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走上帝制前台：破解袁世凯的皇帝梦之三

玺璋评论

一般说来，袁世凯公开帝制图谋，是在筹安会公布之后。此前或在一些非常私密的场合流露过，但并未公诸于世。在公开场合，即使面对非常亲近的人，他往往也要装出帝制反对派的样子，谁说他想当皇帝跟谁急。民国四年（1915）六七月间，梁启超从南方归来，听到很多袁世凯打算恢复帝制的消息，便与冯国璋相约，进京面见袁世凯，探寻其真意，并试图劝阻他。但袁世凯断然否认，告他不要听信谣言，绝无此事；且又言辞恳切，对冯抚慰备至。冯国璋回到南京，相信了袁的话，并以此告知各报。当年七月六日《申报》北京电报道此事：

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

冯将军语人，三谒总统，言及国体事，总统力辟近日谣言之妄，谓亦有所由来；因和局初成及二次革命时，总统皆曾虑及恐共和不适于国情，因有归政或逊位之说，但决非为己身。以事实论，民国总统既无异人任，且今日行总统责任制，权利无所不足，何故为此？若为子孙，则益非所计。又外间或因规复王侯五等制度，遂有疑异，但此事认为非办不可，以五族共和，他四族皆有侯王，而汉族不能独无，《约法》受爵特权，本不限于四族。然因此疑异，遂暂阁置，但将来必办，亦决与帝制无关，有人以时机为说，但我已于英国置小小地亩，若有相迫者，则远走海外耳。总统所语甚多，而综合大概，皆极决绝之词，观此可知谣言不实云云。[1]

这件事徐世昌讲得更具体也更生动，他说：“当帝制风传甚盛时，六月间冯入京谒项城，言：‘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项城言：‘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可良土匪，那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又言：‘北洋军队暮气沉沉，有事时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顿，我们自己家人总当团结，保持我们的实力，你既来京，可与相国（徐世昌）、芝泉（段祺瑞）筹画一番。’”[2]话说到这个分上，不由得冯国璋不信。然而，大约仅过了月余，先是古德诺发表了他的鼓吹帝制的《共和与君主论》，继而杨度等人发起的“筹安会”亦宣告成立。至此冯国璋才恍然大悟，知道袁世凯欺骗了他，自己上了他的当。于是才有后来他与梁启超、蔡锷等暗通声气，站在反袁护国的一边。

前排中间者为徐世昌。

袁世凯是中国官场所养育的旧式官僚的典型，惯于玩弄权术，以此为驭人的不二法门。冯国璋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追随袁世凯十数年，是其最主要的将领之一，他依然不能以诚相待，谎话连篇，是很令人伤心的。故梁启超言道：“袁氏一生，其言与行，无一不相违，其心与口，无一而相应。彼袁氏盖天下古今第一爱说谎且善说谎之人也。”梁氏所言或有夸张之嫌，却也并非毫无依据，他本人就是袁氏谎言的受害者。自民国肇始，“彼其四年以来，矢忠共和之言，已章章在人耳目者，且勿论。直至筹安会发生之前一月，冯将军入谒，彼犹言若强之为帝，将逃往英伦。此语曾由冯将军宣布之于各报中，尽人所同见也。筹安会发生以后，京外官吏往见者，彼之言论，壹皆与所以语冯将军者大同小异。尤有外国报馆访事往谒，彼言帝制非所主张，彼常以恪遵约法拥护共和为职志。此语登于纽约独立周报中，上海泰晤士报及各报多转载，又尽人所同见也。此犹可曰口说无凭，当九月初二日参政院开院时，彼所下教令，不尝明言本大总统认改变国体为不合事宜乎？此犹曰对内也，彼答覆五国警告，不尝明言主权在民，人民欲采何种国体，政府无权过问乎？而岂知彼一面日日作此等语调，发此等文书，装作浮云富贵，敝屣万乘之态，一面乃日日嗾使其徒党，徧发彼穷丑极秽之种种密电，钦派代表，敕令推戴。如此行为，岂复知人间有羞耻事”。[3]

梁启超说得很明白，袁世凯最善于说一套，做一套。他与杨度和筹安会之间的关系亦是一例。袁世凯固不愿承认他是筹安会的幕后操纵者，但夏寿田在向张国淦谈起筹安会所由发生，及杨与袁的关系时表示，当他将杨度所著《君宪救国论》转呈袁世凯后，“项城颇心许之”，并交段芝贵在湖北付印。随后，经夏寿田的安排，杨度于“八月十日进谒项城，余（夏寿田）陪坐，谈及君宪问题，拟组织一机关鼓吹。项城言：‘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袁自谓）所指使。’杨正色言：‘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一人，且有学术上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又反复推论，词气颇激昂。最后，项城言：‘你可与少侯（孙毓筠）等谈谈。’杨退出，往孙处连日商议，于八月十四日发表筹安会宣言。”[4]

