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代香港青年是“后物质主义”？别逗了！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一、缘起

长期以来，香港青年给予他人一种“政治冷感”的印象。但近年，这种印象有所改变。自2006年的“保卫天星码头运动”以来，青年逐渐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在2012年“国民教育风波”及2014年“雨伞运动”之中，青年更担任着重要角色。现时的“修例风波”，青年甚至成为了运动的主体。不少香港学者尝试解释香港青年的价值取向，其中使用较多的是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理论。

学者沈旭晖提出，香港青年之所以积极参与“修例风波”，是由于他们不再介意现实世界的物质生活，不再追求物质主义价值，转而追求各种后物质主义价值，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为“崇高理念”而抗争。沈先生甚至将青年标签为“后物质世代”，认为“后物质世代”与上一代“物质世代”已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并将世代对立起来。

图自港媒

二、何谓后物质主义

后物质主义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由著名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的。英格尔哈特针对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认为人民的物质需求已经普遍得到满足，因此在物质富裕环境成长的新一代，将会转而追求民主、自由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这个价值取向与上一代比较重视经济增长、国家安全等物质主义价值取向极为不同。

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建基于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简单而言，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分为五种及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英格尔哈特提出稀缺假设及社会化假设。有关稀缺假设，英格尔哈特认为在物质匮乏的生活环境下，人们为了生存，便会将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视为首要满足的需求。当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人们就会逐渐尝试满足较高层次的需求，导致他们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

至于社会化假设，是指个人价值观在成长时期的环境已经形成，成长之后将难以改变。因此，成长于物质匮乏环境的一代，即使成长后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他们仍然倾向于物质主义。只有成长于物质丰裕环境的一代，才会倾向于后物质主义。

基于以上两个假设，英格尔哈特提出价值观的世代交替：物质主义价值观仍然属于社会主流，但随着在物质富裕环境下出世及成长的新一代逐渐增加，社会上信奉后物质主义价值的人将会愈来愈多。在价值观的交替过程之中，信奉后物质主义的新一代将会与信奉物质主义的上一代发生冲突，并逐渐取代物质主义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英格尔哈特设想，这个价值观的世代交替，大约需要十五至二十年。

三、香港青年与“物质主义”

回到香港社会，自上世纪80年代起经济持续增长，物质生活变得富裕。那么，按照英格尔哈特的设想，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现时香港的主流价值观理应已被后物质主义所取代。表面看来，上文提及的一系列社会运动，香港青年都担当着重要角色，而且这些运动都高举着后物质主义价值的旗号，例如保育（指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保护）、民主、自由等等，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信奉后物质主义的青年为争取后物质主义价值而行动。

老实说，在众多对香港青年的标签之中，后物质主义可算是最令笔者摸不着头脑的一个，尤其是当笔者与身边的同辈朋友们聚会时，大家还不断地聊最近买了什么手办玩具、上网抢购了哪一双名牌限量版篮球鞋、换了哪一部新款手机时，将后物质主义标签于我们身上，把我们说成是不吃人间烟火的“清教徒”，分外格格不入。

事实上，香港青年从来没有一刻放弃过追求物质生活。试回想一下，香港盛行对女性贴“港女”标签，其中一项“罪状”不就是“拜金”吗？香港女生被批评择偶条件总是以钱为先，只懂追求名牌奢侈品，每天就在想如何结识有名车有洋楼的富人当丈夫。这种标签并非停留在上一代，到目前为止还经常被人用来批评年轻一代的女生。为何不断被批评为“拜金”的年轻一代，会被誉为不吃人间烟火的“后物质世代”？

更甚的是，从笔者观察，香港青年最关注的就是住屋问题。他们抱怨，自己的工资增长追不上楼价升幅，即使多么努力工作与储钱，亦永远买不起楼（甚至连车位也买不起）。事实上，根据政府统计处的资料，近十多年港人的工资增长大幅落后于楼价升幅。

