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哈尔滨鼠疫 伍连德拯救了一场险些波及全球的灭亡灾难

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字星联，祖籍广东广州府新宁县（今广东台山市），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公共卫生学家，医学博士，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创始人，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

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他受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1911年，他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1918年，创建北京中央医院（今位于白塔寺的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分院）并首任院长；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在沈阳创建东北陆军总医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202医院），该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大型军医院；1926年，创办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并任第一任校长。

他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 。

1910年哈尔滨鼠疫 伍连德拯救了一场险些波及全球的灭亡灾难

鼠疫本是动物之间相互传染的疾病，与人无关，但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鼠疫便会成为一场灾难。一旦人被感染鼠疫，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这场当时震惊全世界的大瘟疫，是公认自欧洲“黑死病”以来，人类又一次大规模的恐怖瘟疫事件。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

疫情势不可挡，列强狼子野心。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犹如将倾的大厦。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

早年曾赴美留学的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这时，他想起5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在南洋槟榔屿遇到的一个人。此人名叫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副校长)。

此次的鼠疫，是鼠疫中最凶残的一种：肺鼠疫。主要存在于西伯利亚的旱獭身上，沙俄西伯利亚地区最先爆发了这种鼠疫，但不负责任的沙俄政府，却是严密封锁消息，随着接近冬季带有鼠疫病毒的劳工和捕獭狩猎者陆续开始返回国内过年，鼠疫由俄国向中国东北地区传播开来。如此毫无压力甩锅，给整个东北大地，带来这场空前恐怖的灾难！

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东北大鼠疫不仅造成了当时人民的大量死亡，而且还带来了生存压力及经济生活的全面恐慌。鼠疫出现后，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

作为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鼠疫的凶险伍连德比施肇基更清楚。对于这种恶疾，没有任何特效药，而且病死率奇高，可以说染之必死。但他更明白如果没有科学的防疫措施，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变成第二个中世纪的欧洲。况且，日俄两国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夺取东北主权。控制疫情不但关乎亿万生灵，而且关系国家危亡。面对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一列火车驶入哈尔滨火车站，这趟列车带来的是整个疫情的逆转，改写了中国医学史和世界烈性传染病防治的历史。两位提着大旅行箱的人在寒风中走下车厢，这两个人是新被朝廷任命的“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和他的助手。

多年后，伍连德在《自传》中这样描述第一次深入疫区的所见所闻：“沿途所见，都是一袋一袋刚从田间收获的大豆。这些大豆，既肥且壮，为任何国家所不及。所遇到的人民均在勤奋地工作，然间有谈论吐血发烧之疾病，足见瘟疫之潜势，已印入人心了。”死亡的气息笼罩着每个人。此时，傅家甸有两名西医，一个姓姚，一个姓孙，是疫情爆发后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来主持防疫的。

伍连德来到疫区后即进行了解剖尸体的工作。经过化验，他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确定，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而且是能够人际传播的新型“肺鼠疫”，但这一发现遭到多方强烈质疑。主管俄国铁路医院的医生哈夫肯可谓家学渊源，他的叔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并研制出一种能够预防鼠疫的疫苗。这位年轻的俄国医生深得乃叔真传。比日本医生强的是，哈夫肯承认在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但他也不认可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径是灭鼠。

俄国人邀请伍连德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一同检查病人。为了不让俄国人小看，伍连德最终没有要求戴口罩。他在为病人们检查身体时，尽量把头抬得很高，避免接触到他们的呼吸。自从深入疫区以来，伍连德第一次感到死亡离他是如此之近。在《自传》中，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在这病室里的十几分钟，实在感到慌张；俟工作完毕后，方透了一口气。哈医生见到这种情形，觉得好笑；他认为他们已注射他的叔父所制的防疫针，足够安全，不需要其他的预防工具了。”

此时，北京方面也收到了东北各地发来的疫情报告，鼠疫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蔓延着。北京、天津、上海……关内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病例。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法国医生迈斯尼。但迈斯尼作为外国知名专家，却因为资历而极度轻视伍连德，以至于拒不配合伍连德的防疫措施，给了伍连德极大压力。

