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埃及深陷国内外双重困境，民众运动不利于解决对英问题

作者：吴振鹏

第一节 二战后埃及的双重矛盾

二战后埃及存在着国内外双重矛盾。其中国内矛盾主要由三类构成，分别是华夫脱党和宫廷势力的矛盾；民众性政党与政府的矛盾和民众运动与政府的矛盾。

造成华夫脱党和宫廷势力矛盾的原因主要是埃及议会制度存在着缺陷。埃及君主立宪制政体规定各部长对议会负责，同时他们又为国王服务，这种含混不清的局面便会成为国王和华夫脱党持续不断冲突的根源。这类矛盾属于政府内部间正常的权力斗争，是一种可控性矛盾，几乎不会对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

埃及政坛以漫画形式出现

研究民众性政党与政府的矛盾，要从民众性政党出现开始说起。30年代初，埃及政党政治已成为个人腐败和任人唯亲的同义词。伴随着政党政治的腐朽，国内出现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给了从底层兴起的民众性政党以生存空间。这些民众性政党以青年埃及党为代表。他们出现后便与政府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属于一种结构性矛盾。因为民众性政党出现多是对埃及当时现政体的不满。比如青年埃及党，虽然它并不具有完善的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在成熟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社会纲领，但它与整个社会政治体系的决裂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民众性政党与政府的矛盾并不像参政后的华夫脱党和宫廷势力那样停留在政府内部斗争层面。他们试图摧毁国家机器，推翻埃及政党政治，再构建自己的理想蓝图。这就使得二者的矛盾属于一种不可控性矛盾，一种对政府统治造成挑战，对国家机器造成挑战的矛盾。

埃及

最后是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其实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因社会经济问题导致的矛盾，这类矛盾也属于可控性矛盾，不会对政府的统治造成太大影响。二是因民众性政党的煽动，使民众走向街头展开政治运动而与政府产生的矛盾。可以说民众性政党助长了民众对法律和秩序的普遍蔑视，并在二战后集中爆发。从1946年开始，埃及的民众示威活动和暴乱已经司空见惯。这种民众运动愈频繁，愈激烈，便越能激发民众走上街头的欲望。初期民众只是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而进行示威活动，但青年埃及党在46年一同向民众呼吁，将斗争矛头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转向宫廷势力。将运动从单纯反英运动变成反对埃及政治体制的运动，加强了埃及政治体制之外权力中心的力量。使两者现在形成鲜明对比，即政府这权力中心握有国家机器，民间权力中心则握有民众支持。这一现象明显是对埃及国家机器的挑战。

埃及建筑

对外矛盾主要为民族矛盾，即如何让英国从埃及退兵，如何解决苏丹问题，如何使埃及成为一真正独立的国家等一系列问题。对外矛盾是埃及政府长期需要面对的。但这一矛盾在二战结束后集中爆发，这主要因为大战期间，埃及人民更清楚地看出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的严重侵略性。英帝国主义根据这一条约，迫使埃及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的代价。并且在二战期间，埃及人民目睹了英国在北非战场的战况,从而加大了埃及人民战胜英国的信心。可以说战争一事显示了一个事实：原来这些白人，以及他们不可一世的国家，也有招架不住耻辱地被人打败的一天。就这样，二战结束后的埃及政府需要同时面对两个急需解决的矛盾，即对内矛盾和对外矛盾。

政府面临的这两种矛盾也正好对应其的两种职能，即对内进行阶级统治（或说社会公共管理），对外代表整个国家处理对外事务。其中国内矛盾对应政府的对内职能。而在正常国家中，对外职能（对外矛盾）主要是由国家代表全体国民完成，民众最多会对政府施加一定压力，双方因对外问题引发矛盾的频率并不像因内部问题而引发矛盾那么频繁。

远征埃及

至于埃及革命前政府在英埃问题上持一什么态度存在争议。传统观点认为其与英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并试图假借英国力量来统治本国人民。但是自从纳赛尔去世之后，在埃及本国便出现不同声音。其中最激进的是1976年成立的自由党（al-Ahrar）和1978年成立的新华夫脱党。虽然他们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为政治服务，但是在他们的历史版本中，有些事件确实是真正发生的。比如英国从1946年西德基（Sidqy）政府统治下发生的民众运动中吸取教训，在新政府即1947年的努克拉西（Nuqrashi）统治时将军队从开罗和其他城市撤出。1951年，纳哈斯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条约后在运河发生了民众暴力运动，加速了英军的撤军速度。所以，这类学者观点是如果没有七月革命，所有英军将于1956年全部撤出。上述观点就革命前埃及在处理与英国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全新观点，即从45年到52年这段时间内，埃及在处理对英问题上，政府并不是作为一个完全与民众对立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各届政府反而利用民众运动来对英国施加压力，以此从谈判中获得成果。其实这也是通常情况下各国政府在处理对外问题时采取的手段之一。但是埃及政府在运用这一手段过程中却引发问题，最终导致革命的爆发。这主要是由双重矛盾的相互影响，导致埃及政府逐渐陷入双重困境。