除了住屋问题，青年亦对学历与工作的反差产生不满，他们的学历无疑是提高了，但就业市场上符合他们心意的高薪、有前景的工作并不多（在产业结构失衡下更少） ，导致青年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忧虑。

例如，在产业结构向金融服务业严重倾斜下，笔者身边很多朋友即使原来的兴趣是音乐、艺术、哲学等人文及社会学科，但为了日后找到高薪厚职，毅然放弃修读有兴趣、却被社会贬称为“乞食科”的科目，转而选择修读工商管理等商科，以为毕业后能够进入投资银行成为“金融才俊”。

图自港媒

然而，本来这些高薪厚职的数量非常少，门槛亦相当高，而当很多学生修读商科时，就意味着对这些岗位的竞争非常激烈。结果笔者很多修读工商管理的朋友，都无法找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职业，结果转而从事其他职业，例如办公室文员、银行柜台服务员、服装销售员等等。这些职位的薪金比理想的中产职位低得多。

事实上，根据叶兆辉教授的分析（《香港贫穷问题真相》，2017，页105-107），2001年至2011年之间，非劳动雇员、技术性劳动工人的职位的工资增长率不超过5％，而非技术性劳动工人更出现负增长12.4％。

这种期望的落差，导致青年对前途感到失望。这种向上流动的问题，以及上文提到的住屋问题，不就是物质问题吗？

实际上，虽然香港青年不再成长于物质匮乏的环境，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物质生活，反而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上一代与新一代对物质的态度的差别，与其说是追求物质与否，倒不如说是追求物质的方式不同。

上一代人的成长环境，相对来说仍然是处于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各项营运成本开支较为低（尤其是港英殖民政府对劳工制定极其薄弱的保障），市民比较容易积累财富，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相对较高，他们感觉不用透过政治参与就能够获取物质。

然而，新一代的成长环境极为不同。虽然物质条件比以往大为改善，但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至垄断阶段，工资的低增长、高昂的租金、人力成本的上升，以至于产业结构的失衡及严重的贫穷悬殊，导致新一代产生“富裕中的贫乏感”。

跟上一代面对的绝对贫穷环境不同，新一代面对的是相对贫穷。青年认为，单靠个人努力而无法更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经济发展亦不见得有利于他们获得更美好的物质生活（“涓滴效应”失效），因此他们选择透过其他手段及渠道去获取更多的物质，而政治参与则是青年最热衷的手段。

在青年看来，无法争取更多物质的原因在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而政治则牵涉资源分配与权力，因此青年欲透过加强政治参与去获取更多资源。他们相信，上一代已成为既得利益者，甚至在政经结构上掌握大权，操控整个游戏规则。因此，他们只好在政治领域上与既得利益集团争夺权力。

这种情况，就如托洛茨基对青年的看法：“年轻人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时常会感觉到不满。他总以为他能比老一辈的人干得更好。所以年轻人老觉得他们是进步的—―可是他们对于进步这个词了解却是有所差别的。”

“这里我们找到了真正心理的动力。年轻人觉得被人给排斥在外；老年人占据了所有的地位，而年轻人却找不到出路来施展他们的才能。他们之所以不满，很简单因为他们坐不到司机的位子。一旦他们自己坐正了这个位子，他们的激进主义便消失于无形了。”（《论学生与知识分子》）

需要注意的是，青年参与政治活动以争取更好的物质生活，并不代表他们参与的社会运动都与争取更多资源有关。很多时候，在虚假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社会运动所主张的都看似与争取物质生活无关，而矛头亦非指向真正阻碍青年获取更好的物质生活的元凶。这种不满的力量往往被反中意识形态引导到错误的对象，但归根咎底，这种不满的确是源于青年对物质生活的不满足所致，不论他们高举的口号或追求的价值是否表面上与物质无关。

