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人为革命，伪装中国人留日本，获康有为指点，家家挂孙中山像

1884年，越南的顺化王朝和法国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越南朝廷除有民族气节的大臣弃官归乡外，大都选择苟安或为殖民者效力，为法国鞍前马后欺压自己国家的民众。和投降派形成对比的是，广大的越南百姓从南到北点燃起义烽火。

越南反抗者

义军听从朝堂上退下的主战派差遣，拥护从京城逃出的幼帝，各地的义军也用“勤王”的名义抗法救亡。义军是顽强的，作战讲究灵活，但终究敌不过法国人的分化和武力。可是越南有很多志士，他们开始思考自身、提升自己的能力。

他们将目光投向前宗主国——中国。

中国和越南有很多相似处，都遭西方轰开大门，都是落后的农业国，而且两个在思想上有很多渊源。

近代中国的每件大事几乎都能影响到越南，清末的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对他们触动很大。虽然这些运动有些很失败，但还是能激发越南学习并效仿。

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破产，催生出维新人士，这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虽然变法只有103天，却被越南人视为先进的思想。当时的越南完成了对越南的军事征服，勤王运动的失败让越南进入一个抗法低谷，这也是越南革新的开始。

越南的士大夫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他们和中国的士大夫某些方面很相似。这就让中国的维新派人士编纂的一些书籍顺利为越南读书人接纳，康、梁的维新变法主张在越南士大夫身上发生共鸣。他们“专读汉语洋书，卢梭的《民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

最终在20世纪初，越南在思想的积淀下将抗法运动再度推向高潮。其中首讲潘佩珠，他是越南民族民主革命激进派的领袖，越南版维新会、东游运动和光复会的重要组织者。

潘佩珠

潘佩珠是最早接受维新运动和康、梁影响的越南志士之一，使得他在青年时期就有了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思想。于是他和阮诚等同组维新会，进行反法运动。参加维新会的多是士大夫出身的爱国者，他们自下而上实行，并将暴力和合法手段结合，远比中国的维新运动灵活。

越南维新者认为“现在世界的列强，如果不是和我们同文同种就不可能援助我们。日本是黄种人最先进的国家，只要我们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他们自然会帮助我们”。于是潘佩珠等经中国到日本，1905年5月到横滨后，就写信恳请梁启超会面。

由于信中言辞恳切，梁启超感动之下同潘佩珠会面。二人谈论很多，梁启超建议他“摹写贵国沦亡之病状”告知全世界，并以此“鼓动多数青年出洋游学”提升民族智慧。而且梁启超还要潘佩珠建立学校，以培养救国人才。这些全是梁启超在中国变法之心得，潘佩珠得到如获至宝，完全按照梁启超的建议办理。就有了东游运动，即送青年人到日本学习。

此后梁启超还介绍日本政界要人大隈重信、犬养毅等，犬养毅将孙中山介绍给他。可以说越南新式抗法运动的起始，梁启超起了莫大的作用。

东游运动的青年最终是要回国参加抗法运动的，除了文化课程，最重要的就是军事。潘佩珠希望犬养毅能帮助，但日本政客明确表示日本不可能援助越南，只同意培养送到日本的越南青年。

即使没有日本的鼎力相助，东游运动的作用还是在3年之内就迅速发挥。法国慌了，勒令越南关闭所有派送留学生的机构，逮捕维新人士，禁止越南人向日本汇款。

托头者犬养毅

那时的越南人在日本很难生活，为了避免外交麻烦，他们乔装成中国人掩护自己革命。1908年，日本和法国签订协定，共同扑灭越南东游运动。日本下令国内的越南留学生团体解散，并将他们驱逐出境。次年，潘佩珠也被驱逐出境。

诚如梁启超当时对潘佩珠说，找日本人帮忙无异于引狼入室。

因为越南的抗法人士早和孙中山有接触，对孙中山的主张他们也很熟悉，当武昌起义推翻清朝后。越南革命者将目光再次投向中国，他们期望能学习中国。

毕竟东游运动走入历史，必将有取而代之的东西。

他们将希望寄托中国革命，辛亥革命传到越南后，河内很多家庭挂起孙中山像。潘佩珠召集会员在广东广州开会，成立越南版的光复会。但是他们发动的起义都失败了。

可见近代中国和越南的步伐是一前一后，两国有着相似的道路，越南承受了许多中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