其实，无论袁世凯怎样掩饰，他与杨度的关系，以及他对筹安会的态度，都是昭然在目，历历可数的。还是这位夏寿田，筹安会发布后，梁启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要出20万元收买此文，带钱去天津找梁启超的就是他；继而，袁世凯希望出5万元，请严复写一篇批驳梁氏此文的文章，出面联络的还是他。而背后的主使自然是袁世凯。很显然，筹安会的出现，把袁世凯从幕后推向前台，此时，他的声调亦渐渐的有所改变。据八月十七日《申报》所载北京电云：“有人谒袁总统，问应否干涉筹安会？袁答近数年来，此项言论，耳闻已热（熟），永不措意，自因欧战及墨西哥屡次改变，遂激触中外注意新造民国利害。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且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汶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研究者作何主张，于余个人固无嫌疑可虑。余及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亲族，人情切己，自当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予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二者之嫌疑，而强加干涉？”[5]

说得可谓冠冕堂皇。后又有贺振雄上肃政厅呈文，要求“代呈我大总统，立饬军政执法处，严拿杨度一干祸国贼等，明正典刑，以正国是，以救灭亡，以谢天下人民，以释友邦疑义”。肃政厅随后亦呈请取消筹安会：

自筹安会成立以来，虽宣言为学理之研究，然各地谣言蜂起，大有不可遏抑之势。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议长，彼等唱此异说，加以函电交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无怪人民惊疑。虽经大总统派员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恺切声明，维持共和，为大总统应尽之职分，并认急遽变更国体为不合宜，然日来人心，并不因之稍安。揆厥所由，无非以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应恳大总统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云云。[6]

且看袁世凯是如何批复的：

世界各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要不外乎本国情为建设，以达其巩固国家保全种族之宗旨。中国当君主时代，厉禁讨论民主政体，而秘密结社，煽惑不绝，实于共和原理，毫无识解；迨潮流所至，一旦暴发，更无研究之余地。迄至今日，不但人民无共和之智识，即居议政行政之地位者，真能透澈共和之原理，百不一睹；而一部分人民，主张君主之说，暗潮鼓荡，已非一日，前车之鉴，可为寒心。恐其于君主原理，犹之初创共和时代之茫昧隔膜，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具有界说，不可逾越范围。着内务部确切考查，明定范围，示以限制，通饬遵照。[7]

此后，再有人向肃政厅、检察厅或内务部提出封禁筹安会的要求，或提起公诉，一律不再有批答的下文。而且，当时有反对帝制的人想要组织团体，与筹安会对峙，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国是讨论会等，反而受到压制，或官府不予立案，或以其他理由掣肘，不许成立。据袁克文记载，他与几个朋友就曾想“别建一会以纠之”，终因父亲反对，告他“不必多事”而作罢。[8]至此，筹安会的来历大家都心知肚明了，袁世凯的真实意图大家也了然于胸了。因此，当筹安会以该会名义通电各省文武官员，请派代表进京，并寄与古德诺论文、入会愿书和投票纸，要求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并代募会员时，各省纷纷响应，无不赞成，并派代表入京。

交通系首领梁士诒。

杨度等人最初的想法，是请该会各省代表到齐，以会议决议的方式，呈请实行帝制。但筹安会不是法定机关，无呈请资格。于是，根据徐世昌的建议，改变方针，由该会各省代表，以公民资格，请愿于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由参政院呈请实行。徐世昌曾向张国淦谈起当时的情形：“自国会解散，帝制运动日急，此时在内主持者为杨士琦。杨不仅反对国民党，亦且反对进步党及交通系（杨皖派，梁粤派），思由北洋包办。在外则袁大公子克定发纵指使，彼尚知此举非北洋一系包办所能成功。克定初欲借重进步党，曾于一九一五年一月约任公到汤山（克定住此借口养病）商谈国体问题，任公支吾其词，克定知进步党不可恃，乃变计而顾及交通系，梁士诒本无党派，在国会中曾与国民党之广东派联络组织公民党，虽系杂凑，然能以金钱号召，对于各方面拉拢，亦具有相当力量。克定欲利用梁，又知梁为功利中人，遂以三次长参案（交通部其一）、五路参案胁之。一日，克定约梁往谈，单刀直入，问变更帝制，肯否帮忙，并加以恫吓。梁不敢持异议，惟言须向同人报告，再作确定之答复。回寓后当夜召集交通一派人员开会。谓赞成不要脸，不赞成不要头，结果大家要头，一时传为笑谈。梁于次日回报克定，表示愿为尽力，并陈述进行之策，克定大喜过望。故参案中之交通次长叶恭绰复职，京绥路局长关冕钧免议，津浦路局长赵庆华、京汉路局长关赓麟仅交付惩戒，一时注目之大参案遂以无事。于是，帝制派即以交通系为台柱矣。”[9]

另据《梁燕孙先生年谱》，谓此时袁世凯曾亲自出面找梁士诒，告诉他：“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10]后来梁士诒谈及何以加盟帝制运动，还说是报答大总统的恩遇。这时，筹安会的作用既已殆尽，后面的事也就由交通系接手，“所有筹委会预定包办之请愿推戴种种，几全面转移于梁”。[11]梁是实干家，手下又有一批交通系的干将，事情很快就风风火火干起来了。既然袁世凯说了，“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那么，他们就从这里入手，努力造成一种全国老百姓都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局面。