四、一场误会：后物质主义价值中的物质性——案例解析

有人会质疑，在上述社会运动中，青年的确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等后物质主义价值。在“修例风波”之中，青年甚至高呼要“揽炒”（玉石俱焚），宁愿破坏经济繁荣，这还不能证明青年是后物质世代吗？

然而，将后物质主义价值与物质分割，甚至视之为反物质的价值，是极其错误的。 “物质决定意识”，后物质主义价值本身就包含着物质主义成份。以下笔者将会抽取“保育”、“民主与普选”及“人权与自由”三个后物质主义价值去分析它们所包含的物质性。

“菜园村运动”：保育？

自2006年保留天星码头运动开始，香港爆发多次以保育为旗号的社会运动，其中以2009年的菜园村事件最为人熟悉。

事源当时政府及港铁公司为建造广深港高速铁路，准备清拆菜园村，以在当地兴建列车停车侧线及紧急救援站。事件引起了村民及保育人士的不满，要求“不迁不拆”。保育人士则主张本土主义及反发展主义，反对兴建高铁，指责高铁工程破坏“本土生活”，并宣扬一种农郊悠闲生活的乌托邦式愿景。从表面上来看，这场以保育为目标的运动，正是以“后物质主义”价值为核心的新社会运动。

然而，学者邹崇铭与韩江雪指出，虽然这些新社会运动注重抽象的价值，但最终这些价值“都难免要面对现实利益分配的问题；譬如菜园村要拆抑或不拆、应赔偿多少等”（邹崇铭、韩江雪：《这一代的郁闷：从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战》，2015，页62-63）。很多人只聚焦在保育人士的口号及行动，认为他们的主张都是后物质主义，但运动之中最核心的一群是菜园村村民，而村民有着切身的物质利益关系，例如商讨赔偿金额、安置方案等等。

即使是保育人士的主张，亦并非脱离物质。学者许宝强认为，菜园村运动及其他以保育为目的的本土主义社会运动，实质上拥有着强烈的阶级政治性质：香港的财富及资源分配两极化，导致低下阶层的日常生活被干扰及挤压，而菜园村运动的争议则在于“空间资源使用与分配的倾斜”。

因此，保育人士所主张的反发展主义，并非抽象的、后物质的“本土主义价值”，而是对物质分配及物质生活的不满及仇恨。与其说他们反对发展，倒不如说是反对他们觉得自己无法享受的发展，而这种心态在本土主义包装下，往往会转化为族群矛盾。不要忘记，菜园村事件爆发的同时，正是“蝗虫论”兴起之时。无论如何，这种以保育及反发展主义为思想的运动，的确充满着物质性。

菜园村运动，图自维基

“雨伞运动”：民主与普选？

2014年，香港的反对派为了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行政长官普选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以及争取所谓的“真普选”，号召示威者于中环、金钟及旺角等地违法堵路。

普选本来是政制民主化的重要元素，包含着民主价值，但反对派口中的“真普选”，并非单指一人一票的选举，而是拥有公民提名的选举。反对派之所以坚持公民提名，说到底就是要求一个确保反中央人士能够成为行政长官的选举制度。换言之，“真普选”只是打着“民主”旗号，实为与中央争夺管治权的手段。

退一万步地说，即使我们视普选为后物质主义价值，它本身就包含着物质性。长期以来，普选被宣传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尤其是针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2007年，由民间人权阵线及反对派议员发起名为“争取普选，改善民生”的大游行，号召市民反对当年的行政长官选举。他们主张当时的选举模式是“不公平及不公义”，会产生亲商界及财团的行政长官，导致香港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及“地产霸权”，基层亦缺乏最低工资及退休保障。他们主张，只有透过争取普选，改变现有的政经结构，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换句话说，普选并非如表面上那般“后物质”，它本身就包含了争夺资源分配权力的物质性。