关键时刻，施肇基给了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没人知道，在那焦灼的一天一夜里，施肇基经历了怎样的重压？即便是在《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中，对于这段经历他也只是一笔带过：“东三省瘟疫盛行，每日死亡率约在百人，而且瘟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内，亦限制华人入内，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可以想象，如果伍连德的防疫失败，施肇基又将面临怎样的责难和株连。

就在此时，一个噩耗传来。几天前被免去职务的法国医生迈斯尼，竟因为自信自己的判断，探视病人时没有任何防护，最终染病死在了俄国铁路医院里。一位治疗鼠疫的专家竟然死于鼠疫！这个消息，在哈尔滨各界中引起很大震动。在此之前，俄国人认为只要保持卫生、消灭老鼠就能保证疫情不在俄人居住区泛滥，但迈斯尼的死打破了他们的乐观。就连一向自负的哈夫肯医生也不得不戴上了口罩。

哈尔滨上下一片惶恐。此前，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惟一指望。最终在伍连德的不懈努力，和清廷的大力协助下终于战胜了这罕见的大瘟疫，在危难中挽救了中国。

接下来的几个月，东北地区的防疫工作基本在伍连德的指挥之下有序进行。在伍连德的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4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卫生夫役与警察，1000多名士兵被调往疫区进行交通管制。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4种。每个区的居民可以在本区内活动，但要去别的区域，必须申请特别准许证，就连区内的警察、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每天，各区派出40多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他们的房子进行消毒。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交叉感染。伍连德还向中东铁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车车厢暂作临时隔离营，收容患者家属和接触者。

经过伍连德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于1911年1月14日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其二、三等车于1月19日停票。1月13日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是经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观察。措施得到严格的执行，以至于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返回时，也毫无例外地在山海关停留5日后才得以返京。

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31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伍连德事后回忆，这大概是东北乃至全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必将引起人们的恐慌和愤怒。而且，中国的法律也不允许解剖。直到三年以后的1913年11月22日，尸体解剖才被官方许可。可以想见，伍连德当时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于是照伍连德的规划，先前所有愚蠢的防疫措施，全数都推翻，所有发生瘟疫的城市都划片，家家房屋消毒，出入都有军警检查，发现病人立刻就隔离。到4月底，东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灭。

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30多天后，1911年3月1日午夜，当日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传来时，防疫总部内一片沸腾，人们相拥而泣。伍连德的防控方法在全东北实施，到4月底，东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

没有伍连德的出现，东北疫情的结果无法想象。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担当起一个国家的责任，拯救了一场险些波及全球的灭亡灾难。

伍连德以其丰富的学识，严格按科学办事的精神与卓越的组织才能，受到政府的信赖和国际医学界的赞赏。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不到4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授予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伍连德一时被国内外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

在此不得不提一下当地最高行政长官锡良对鼠疫治理的大力支持。

宣统元年（1909年）2月，锡良被授为钦差大臣，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的事务，兼任热河都统。

宣统二年（1910年），中俄边境发生鼠疫，很快就蔓延到了东三省。北京岌岌可危。死亡人数节节攀升，日俄以防疫之名觊觎东北主权，谁能支撑危局。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为防止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而入境滋事，锡良坚持拒绝他们插手，而是自己部署力量全力投入到灭鼠疫的活动中，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遏止了鼠疫的蔓延。消息传出，十一个国家派医生到沈阳考察，并且在沈阳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由锡良主持，大家对锡良防治鼠疫的功劳和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给予了伍连德充分信任，伍连德所有的专业建议，要变成切实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锡良治下东北行政系统的高效支持。

在伍连德倡导下，锡良在吉林等地组建防疫总局，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行政体制。

防疫措施耗资巨大，费用吃紧，帝国财政紧张接济不上，锡良的办法不是向国民募捐，而是事急从权，向银行借款。

对于在瘟疫中冲在前方的防疫人员，锡良上奏朝廷，为防疫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当时定下的标准，医生殉职可以得到抚恤银1万两。清代一品大员年俸仅180两，对比之下可知分量。