七月革命插图

第二节 埃及政府面临的双重困境

外交事务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尤其对于两个面临不同情况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对埃及来说，英埃问题主要和英国有关，即使努克拉西政府在1947年7月10日将英埃问题诉诸联合国，其主要关注点仍然在埃及。巴勒斯坦战争也因埃及迅速失败而使人们的注意力重心重新回到英埃问题上。但对于英国来说，因日不落帝国历史因素影响，英国在考虑这方面问题时不可能仅仅从英埃角度出发，而要从全局出发。这也造成了一种悖论，一方面，在英国从不从埃及撤军，如何处理1936年条约等方面而言，英国处于主动地位，再加上从穆斯塔法·卡米勒（Mustafa Kamil）到扎格卢勒，再到纳哈斯和纳赛尔，他们都没有放弃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英埃问题，埃及从未主动向英国宣过战。更是强化了英国主动地位。但因埃及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基本仅涉及到英埃两国问题，而英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由于埃及，尤其是苏伊士运河重要性影响到其全球帝国统治的诸多方面。所以在这点上又处于被动地位。这一悖论使埃及政府陷入第一重困境，即英埃问题因两国各自因素的影响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苏伊士运河

埃及政府面临的第二重困境是与民众运动、与民众性政党的，会对政府统治和国家机器造成影响的矛盾。先来简单回顾下战后在埃及爆发的历次民众性政党煽动的民众运动。首先是努克拉西第一届政府时期民众爆发的政治运动，使得该政府于1946年2月15日下台，随后西德基出任首相；后该政府因“西德基——贝文协定”和解散与英谈判的代表团而于11月26日引发国内抗议，后在12月9日辞职；努克拉西第二次上台后在1948年12月28日被人刺杀；继任者哈迪因在1949年1月7日与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而引起群情激愤，在7月25日递交辞呈；后西尔里组建过渡政府，华夫脱党经过1950年大选上台，后因开罗大火而被国王踢出政府。在这之后，1952年1月27日，阿里·马希尔接替华夫脱党，于3月18日辞职。纳吉布·希拉利接替其上台，因与华夫脱党的严重对立而于6月27日下台。随后侯赛因·西里政府在7月18日辞职，纳吉布·希拉利又于7月22日组阁。随后七月革命爆发。

七月革命

这些民众运动的爆发和政府所受到的影响构成了埃及政府所面临的第二重困境。即政府长期陷入更迭状态。而第一重困境反过来又加剧了第二重困境，使政府无法有效处理其和民众间的关系。战后岁月本应是议会制度自行解决国内政治进程，解决众多紧迫国内问题的时候。但因以民族问题为主要目标的民众运动在战后接连开展，使得外交事务一直占据着议程的主导地位。这导致政府无法主动改善与民众的关系，也无法有效应对民众性政党的挑战。同时因为第一重困境（对外问题）的存在，民众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易走上街头展开政治运动，民众性政党也越容易以此为由煽动民众运动，提高自身在民众间的影响力。从而扩大了第二重困境的严重程度，这一趋势导致国家机器愈发不正常。无论承不承认阶级斗争史观，国家都是一个特殊的强力组织，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常国家机器是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来抑制冲突的机构。当国内冲突像二战后埃及这样频繁时，便预示着动乱的来临。

《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插画

同时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恶化又不利于对外问题的解决，因为政府总是在与英国谈判时被民众运动轰下台。这时民众运动已经不是给政府、给英国压力来推动谈判，更像是拆政府的台。在这种不稳定政局下埃及政府又如何进行外交谈判？综上所述，埃及政府便在这种双重矛盾下越陷越深。

所以即使真的像新华夫脱党和自由党说的那样，政府是站在埃及民众这一方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但由于政府面临的这种双重困境，使其无法携民众之力处理对英问题。像英国从开罗和其他城市撤军和埃及政府单方面废除1936年条约更像是在民众抛开政府，单方面展开政治运动后所取得的成绩。

引用文献：

《埃及近现代简史》

《英国和埃及》

《列宁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极端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