以至于民主，亦同样包含着物质主义性质。反对派议员张超雄在文章《没有民主，哪有民生？》里充分解释了民主所包含的物质主义：“没有民主的社会，民生问题也每每解决不了，一切只以当权者的喜恶行事。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继续贫富悬殊，医疗、教育、房屋、环境、空气污染、人口高龄化等一大堆问题则继续拖。民主，最终是为了改善民生。没有民主，哪有民生？”

张超雄认为，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即公平分配资源。可见，即使是民主这种后物质主义价值，它都充满着浓浓的物质性质在内。

深入地说，民主本身就并非抽象的概念，它拥有着实在的阶级性质，如列宁所言：“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而阶级又是建基于物质的占有而构成，并围绕着物质利益而对立甚至进行斗争。可见，民主这个后物质主义价值充满物质性。

“修例风波”：民主、自由、人权？

现时还未完结的“修例风波”，有大量青年参与其中。很多国际媒体及政客赞扬青年为捍卫民主、自由与人权而参与抗争。上文提及的学者沈旭晖，就将参与示威游行以至暴乱的青年说成是追求后物质价值的世代。

然而，整场风波跟民主、自由、人权等后物质主义价值完全无关。起初，整场风波是围绕着《逃犯条例》修订而引起的。反对派利用香港人对内地司法系统的不信任（恐共恐中心态），透过诉诸恐惧的方式，激发市民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抵抗。

试回想一下，当时反对派制作的宣传，都是围绕着条例对人身安全的侵犯及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例如，反对派恐吓市民，只要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通过，日后只要发表过批评中央政府的言论，就会被罗织罪名，并移交到内地受审。反对派妄言，中国内地出现的食品安全及工程施工质量问题将会在香港成为常态。

此外，反对派指出，修订草案通过后，香港的司法独立亦会因此而受破坏，导致美国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导致大量外资公司撤离，外国亦会向香港发出旅游警示，损害香港的旅游业，造成大规模失业及股市下跌，香港的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

由此可见，反对派所宣传的，都是集中在市民的人身安全及经济生活。换言之，是针对着市民的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层次而提出，而非什么后物质主义价值。

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促使青年参与“修例风波”，详请可参考笔者之前发表在观察者网的文章《一个香港青年看“香港青年”》。

回到本节开头关于“揽炒”的问题，要与整个香港玉石俱焚，不是“后物质世代”的最佳例证？然而，所谓的“揽炒”，并非出于什么高尚理想的追求，而是一种“鱼蛋论”（例如我的鱼蛋没甜酱，我不要加，而要让你的鱼蛋也没有），因为青年得不到理想的物质生活，所以认为其他人也不能拥有。换言之，“揽炒”只是出于一种原始、丑恶、野蛮的妒忌心，与后物质主义价值完全无关。

实际上，笔者不止一次听过身边参与暴力示威的朋友说，因为“缆炒”能够破坏经济，使楼价、物价大幅下降，他们就能以低价购买房屋及其他消费品，所以才支持及参与暴力示威。

整场修例风波所展示的，并非对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追求，而是对内地的恐惧及仇恨。由起初对内地的不信任，逐渐发展到对内地政府、民众，以至对整个中国的仇恨。多少内地人及拥有爱国立场的人士被暴徒殴打？多少内地企业或被视为拥有爱国立场的企业被暴徒打砸抢烧？还有无数国旗、国徽被涂污、破坏及焚烧，中联办门外甚至被喷上辱华字句。这一切展示的，都是赤裸裸的仇恨，而非高尚的理想。

这种对中国的仇恨，早在2009年就开始被反对派煽动起来。当年的“蝗虫论”，不就是指责内地来港新移民及双非孕妇将从香港人手中掠夺医疗、房屋、福利、学位等社会资源，以及指责内地旅客抢走奶粉等日用品吗？换句话说，对中国的仇恨，根源在于香港人对物质生活的重视及不满。资本主义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其不必然导致青年反对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往往会被引导到不同方面，尤其是针对世代及族群，逐渐形成极右排外民粹主义。

