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为何出现在富裕国家和繁荣时期

作者：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Lubos Pastor和 Pietro Veronesi 来源： VOX 翻译：刘蝶 校对：张蓉欣、 hgyu
经济焦虑和不安全常视为民粹主义之驱动，那么，为何在过去几年里，民粹主义出现在富裕国家和经济繁荣时期？本专栏是Vox关于民粹主义主题辩论的一部分，文章认为收入不平等对这一现象有一定影响。在经济强劲时，每个人都过得不错，但是富人过得更好，这加剧了不平等和民众的愤恨情绪。反全球化形式的民粹主义可能会减少人们的消费，但它对富人的影响，因此吸引了许多富裕国家的选民。然而，在较贫穷的国家中，选民不太愿意为了平等而放弃消费。

Vox上关于民粹主义的辩论专题做得非常出色。艾肯格林（Eichengreen）、罗德里克（Rodrik）和塔伯里尼（Tabellini）认为，近期民粹主义的兴起很可能是由文化和经济两方面驱动的。在经济方面，他们强调了经济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作用。根据艾肯格林的说法，“经济论据是直截了当的：糟糕的经济表现助长了对现状的不满”。

尽管毫无疑问，糟糕的经济表现助长了人们的不满，但这似乎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它不能解释民粹主义抬头的原因，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等生活水平居于世界前列的富裕国家。此外，它也不能解释民粹主义在经济繁荣时期的崛起。截至2019年12月，美国正处于经济扩张的第11个年头——有史以来最长的扩张期。自2009年以来，美国的股票价格翻了两番。英国十年来没有出现经济衰退。2008年之后，欧洲大陆的经济复苏速度有所放缓，但即便是在那里，失业率自2013年以来也持续稳步下降（目前已降至6％左右）。早在2016年，当美国人选举特朗普和英国人投票支持脱欧时，这两个国家的失业率都低于5％，中位数收入在2012年触底后呈现强劲的上升趋势。在2016年的民粹主义投票中，这两个经济体的总体表现都相当不错。

何时何地

为什么民粹主义在富裕国家和经济繁荣时期出现？在我们最近的书里，强调了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近几十年来，整个西方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急剧上升。经济繁荣时期，富人拥有的股票和企业会随经济上行而增值，所以，尽管经济强劲时，每个人都过得很好，但富人尤其好，从而加剧了顶层与其他层级的收入不平等。经济精英们的财富不断增长，导致了强烈抵制精英的浪潮。

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这种抵制是以民粹主义者赢得了民主选举的形式出现的：选举时，主流政客对阵主张限制全球一体化的民粹主义者。一方面，限制全球一体化减少了选民的消费，这是选民们不喜欢的，另一方面，富人的消费会更大幅地下降，民粹主义就是通过减少这种不平等现象吸引了选民。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消费的边际效用下降，选民越来越愿意牺牲消费以换取平等。当国家变得足够富裕和不平等时，民粹主义者将赢得选举。

在我们的模型中，民粹主义会在富裕国家抬头，是因为平等是一种奢侈品，社会越富裕，人们就要求越平等。在贫穷国家，选民不愿意为了平等而放弃消费。抵制发生在繁荣时期是因为该时期的不平等特别严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在分配的顶端，是模型中民粹主义的关键驱动力。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能是近期民粹主义抬头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加剧了选民对不平等的厌恶。在危机发生之前，选民们，特别是美国人，对不平等现象颇为宽容，他们将富人的财富主要归功于个人的努力和冒险。但是自2008年以来，一些美国人可能开始相信，精英阶层的高收入是不公平的。例如，发放给华尔街的救助金以及随后给银行家的巨额奖金可能促成了人们对公平与不公平的看法的改变。这种转变，如果存在的话，可能会增加选民对不平等的反感，从而放大模型中提出的机制。原则上，这一假设可以由收集或定位调查数据时间序列的研究人员进行检验，这些数据将揭示选民对本国的不平等程度公平与否的看法。

民粹主义

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将民粹主义者定义为主张限制全球化的政治家。反全球化的态度并不是所有民粹主义者的普遍特征——例如，它不适用于20世纪拉丁美洲的许多民粹主义者——但它似乎确实适合当今西方富裕民主国家中民粹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例如，美国人选出了唐纳德·特朗普，一位贸易保护主义者，他承诺要修建隔离墙，限制移民，征收关税并退出国际协议。同样，英国民主投票退出欧盟，也代表着全球一体化的明显倒退。在欧洲大陆，诸如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和勒庞（Marine Le Pen）等民粹主义政治家以其反欧盟态度而闻名。正如罗德里克指出的那样，欧洲经济政策越来越多地在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制定，导致许多欧洲人要奋力争取更多的国家主权。

我们对民粹主义的定义很容易与更传统的定义吻合，Vox的辩论文章中都强调了这一点。传统的民粹主义定义中包含着强烈的反精英成分，但在我们的模型中，反精英与反全球化紧密相关。反精英人士欢迎对全球化的限制，因为这种限制尤其会伤害经济精英的利益。当全球化受到限制时，每个人的消费都会减少，但是富人的消费下降幅度最大，因此，不平等现象减少了，这吸引了我们模型中的选民。

例如，考虑到事实上，尽管英国整体投票支持脱欧，但是伦敦人民强烈反对，约有60％的人投票支持“留下”。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伦敦人认为脱欧会伤害他们的城市。我们的模型表明，英国脱欧将伤害英国最富裕的地区，这一点恰恰被许多农村选民看好，因为这将减少英国的不平等现象。

应采取何种措施遏制民粹主义的崛起？

在我们的模型中，民粹主义是由选民厌恶的不平等现象引起。该模型提出了两种抑制民粹主义的方法：遏制不平等现象或减少选民对不平等现象的厌恶情绪。

为了遏制不平等，政策制定者至少有两种选择。首先，他们可以使税收更加累进。在我们的模型中，累进消费税特别有效，因为它有助于将模型中出现的消费外部性内部化。这种税收在实践中很难实施，但是可以通过对奢侈品征收高税率的增值税来取得近似效果。其次，政策制定者可以减少选民抵御风险能力的异质性，否则会强化模型中的不平等机制，其中一种方法是为所有人提供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这两种选择在2020年民主党在美国的总统初选中都占据了显著位置。

为了减少选民对不平等的厌恶，政策制定者可以营造一种商业环境，使选民觉得高收入是公平的，消除腐败、政治徇私或“太大而不能倒”是理想的目标。与上一段提到的政策相比，具有此类目标的政策建议更有可能在两党内部获得政治支持。

References

Alesina, Aand G-M Angeletos (2005), “Fairness and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960-980.

Eichengreen,B (2019), “The twofaces of populism,” VoxEU.org, 29 October.

Hufe, P, RKabur and A Peichl (2018) “Measuring unfair inequality: reconciling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freedom from poverty”, CEPR Discussion Paper 12989.

Pastor, Land P Veronesi (2019), “Inequality aversion, populism, and the backlash against globalization”, Working paper.

Rodrik, D(2019), “Many formsof populism,” VoxEU.org, 29 October.

Tabellini, G(2019), “The rise of populism,” VoxEU.org, 29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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