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月3日凌晨,伊朗精锐部队的“圣城旅”的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遇袭身亡,美国国防部在事发不久后宣布,此次空袭行为是遵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令。 我在今天的推文中给大家分享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米尔斯海默所著)的这段书摘,就旨在从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对伊政策的影响切入,透视美伊关系始终难以缓和的深层原因。(注:米尔斯海默的这本《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2009年在中国首次出版,从时事跟踪上来说没有新信息,但大的分析结构依然成立。)
1.
伊朗的三大特点:拥核潜力巨大&高度反犹&波斯湾地区潜在霸权国
自伊朗1979年革命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以来,美国和伊朗就处于敌对关系。
▲ 1979年1月被伊斯兰革命推翻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考虑到过去美国对伊朗的干涉——最引人注目的是1953年使穆罕默德·礼扎·夏·巴列维复辟掌权的政变,以及新政权对各种激进团体的支持,两个国家之间依然相互猜疑并且只有偶然接触的有限合作行为,就不会让人感到吃惊。
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比叙利亚更加构成战略挑战。大马士革和德黑兰都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它们都是基地组织的敌人。它们每一方都拥有化学武器,并可能拥有生物武器,虽然有关生物武器的证据不是结论性的。但是在伊朗和叙利亚之间存在三个根本的区别。
第一,伊朗正寻求全面掌握核燃料循环,这使得它如果选择建立核武器的话,就能够做到。它也在开发针对包括以色列在内的邻国的运送核弹头的导弹。
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经常将伊朗称之为“关乎(以色列)生存的”威胁。虽然伊朗在任何时候并不能够立即打击美国本土,但是它开发的任何武器都能够用于针对驻扎在中东的美国军队,或者用来针对欧洲国家。
第二,有些伊朗领导人——尤其是现任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2005年6月当选伊朗总统)——发表了令人深感不安的评论,他对大屠杀的发生和以色列的生存权都提出质疑。
虽然艾哈迈迪-内贾德要求以色列“从历史中消失”——或者“从历史中抹去”——的话,经常被误译成要求毁灭以色列的存在,即“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但是这依然是一种令人吃惊的主张,那肯定会使以色列人和许多其他的人深深地感到不安。伊朗在2006年12月主办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些引人注目的否认大屠杀者和名誉不佳的极端分子,这样只是加强了全球对伊朗意图的关注。
第三,伊朗是波斯湾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具有控制那一富产油区的潜在能力。考虑到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在那里所发生的情况,这种潜在能力尤其真实可信。
虽然伊拉克曾经是伊朗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但是它现在已经是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分裂社会,没有资格来制衡伊朗。伊朗同伊拉克几个占支配地位的什叶派派别保持联系,从而赋予它对伊拉克的变化比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巴格达的时候不曾有过的、远远要大得多的影响力。
这一地区均势的急剧变化,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相信“伊朗看起来像伊拉克战争的获胜者”。当然,如果伊朗获得了核武器的话,伊朗对邻国的权力优势就会更加显著。
伊朗不断增加的权力对美国并不利,而美国曾经长期寻求阻止任何一个国家在波斯湾建立霸权。这一基本原则解释了为什么里根政府要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萨达姆,在它们之间的血腥战争中,当时看起来伊朗可能要打败伊拉克。美国也有强烈的动机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因为那样一股地区性的势力可以是长期的战略威胁。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的前景甚至使以色列领导人更加忧虑,他们倾向于将它看作极为恐怖、梦魇一般的情景。
2.