按照袁世凯的要求，由梁士诒牵头，于1915年9月19日在京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沈云沛做会长，那彦图、张镇芳做副会长，前期成立的请愿团体与新成立的请愿团体都被组织起来，以各种名目向参议院请愿。据唐在礼回忆：“他们发动的对象，上自王公遗老，各省将军、巡按使，下至各种行业的把头，三教九流，行行俱全，‘多多益善’。拉到的人，列入了请愿名单，就被请去吃饭、看戏，此外还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地送钱。这样，当然轰动起来了，很快地就在全国各地造成了诸色人等‘无所不包’的所谓全国性请愿的大局面。强奸民意的电报接二连三地拍到北京，‘请求’袁世凯赶紧做皇帝，口口声声‘挽救人心不古的世风，挽救国家内忧外患的危险局面’。北京城更比别处热闹，不仅当地报纸着意鼓吹，还组织了不三不四的人群列队到内务部请愿。”[12]

梁士诒与交通银行诸同仁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为梁士诒。

既然全国人民都盼着袁世凯早登大宝，南面称孤，参政院则顺应民意，决定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并由梁士诒等人急就章式地起草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并于10月2日咨请政府公布施行。袁世凯更是急匆匆地于6天后，即10月8日公布了这部组织法。依这部专为恢复帝制而制定的组织法的规定，国民代表的选举，以前此国民会议组织法上的初选当选人及其他单选选举人为基础；可免去许多繁琐的手续；但是选民散居全国各地，召集必待时日，又须经过通知答复等一系列手续，方可到省里报到，故国民代表的选举绝非一个月所能圆满完成。但自10月8日组织法公布，到10月25日开始选举，10月28日实施国体投票，不到一个月，全国已有十八个省区宣告投票赞成君宪，在原定11月20日前，全国所有省区投票结束，全部1993票（另据梁启超说，参政院所开之一千七百八十票），求一张反对票而不可得。这个结果是骇人听闻的，据说，法国拿破仑一世称帝，行国民总投票，赞成者3572329票，反对者2569票；拿破仑三世称帝，国民总投票，赞成者7839000票，反对者253000票，都不能和袁世凯全票通过相比。还有更离奇的，按照组织法的规定，国民代表大会只有决定国体之权，推戴元首，是确定国体之后的。但各省国民代表大会在投票决定国体的时候，竟连皇帝都选好了。而各省推戴书上，“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这四十五个字是完全相同的，真是神奇得不可思议！

而全部秘密就在于，所有这一切都是袁世凯亲手制造的。唐在礼事后曾以亲历者的身份讲到当时的情形：“由名义上主持国体决定和选举事务的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中枢、唐在礼、袁乃宽、雷震春、吴炳湘、张士钰等十人出面，向各省将军、巡按使发出密电，传示‘主座’（当时对袁由总统选任皇帝时的过渡尊称）命令，按内定步骤指示实际的具体选举工作。当时，先由十人发出一个密电，向各省当权者郑重说明‘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完全是一套表面文章，但所有该局指示的官样文章，一定要在各方面进行宣传，并相应地在表面上要有些表演，也只限于表演。重要的是万万不可按照那些官样文章假戏真做，因为那里面没有一件是合乎实际要求的。在这个说明密电以后，另有一封密电详细指示一套实际的做法，要求各省今后一切行动，必须遵照这一密电所指示的原则办理，并必须严守秘密。另外还秘示只要能达到密电的目的，尽可以不按国家法律办事。”[13]

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后，这些密电全文被媒体曝光，梁启超写了《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他在文章中惊呼：“则已无从更下批评！读者但绎文察义，则可以恍然于全国一千七百余票，何故无一票之反对？可以恍然于各省投票决定国体后，何故皆即以同日上推戴书，而无一省之延缓？可以恍然于各省何故一致委托参政院为总代表，而无一省之参差？可以恍然于各省推戴书中，何故皆用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等四十五字，而无一字之异？呜呼，民意耶？官意耶？帝意耶？请读者自裁判之。”[14]因此，他特别指出：“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他还说：“质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15]

至此，袁世凯登基已无悬念。继两次推戴书之后，12月12日，袁世凯承认为皇帝，13日，就匆忙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登基典礼，接受百官朝贺，并议定改明年（民国五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帝制运动终告一段落。

[1] . 据1915年7月6日《申报》，载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33页，2007年6月版。

[2] . 张国淦《洪宪遗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36页，中华书局1960年1月版。

[3] . 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三，10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4] . 张国淦《北洋述闻》，201—20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3月版。

[5] .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209—210页，中华书局2007年6月版。

[6] .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212—213页，中华书局2007年6月版。

[7] . 同上，213—214页。

[8] . 袁克文《辛丙秘苑》，15—1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

[9] . 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38页，中华书局1960年1月版。

[10] . 凤冈及门弟子编《梁世诒年谱》（上）2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

[11] . 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39页，中华书局1960年1月版。

[12] . 唐在礼《辛亥以后到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20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3] . 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21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4] . 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02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15] . 同上，99—100页、103—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