五、被忽略的历史——政治条件：上一代与物质主义的关系

从后物质主义视觉来看，成长于物质匮乏环境的上一代，都会信奉物质主义，并追求社会稳定，因而反对破坏社会秩序的政治运动，甚至形成政治冷感。然而，这种视觉并不足以解释上一代的价值取向。

上一代成长的环境，除了物质匮乏之外，亦是殖民时代。港英殖民时代无疑是独裁体制，体制内外普通市民均难以参与政治活动（体制内，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只有市政局有选举，选民门槛亦非常高；体制外，警察镇压力度非常强，集会游行受到严重限制）。

更重要的是，港英政府推行“去政治化”教育，使市民的公民意识及政治参与意欲相当薄弱，导致上一代普遍形成政治冷感。殖民主义所形成的历史——政治条件，却在后物质主义理论下被严重忽略。

此外，同样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香港的大学生已经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运动当中除了出于物质利益的诉求（1973年“反大学加费”运动、1974年“反加价”运动、1975年“反电话加费”运动等等），更多的是出于追求理想主义的信念（1970年“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1971年“保卫钓鱼台”运动、1973年“反贪污、捉葛柏”运动等等），但为何没有人将这些“火红年代”的青年称为后物质世代？青年的价值取向除了受生活环境影响，是否有其他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教育？后物质主义理论就缺乏相应的解释。

图自维基

六、为何总要将香港青年标签成为“后物质世代”？

首先，当然是提高青年的优越感，激化世代与族群矛盾。将青年标签成后物质世代，将青年塑造成不吃人间烟火的纯洁形象，而且将青年理想化及浪漫化，认为青年追求民主、自由等后物质价值，显示青年不是出于自身利益，而是为了整个社会而行动。这就能赋予青年高尚的道德性，将青年的行动说成是“无私”及“正义”的。

这样一来，青年在社会运动的所作所为，以至是违反法律、危害公众安全的恶行，在后物质主义理论之下，都变成追求后物质价值的“正义”行为。比如说，沈旭晖将参与“修例风波”的青年说成是“后物质世代”，试问四处打砸抢烧、围殴、向人淋泼易燃液体并点火，甚至用石头砸死路人，这些暴行跟追求后物质主义价值有何关系？

与此同时，香港的中、老年人，以及内地人被标签成追求物质主义价值的群体，将追求物质视作为肤浅、庸俗、低层次的需求，甚至贬称上一代为“港猪”，只求温饱不知荣辱，借此突显香港青年的进步性。

事实上，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用金字塔图表来呈现是极其错误的。本来，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求虽然分为五类及五个层次，但这些层次并非有先后之分，五个层次的需求都能够同时对人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生理需求应被视作最先的层次，但并非最低级的层次。物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要基础，即使物质生活变得丰裕，亦不代表人们能够弃物质于不顾，能够不吃人间烟火，转而追求后物质主义价值。而且，如上文所述，后物质主义不等于能够脱离物质，更不等于反物质。所谓物质/后物质的区分实为模糊，后物质主义价值本来就包含着物质性。

香港青年并非不再关注物质生活，相反，他们非常关注物质生活，而且希望追求更美好的物质生活，只是由于社会发展条件的转变，青年追求物质的方式与上一代不同，比起上一代自力更生、多劳多得的思想，青年更关注在政治领域中的资源分配，但并不代表后者比前者高尚。

更危险的是，后物质主义理论将真正的问题掩盖并加以抽象化及概念化。

如上述，香港青年为追求更美好的物质生活而行动，本来是非常现实的资源分配争夺。然而，在后物质主义视角下，追求物质的目的及对物质分配的不满与失落，被转化成为抽象及虚无的后物质主义价值。结果，问题的焦点变得更加模糊，问题亦变得更难以解决。