一些中东国家对伊朗的担忧&美国的对伊政策
但是以色列不是中东现在唯一担心伊朗的国家。许多伊朗的阿拉伯邻国也关心伊朗的核野心以及它在该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它们担心力量特别强大的伊朗,可能有一天企图威吓它们或者侵略它们的国家,就像萨达姆在1990年8月侵略科威特一样。
它们也对伊朗有点怀疑,因为它们关心伊斯兰内部“什叶派”同“逊尼派”之间的权力均衡。伊朗是由深深忠于什叶派的人所统治的,这使得像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的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的领导人感到惊慌,因为它们看到什叶派的影响力在阿拉伯世界正不断增加。
什叶派统治伊拉克;紧接着2006年同以色列的战争之后,黎巴嫩真主党——一个什叶派组织——已经在黎巴嫩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这些事情都是第一次发生的。更糟糕的是,德黑兰同有些伊拉克领导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是黎巴嫩真主党的长期支持者。
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阿拉伯邻国,包括许多美国的海湾盟国,对于使伊朗保持为一个非核国家,并阻止其成为地区霸主,有着非常关键的利益。即便以色列不存在,华盛顿也将致力于制衡伊朗,以便防止其他的海湾国家被德黑兰征服或受其压制。来自阿拉伯世界不受限制的支持,将使得美国更加容易保持海湾的均势,而要获得那种支持则需要一项行之有效的战略。
在过去的15年间,以色列及以色列游说集团曾推动美国追求一项战略上并不明智的伊朗政策。具体地说,如今他们是布什政府和国会山背后谈论有关以军事力量摧毁伊朗核设施的核心力量。不幸的是,这样的言词使得防止伊朗走向核国家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
20世纪90年代期间,以色列及其美国的支持者鼓励克林顿政府追求一项对抗性的伊朗政策,即便伊朗有兴趣改善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相同的模式在布什政府的最初年份里以及2006年12月——当时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共同努力破坏伊拉克研究小组向布什总统提出的同伊朗进行谈判的建议——再次发挥作用。如果不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话,美国将几乎肯定出台一项更为有效的、不同的伊朗政策。
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采取的镇压政策,进一步破坏了美国对付伊朗而作出的努力,这使得美国要获得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更加困难。
▲ 前美国国务卿-赖斯
事实上,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2006年底最后推动阿以和平进程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因为沙特阿拉伯坚持认为,只要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拉伯世界对美国有如此多的愤怒,沙特阿拉伯就不能够与华盛顿形成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就像在第七章中所讨论到的那样,赖斯的努力可能失败了,因为以色列现任领导人不希望建立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巴勒斯坦国,而以色列游说集团将使得布什总统或任何其他总统让以色列改变这一问题的方法变得非常困难。
简而言之,多亏以色列及其美国的支持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才追求了一项同预期结果相反的伊朗政策,而且在得到有其自身理由帮助华盛顿对付伊朗的国家支持方面遭遇困难;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这些国家倾向于帮助华盛顿来对付伊朗。
3.
美伊关系的大致演化历程(1953~1991):友好~强对抗~弱对抗~再次走向强对抗
从1953年一直到1979年,美国同伊朗之间有着极好的关系;1979年美国支持的国王(巴列维)被推翻,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他的神权政体掌权。自从那时以来,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几乎完全是敌对的。自从国王(巴列维)被推翻以来,以色列也一直同德黑兰关系敌对。
▲ 霍梅尼回国时的照片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美国和以色列都没有受到伊朗的严重威胁,主要是因为它卷入到同伊拉克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这使得它受到压制、力量逐渐受到削弱。
为保持区域均势,美国只要确保战争以胶着状态结束即可。通过帮助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使伊朗军队陷在战场上,美国完成了这一目标。
当战争在1988年结束的时候,伊朗已是精疲力竭了,因而至少有几年它没有资格在该地区引起麻烦。进而言之,可能是因为这场战争,20世纪80年代期间,伊朗的核计划被暂时搁置到了一边。
随着德黑兰核野心的证据开始出现得越来越多,以色列有关伊朗的威胁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1993年,以色列领导人开始警告华盛顿说,伊朗不仅对以色列是个严重威胁,而且对美国也是如此。自从那时以来,那种杞人忧天而咄咄逼人的言词就没有平息过,主要是因为伊朗在朝核方向继续迈进。
今天,许多专家相信,伊朗人将最终建立自己的核武器,除非发生什么事情来推翻伊朗的神职人员政权,改变它的核野心,或者拒绝它拥有此种能力。以色列游说集团追随着以色列,随声附和它有关让伊朗成为核强国的危险的警告。
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也对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以及拒绝以色列的生存权感到烦恼。不用说,像艾哈迈迪-内贾德那样的声明强化了这些关注。
虽然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总是把伊朗的政策看作意识形态上深深仇视这个犹太国家的反映,但是更为准确地说,伊朗的政策是被看作改善伊朗在该地区全面地位的战术措施。具体地说,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以及帮助像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团体,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同情,有助于阻碍一个反波斯人伊朗的阿拉伯联盟的形成。
就像伊朗专家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令人信服地显示的那样,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人的承诺,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很大的改变,改变通常是针对全面威胁环境而作出的反应。伊朗的神职人员政权与基本上是世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并不热络,而伊朗对像伊斯兰杰哈德这样强硬路线的巴勒斯坦团体的支持,只是在它被排除在1991年的马德里会议之外,以及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始的时候。
这些事件导致德黑兰抵制它所正确看到的美国孤立它并拒绝承认它是一个重要地区角色的广泛努力,它是通过支持反对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极端主义团体来做到这一点的。就像马丁·因迪克——他在当时制定美国的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后来回顾的那样,伊朗“为了打败我们的遏制政策和鼓励政策,它有动机搞垮我们的和平进程”。
4.
