雕像很可爱，一个女孩子在打电话，不知道你们看见过没有。它是一个非常具象的雕像，女孩子姿态很美，而且她是在一个非常热闹繁华的街头打电话，熙来攘往的人群从它身边走过，很是亲切，也很时尚。这个雕像，大家都非常喜欢，可是有一个晚上它不翼而飞，不见了。不见了以后，当然要破案，出动了警察。我非常关心它的下落，我在想谁会要这个雕像呢？会不会是一个艺术家，把它搬到自己的画室里去了，甚至于我还想，会不会忽然有一个电话亭也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被这个艺术家搬到了他的画室，成为一个组合。可是事情没有这么发生，过了一年以后，破案有了结果。它被用焊割的方法拆下来搬走了，当成铜材去卖，并且很残酷的，把它的头割下来了，因为他们必须把它切成一段段才好销赃。我看了新闻之后，终于知道了这个少女的下落，感到非常扫兴。看起来，艺术还是要到艺术里去找。生活不会给你提供艺术，生活提供的只能是这么一个扫兴的结果，一个不完整的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也许谈不上故事，只是一个细节。在我们小区里，有几幢楼，我不晓得是从哪幢楼里，每天有一个非常单调的声音传出来，是一只八哥，它只会一句旋律，只有三个音符，但也是一句旋律，它每天在唱这句旋律。你自然会期待它唱下一句，有时候我听到它的主人在吹口哨，很显然是在教它下一句旋律，可是它永远都在唱这第一句。我想这个八哥真的很笨，它也许只能唱这一句。起码是有三五年之后，终于我听到它在学唱第二句了。可是当它学第二句的时候，非常非常倒霉，它把第一句又忘了。我想这就是生活，很难提供给你一个发展，一个完整的发展。

第三个故事，也是发生在我们小区，我常常会看到一个老人，面色很憔悴，显然是生过一场大病。他每天在小区的健身器械上，做一个重复的动作，机能康复的动作，每天如此，就像一个标志一样，你进出小区都看见他在那儿锻炼。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这个老人，面色红润，有了笑容，神气昂然很多，可见日复一日的单调动作对他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这就是非虚构。生活中确实在发生着的事情，波澜不惊，但它确实是在进行。可它进行的步骤，几乎很难看到痕迹，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我们现实的状态。非虚构的东西是这样一个自然的状态，它发生的时间特别漫长，特别无序，我们也许没有福分看到结局，或者看到结局却看不到过程中的意义，我们只能攫取它的一个片断，我们的一生只在一个周期的一小段上。现在我就试图稍微回答一下，“什么是虚构”。虚构就是在一个漫长的、无秩序的时间里，要攫取一段，这一段正好是完整的。当然不可能“正好是完整的”，所以“攫取”这个词应该换成“创造”，就是你，一个生活在局部里的人，狂妄到要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周期。

有时候我看《史记》，《刺客列传》那一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司马迁写的五个刺客之间，都有这样一句话：其后多少多少年而某地方有某某人之事。每一段都是这样。“百六十有七年”“七十余年”“四十余年”，到荆轲出现之前是“二百二十余年”。这就是从非虚构到了虚构。在特别漫长的时间里，规模特别大的空间，确实有一个全局的产生。但这个全局太辽阔了，我们的眼睛太局限了，我们的时间也太局限了，我们只可能看到只鳞片爪，而司马迁将这一个浩大的全局从历史推进文本，成为目力可及的戏剧。我想，这就是我们虚构，也是我们需要虚构的理由。

我再进一步回答一下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虚构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形式。刚才我说的这些故事，它们都是缺乏形式的。因为没有形式，所以它们呈现出没有结尾、没有过程，总之是不完整的自然形态，虚构却是有形式的，这个形式就是从它被讲述的方式上得来的。