肆虐哈尔滨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被遏制住了。在大瘟疫前，清政府态度之开明，行动之果断，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而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防疫中采取的措施之科学，又让世界医学界惊叹。鸦片战争以来从未露过脸的清政府，这回可算在西方列强面前扬眉吐气了一回。

为了扬我国威，清政府下拨十万两银子专款，拟在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届时，清政府将邀请世界各地的名医，汇聚一堂，研讨鼠疫的防治工作。万国鼠疫研究会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专家们不但对东北鼠疫的成因、发展和防治方法做了研讨；而且还肯定了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伍连德也因在东北大鼠疫防治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鼠疫斗士”的称号。

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被一支小小的防疫队在四个月之内扑灭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奇迹。缔造这个奇迹的除了科学的防疫措施，还有一串长长的医务人员殉职名单。虽然观点不同，但却为中国的防疫工作献出生命的法国医生迈斯尼；刚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便深入东北疫区的英国年轻医生杰克森；为支援防疫而临时上阵的中医大夫徐世明……还有那些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数以百计的士兵、警察、救护队员、检察员、杂役乃至厨师们。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人又顶上来，前赴后继，连绵不绝。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英勇的防疫队伍，一场罕见的大瘟疫才得以扑灭;也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英雄儿女，中华民族才能历百折而不倒，日久弥坚。

伍连德是中国防疫、检疫事业的先驱，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由于他知识广博、敏于观察，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组织才能，因而在防疫、检疫、兴办医院和医学教育，创建中华医学会，促进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各项业绩中都闪耀着炎黄子孙的赤诚。他大半生的活动丰富多彩，在国内和国际医学界都享有盛名。他晚年虽远居海外，但仍眷念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2岁。

伍连德：中国历史上走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人

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公开了部分诺贝尔奖候选人资料。人们可以查询到1901-1951年度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情况。获得提名的科学家中只有一位中国人，他便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Lien-Teh Wu)。
诺贝尔基金会规定，除了公布最终获奖者外，凡作为候选人的科学家，名字都不对外公开，并设置了50年的保密期。因此，对于出现的各种传闻，如某人获得提名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云云，其真实性必须等50年后才能得到印证。
伍连德博士的诺奖推荐人William W Cadbury(汉名“嘉惠霖”)，是当时在华著名美国医生、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和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美国费城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1909年来到中国，曾在中国工作近40年。他著有《博济医院百年史》，该书是研究中国现代医史及近代中外医学交流史重要的参考文献.
伍连德的诺奖评价人是著名瑞典病理学家Folke Henschen，(1881-1977)，中译“韩森”。在瑞典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界有着很高的地位。曾于1942-1946年担任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评审主席。他著有《病理学史》(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diseases)，其中一句名言“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被广为引用。
他给伍连德的诺奖提名理由：Work on Pneumonic Plague and 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arbagan in its transmission.(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獭(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
通过抗疫实践和“疫的研究”(伍连德英文自传中有此专题)，伍连德博士提出和确立了“肺鼠疫”学说(著有《肺鼠疫论述》，1926年，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印行，英文版)。在他带领和组织下，依据科学的流行病田野考查，确认了野生啮齿类动物如蒙古旱獭为疫菌宿主；通过临床实践及病理解剖和微生物学实验发现和确认了肺鼠疫“呼吸”和“飞沫”的传播方式，并对肺鼠疫自然疫源地追踪调查，提出见解。他于肺鼠疫方面的实践和研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流行病科学理论，为公共卫生学，检疫学、防疫学、疾病社会学等诸多相关学科提供了理论基础——伍连德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候选人提名。
1983年由国际著名流行病学家J.M. Last主编的《流行病学词典》中，伍连德是惟一被列入的华人科学家，当是对他在人类医学科学领域杰出成就的有力肯定。伍连德因他的科学抗疫实践和对疫的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于1927年获得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今W.H.O前身)授予“鼠疫专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