美国对伊核问题的纠结:对抗还是安抚?
为对付伊朗的核计划及其地区野心,存在着两种广泛的选择。
一种方法受到以色列政府及其美国支持者的赞成,它产生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即一旦伊朗获得了核武器就不能够对它进行遏制。这种观点假定,德黑兰可能对以色列使用核武器。
因为鉴于伊朗领导人天启式的历史观,他们将不会害怕以色列的报复。他们将把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或用来对付美国本身,即便这样做会招致自动的大规模报复。
因此,不能够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虽然以色列愿意让华盛顿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以色列领导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如果美国打退堂鼓的话,以色列国防军可能试图来解决这一问题。
这种方法也假定认为,调和性的外交和正面激励将不会说服伊朗放弃核计划。具体地说,如果伊朗继续沿着核武器的道路往下走的话,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制裁伊朗——甚至可能对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
为促进对伊朗施以严厉的压力,以色列人和以色列游说集团要美国在中东维持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这种情况同美国在1990年之前充当离岸平衡手,使自己的军队远离地面的做法形成了对照。
▲ 巴以双方首脑签署“奥斯陆协议”
在过去的15年间,这种对付伊朗核计划的对抗性公式,一直与一种更加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第二种战略相竞争。这种替代性的方法主张,虽然如果伊朗得不到核武器对美国来说会更好,但是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也能够受到遏制和受到威慑,就像冷战时期的苏联被遏制一样。
这种方法还认为,防止伊朗建立核武器的最佳途径是进行外交接触,并尝试使其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战略要求不将先发制人战争的威胁考虑在内,因为以政权更迭来威胁伊朗只会使伊朗领导人有更多理由来获得他们自己的核威慑力量。
像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一样,伊朗人也认识到,对于一个在他国打击名单上的国家来说,核武器是这个国家能够得到的最佳保护手段。
就像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伊朗专家雷·塔克赫所写到的那样:“伊朗的核计划不是出于一种非理性的意识形态,而是出于一种头脑精明的尝试,以技巧性地使自己能够生存的威慑能力来应对一系列正在演变的威胁……伊朗领导层显然明白,自己正成为华盛顿的瞄准目标,而正是这种看法驱使它加快自己的核计划。”
5.