我举一个例子，苏童去年还是前年写有一个小说，名字叫《西瓜船》（《收获》2005年第1期）。写的是某一个水乡小镇，水网密布，有很多河道，在河道上面常常停靠着一些进行农业贸易的船，卖瓜、卖鱼什么的，岸上的居民就向船上的农人做一些买卖。这一日，一个卖西瓜的青年，撑了一船西瓜来到这里，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他和来买瓜的一个青年发生了纠纷，两个人都是血气方刚，容易冲动，就打起来了。岸上的这一位呢，手里拿着家伙，船上的这一位就被他捅死了。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故事依然是常见的。

然后派出所来处理，死的那个办理后事，活的那个则判刑入狱，激烈的场面过去之后，小镇又恢复到平静的日常生活。事情好像慢慢地就这样过去了，如果小说到这儿就结束的话，那么就是非虚构，可它千真万确是一个虚构。过了若干天以后，这个镇上来了一个女人，一个乡下女人。这个乡下女人来找她儿子的西瓜船。她找的过程是这样的，她挨家挨户去问询，我儿子的西瓜船在哪里？人们这才想起那死去的青年的西瓜船。在那一场混乱中，西瓜船不知道去了哪里！于是人们开始帮着女人去找船。找到居委会，找到派出所，有人提供线索，又有人推荐知情者，越来越多的人聚在一起，陪同女人寻找西瓜船。

最后顺着河流越走越远，终于找到尽头，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废旧的工厂，在那工厂的小码头上看到了这条搁浅的船。西瓜已经没有了，船也弄得很破很脏，大家合力把这个西瓜船拖了出来。小镇居民送女人上了船，看这个乡下女人摇着橹走远了。苏童写小说往往是这样的，前面你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直到最后的这一瞬间，前面的铺排一下子呈现意义了。这时候你会觉得，这一个女人，分明就是摇着她儿子的摇篮，但是一个空摇篮，回去了，而这些站在岸上目送她的人，则是代表这个小城向她表示忏悔。这就是形式，从意义里生发出的形式，又反过来阐述意义，有了它，普遍性的日常生活才成为审美。

非虚构的东西，它有一种现成性，它已经发生了，人们基本是顺从它的安排，几乎是无条件地接受它，承认它，对它的意义要求不太高。于是，它便放弃了创造形式的劳动，也无法产生后天的意义。当我们进入了它的自然形态的逻辑，渐渐地，不知觉中，我们其实从审美的领域又潜回到日常生活的普遍性。

我们如何虚构？怎么说呢，我觉得，大自然是非常伟大的，如果你到农村种过庄稼的话，你会觉得这些庄稼的生长真的是非常奇异。农民把玉米地、高粱地叫作“青纱帐”，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称呼。玉米的叶子是这么扭着长的，玉米生长的过程中常常需要掰除老叶子，掰叶子的劳动真的很艰苦。青纱帐里密不透风，很闷热，会产生一个奇异的效果，其实大家就在近邻，可是感觉很远，说话的声音从很远传来，很神秘。我常常观察它的叶子，这么扭着上去，而且果实排列得那么整齐。还有棉花，棉花其实不是非常好看的作物，可是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性格。棉花成熟的时候，花是雪白硕大的，它的叶子却凋零了。但这凋零并不给你凋敝感，因为它的枝和叶都很硬扎，像金属的刺。还有红薯，我们叫山芋，红薯是非常美的，种红薯的时候要打地垄。我觉得中国农业文明非常伟大，很有美感。红薯打成垄，才能栽种，果实长在地垄下面，叶子就披在垄上。我在想庄稼们的枝和叶还有果实里面的秩序，如此井然、平衡、协调。即使你去画一幅画，刻意得笔触均匀都是很不容易的。而自然它那么不经意地就能做到，而且是那么大规模，大体量的。

我不由要想大自然的那种造物的功能是从哪里来的？有些人认为大自然就是这么浑然天成的，先天决定的，没有什么商量，就这么发生，没有什么含义的。可是，我有时候经常会看一些科普作品和科学新发现的文章，很神奇，我觉得大自然在进化的过程中，它一定是有用心的，但不晓得是谁在实施，用谁的手在实施它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