当然，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公问题本来就不容易解决，但至少能够被识别出来。可套上后物质主义后，这些问题变成非常抽象、几乎无法被识别（更遑论被解决）的虚无价值。建基于虚无的后物质主义价值的新社会运动，其缺陷就如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llen Wood所指出的：“还有就是最近以来的‘新社会运动’。问题只在于，这些不同选择没有任何一种是以对构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及其关键的策略目标的系统的重新评价作为支撑的。这些不同观点的典型形式就是一厢情愿式的乌托邦或是处于绝望中的空想，或是跟通常一样，都是对于完成变迁的社会的幻想，而没有对于变迁进程的真实期盼。”（《从阶级退却：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

结果，针对资源分配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法，例如就业、房屋及增加向上流机会等等，被认为不足以疏导香港青年的怨气，继而要求社会对后物质主义价值作出回应，例如给予更多民主等等。然而，民主、自由、人权等后物质主义价值根本不是作为一种能被解决的问题而出现，亦即是说它们根本无法被解决。社会愈重视这些价值，愈想满足这些价值，真正的问题却愈被隐藏起来。到头来什么问题也没有被解决，却不断造成更多问题。

结论

每当香港社会爆发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有众多青年参与时，青年就会被冠以“后物质世代”的标签，被视作能够摆脱物质而无私地为社会争取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进步群体。然而，经过分析，香港青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不再关注物质生活。相反，青年更关注物质，并渴求有更美好的物质生活。可见，在追求物质方面，世代之间并无差别。

上一代与新一代的分别，只在于获取物质的手段。由于社会发展条件的不同，上一代相信靠自己工作努力便能获取及改善物质生活，而下一代则认定政经制度阻碍了他们获取更好的物质生活，因而对政经制度产生不满，希望透过参与政治活动以争夺资源分配。可见，青年将后物质主义价值视为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的手段或口号。

可是，虽然青年对分配不公产生不满，但这不代表他们参与或发动的社会运动是针对分配不公的，并不必然能够将矛头指向真正造成分配不公的元凶。

在反中意识形态影响下，青年的不满往往被引导至反中运动之中，所谓的“中国因素”被视作为社会分配不公的元凶，而真正造成不公的国际及本地的大资产阶级则被忽略，甚至被大众所赞颂（李嘉诚向中小企发放“应急钱”，被视作有良心，有受惠餐厅为了答谢李嘉诚，甚至荒谬地推出优惠，身份证上只要有“李、嘉、诚、万、岁”其中三字就赠送午/晚餐）。

比如说，青年面对的住屋问题，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大地产商。但在反对派及反共反中媒体的大力渲染下，“中国因素”（包括内地资本及内地来港新移民）被指责成导致楼价高昂、公私营房屋供应不足的元凶，成为了大地产商的代罪羔羊。

更甚的是，随着时间过去，当青年感觉到他们的物质生活无法达到心目中的理想水平，仿佛远在彼岸世界，他们便会盲目地追求这些价值以缓解他们对物质生活的不满足，这样一来，作为争取更好物质生活的手段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就会逐渐变成目的。换言之，后物质主义价值变成了青年的精神鸦片，甚至发展出崇拜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宗教。难怪，所谓的普选式“民主”会变成一种香港青年信奉的宗教。

本来青年不再犬儒，懂得发声及用行动去争取，并非坏事。问题是，当青年的怨气被人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使青年单纯地追求民主、自由等后物质主义价值，或者用后物质主义价值去包装极右排外民粹运动，将矛盾由阶级对立转化为世代或族群的对立，仿佛只要将上一代或内地人铲除，就能改善自身的物质生活。

有青年甚至高举列强旗帜，乞求欧美帝国主义“光复”、“解放”香港，对帝国主义国家、跨国资本及本地大资产阶级俯首称臣，幻想只要有这些势力的帮助，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极其愚蠢及荒谬的主张，居然能让相当一部分青年所信奉，他们却自以为比上一代人优胜，何其讽刺？

列宁曾经说：“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不只是自由，任何价值，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作者简介：梁韦诺（香港中文大学大中华地区的政府与政治社会科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