美国政府很难同伊朗重归于好的原因之一:以色列游说集团反对伊朗同美国的缓和
预防性战争看起来不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选择这一事实,成了支持进行接触的理由。即便美国能够消除伊朗的核设施,但是德黑兰将几乎肯定会进行重建,而这一次伊朗人将会更加竭尽全力地分散、隐藏和加固这些设施来应对打击。
同样,如果华盛顿发动对伊朗先发制人的战争,那么德黑兰将肯定进行不分时间地点的报复,包括打击波斯湾的石油装运,并利用它在伊拉克相当的影响力而使得美国在那里的处境更糟。此外,伊朗还将可能同中国和俄罗斯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而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相反,如果美国撤除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并与之进行接触,那么德黑兰就将更倾向于帮助美国来对付基地组织,压缩伊拉克国内的战争规模,使阿富汗稳定下来。它同中国和俄罗斯结盟的可能性也就更小。
考虑到美国同伊朗之间恶劣关系的历史,并不能保证接触就会产生终止伊朗核计划的“大交易”出现。
毕竟,几乎不存在以色列放弃自己的核武器的机会,而且伊朗领导人可能相信,如果以色列拥有核威慑能力,那么伊朗也就必须拥有这种能力。然而,这种方法比起威胁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可能更加管用;而且如果该方法失败,美国也总是能够转而依靠威慑的方法。
到这个时候,有人可能期待美国在接触战略上采取一些变化的立场,特别是考虑到15年的对抗没有产生结果的情况。接触战略在中央情报局、国务院,甚至在美国军队中得到大量的支持,这些部门对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几乎没有什么兴趣。
伦敦的《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在2007年2月底报道:“根据高级国防和情报来源,如果白宫下令打击伊朗的话,一些美国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官就准备辞职。”事实上,伊朗反复发出了有兴趣进行接触的信号:在过去的15年间,其领导人曾经多次向美国伸出手来,希望改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引人注目的是,伊朗甚至开出了为谈判而提供其核计划和同以色列暂时进行妥协的条件。
然而,尽管有这些充满前途的机会,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却不厌其烦地阻止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同伊朗进行接触,而且他们几乎每个回合都取胜了。不幸但却可以预料的是,比起追求一项接触战略来,这种强硬方法并不像其被推销的那样管用,而是更加糟糕。
为回应这一失败的战略,华盛顿内外一致不断升高的声音是寻求同伊朗重建友好关系。同样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正用力阻止美国的路线变化和寻求同德黑兰恢复友好关系。相反,他们继续推广一项越来越具对抗性和同预期结果相反的政策。
6.
911以来,伊朗曾多次释放改善伊美关系的信号
就像在先前所指出的那样,对布什政府来说,最好的选择是排除武力威胁,并试图同伊朗达成全面协议。虽然难说这一战略是否奏效,但是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在过去甚至在将来该战略都有可能奏效。
▲ 9·11恐怖袭击
“9·11”以来,伊朗在两个不同场合发出信号,显示它对同美国达成谈判决议怀有严肃的兴趣。
通过向美国提供在阿富汗的打击目标建议,推动美国同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曾旨在共同抵抗塔利班的阿富汗斯坦军事政治组织)进行合作,帮助搜寻和营救使团人员,伊朗帮助美国于2000年秋推翻了塔利班政权。
战争之后,德黑兰帮助华盛顿在喀布尔安置了一个友好的政府。与此同时,伊朗总统哈塔米(1997年就职伊朗总统)一再清楚地表明,他希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将阿富汗的那些事件看作朝那一方向迈出的主要步伐。
同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一样,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内部,对于利用哈塔米的话和尝试同德黑兰关系正常化存在着大量的支持。
然而,政府内外的新保守派却激烈地反对这一想法;他们支持对伊朗足够强硬的政策,而且他们赢得了布什和切尼的支持。在2002年1月底的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讲话中,总统奖赏伊朗在阿富汗(同美国)的合作,是把伊朗包括在声名狼藉的“邪恶轴心”之中。更有甚者,布什在随后的那些月份里清楚地表明,虽然他全身心关注的是伊拉克的政权更迭,但是他最终将指向伊朗,并且也要推翻那个政府。
尽管有美国的敌意存在,就像在1997年的克林顿政府期间伊朗曾经做过的那样,它还是在2003年春再次尝试同美国进行接触。哈塔米说他愿意就伊朗的核计划进行谈判,这样“伊朗没有开发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努力”就会迅速透明化。
关于恐怖主义,他说伊朗将结束“对巴勒斯坦反对团体(哈马斯、杰哈德等)的任何物质支持”,并“向那些组织施压,以阻止其”在1967年的以色列边界之内“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伊朗的目标是使之成为“黎巴嫩境内的一个纯政治组织”。
哈塔米还暗示“接受”2002年的沙特阿拉伯和平倡议,他清楚地表明,这意味着接受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此外,伊朗还将帮助使伊拉克稳定下来。作为回报,哈塔米要求美国将伊朗从邪恶轴心名单上删除,不对他的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制裁也同样必须停止,而且伊朗要求“完全拥有和平的核技术”。实质上,哈塔米推进的是一个包括所有因素的大交易解决方案。
7.
美伊关系于2003年后的再度紧张
2003年5月,伊朗给出了自己的提议,那正好是紧接着美国在阿富汗看似要获得大胜之后,又似乎要在伊拉克取得大胜之际。在那一时刻,许多人相信,美国可能实际上能够对整个中东地区进行重组。事实上,那是推动德黑兰达成交易的理想时机,因为美国的声望和影响力那时正处于巅峰,而伊朗的脆弱感则十分明显。
不幸的是,美国的有利地位使得布什更倾向于下命令而非做交易。那一刻,以色列不仅向布什政府施压要求将目标针对伊朗,而且新保守派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其他人也在这样做。对哈塔米提议就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全面解决方案进行谈判,布什几乎没有放在眼里,而且美国官员接到不追求那一目标的指令。
如果布什政府追求了这些目标的话,人们并不知道是否能够达成一项大交易。依然有许多伊朗强硬派反对同“大撒旦”进行任何交易。然而,如果仅仅因为那一方法是最不糟糕的选择,布什就不尝试同哈塔米达成一项交易,那就太愚蠢了。
▲ 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
尝试达成交易有可能防止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当选,而内贾德不负责任的声明和好战态度,已经使得困难重重的局面雪上加霜。而如果接触失败了,伊朗最终获得了核武器,美国依然能够转而依靠威慑战略。
同伊朗达成一项交易可能为时还不太晚,虽然现在取得成功机会的可能性不如2001年或2003年。不仅发生在伊拉克的事件弱化了美国的谈判地位,而且伊朗领导人比以往有更多的理由不相信布什。进而言之,内贾德已取代哈塔米成为伊朗总统,而他对同布什政府进行接触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
然而,还是存在引人注目的追求一项大交易的理由。它不仅依然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最佳战略,而且美国需要伊朗的帮助来挽救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局势。
这就是为什么伊拉克研究小组在2006年12月建议布什总统同伊朗进行谈判,而不是发生冲突的原因。该研究小组的成员明白,与伊朗发生冲突——就像布什政府在过去所做的那样——给予伊朗强大的动力,去干预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事务,而这绝对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8.
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伊朗政策的消极影响
实际上,在美国国内存在同伊朗进行严肃谈判的大量支持者。就像所指出的那样,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军队里面的许多人将支持这种想法。
就在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其报告之前,2006年11月底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5%的美国人相信,美国“应该主要通过建立更好的关系来同伊朗政府打交道”。只有22%的人赞成“以暗示美国可能使用军事力量的威胁来对它进行施压”。
伊拉克研究小组——一个由著名人士组成的两党委员会——主张同伊朗进行接触的建议,是另一种进行谈判得到广泛支持的显示。甚至通常与以色列所关注的事情保持同调的《纽约时报》的托马斯·L.弗里德曼,都在2007年初的时候评论道,伊朗是美国的“天然盟国”。
虽然美国有好的战略理由来追求同伊朗进行一项大交易,虽然在美国国内外存在对这一政策的大量支持,但是却不可能即刻发生。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将几乎肯定试图在同伊朗进行严肃的接触之前,阻碍任何这样的努力,就像他们自1993年以来一直坚持这样做的那样。
事实上,以色列游说集团不厌其烦地破坏布什政府应该同伊朗进行谈判的建议。根据《前沿》杂志的说法,报告的发布“导致来自犹太团体反对该报告要求同伊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进行会谈的潮水般的抗议”。
然而,“圈内人士说,以色列的焦虑所针对的真正目标既不是叙利亚,也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伊朗及其核计划”。
以色列游说集团也可能企图确保美国继续以军事打击威胁伊朗,除非它放弃自己的核改进计划。考虑到这种威胁在过去并不奏效,在将来也可能不会奏效,有些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特别是新保守派——将继续要求美国进行威胁。
虽然布什总统在离任前依然有机会决定进攻伊朗,但是却不可能确定会不会如此。考虑到那些总统候选人不妥协的言词,他的继任者也有一定这样做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伊朗更接近开发出核武器,并且如果那里的强硬派继续掌权的话。
如果美国确实进行这样的打击,那么它将部分地是在代表以色列而这样做的,而以色列游说集团将因为推动这样的危险政策要承担重大的责任。而且这一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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