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一段老木头的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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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短篇小说《木佛》《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12期选自《北京文学》2019年11期

冯骥才

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代表作有《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 《珍珠鸟》 《一百个人的十年》 《俗世奇人》等。曾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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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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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木佛身上的毒雾

——评冯骥才小说《木佛》

文| 向云驹

读完冯骥才新鲜出炉的小说《木佛》，不禁惊喜。由于年龄已是逾七望八，这两年他不得不宣布从民间田野第一线撤回一半的精力到文学上来。话音犹在，他的文学动静就接二连三地来了。去年大概是他小说创作的丰收年，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甫一问世，即好评如潮，拿下诸多文学评奖和种种文学年度奖。他的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不仅创造300多万套的销售奇迹，而且一举拿下去年的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在这样一种文学态势下，我们对冯骥才文学创作的期待会是怎么样的，还会有什么悬念吗?

《木佛》讲了一个绝妙的故事。冯骥才是讲故事的高手。他的俗世奇人系列，把各种身怀奇才绝技、有过种种奇遇异见的人事写得千奇百怪，又都不离人生世相。《木佛》依然是奇人奇事的路子，但不是老套路。这回是一个木佛在向你讲话，它在自说自话，自我叙述。仿佛是一篇木偶奇遇记一样的童话或者寓言，又像一篇荒诞、魔幻或者拟人的黑色幽默的小说。都是又都不是。就是一段老木头的变形记或变身记。这段老木头经历了从木头到木佛再到艺术品的惊险遭遇，也就是从“古物”到“礼物”再到“文物”的种种历险和所见所闻。当木头时，它身世未定，待价而沽。古物是有市场和价值的。木头从床底出来，就与古董贩子、旧货市场的各种买来卖去买进卖出的人打交道。其中围绕升值贬值、出价还价、真买假卖等等，展开文玩界惯用的欲擒故纵、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看得让人惊心动魄又扼腕叹息。由于小偷作祟，已经成为木佛的木头命运进入“礼物”阶段，它在老板手中被曲姓专家鉴定为有品质的古木佛，还因此见识了寺庙住持的“佛道”和老板娘的“佛性”。最后成为老板的“礼物”送给陈主任。在陈主任手里，它得到更专业的鉴定，直至出走海外，在外拍卖、在德国艺术博物馆大放异彩。这一系列变故中，有最底层末端的民间文玩市场、有堂而皇之的古董生意场、有雅贿走私黑市场等等，是一个常人和常识关注不到也无法关注的世界。一段木头的奇遇为我们揭开一个隐秘世界。

《木佛》看了一出人间悲喜。第一人称的木佛有一双佛眼，也是作家的慧眼，它带着读者阅历人生悲喜人性善恶。作品在几个层面或场面展开了社会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一是木佛在老板娘的佛堂亲历了当下常人对佛像和佛性膜拜的真相：庸俗、低俗、恶俗。木佛于是质疑。这一质疑，是木佛代表一种信仰向它的信众提出的，这恰恰是当下民间宗教信仰最具危机性的真正的信仰危机。而一位来自城南大佛寺的住持，悄悄说出拜佛的六种人和他们各自拜佛的目的和动机，真是让佛笑看了人间的各种荒唐无稽。这是《木佛》这个标题下写作显示出的一种别有深意。二是围绕木佛身价的不断变迁，各色相关人等，无论贫困如黄脸男人，富有如高先生、老板，权势如陈主任，还是儒雅如上电视鉴宝的曲先生、某拍卖行的鉴定师黄老，他们在木佛的真假古新褒贬贵贱上的博弈，说到底都是一个钱字，懂的或不懂的都是为了钱，没有一个人真正涉及木佛的文物本质和艺术价值。

《木佛》批了一种奇情怪状。《木佛》以收藏家的知识和见识为底蕴，以对文物市场各种门道的谙熟为积累，以出其不意、极具想象力的木佛自述为叙事视角，以犀利大胆的批判寓于传奇、调侃、讽刺、荒诞中。冯骥才的批判直指中国文物市场和鉴定界的“非艺术”的价值观，曲、黄二人即使已经知道木佛的非凡身世和价值，也深藏不露，只有推高木佛的价格这一个目的。当木佛最后在德国艺术博物馆亮相，露出它的绝世真容惊艳西方时，木佛油然为自己的老家生出浓浓乡愁。木佛最后的身世追问，构成一种预警：有文化无文明才是中国民间文物市场的恶性绝症，构成对文化遗产保护最大的挑战。《木佛》晾晒的正是这些霉毒和虫蠹。

所以，当木佛蜕变为文物精品后，《木佛》也成为一篇小说绝品。

选自《北京文学》2019年11期

专访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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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到时代的谷底，参透人类的深情

大公报记者 张宝峰

图：“一手钢笔，一手毛笔”是冯骥才一九九○年代的“文化形象”

将一个人概念化只消片刻，但若认真定义他的贡献，却只有历史能够完成。作家、画家、教师、文化遗产保护者，抑或篮球运动员……对於冯骥才，每个熟悉他的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标签。但当这位身高超过一米九，左小腿已经悄然萎缩的“巨人”站在你的面前，当这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情绪激昂地阔论中华文化的时候，相信任何人最直切的感受都是他身上强烈的“文化场”，这个“场”既来自於他心底安守黄卷青灯的书卷气，也来自於他脚下躬行山川万里的自觉知。

一九七○年代以前的人，多在一幅幅兼具东西方特色的画作中认识冯骥才；八○年代的人，多在《挑山工》、《珍珠鸟》裏认识冯骥才；九○年代的人，多在报纸或电视上认识这位不停为文化遗产保护鼓与呼的“高人”。因此有人笑言：“冯骥才可以留驻在任何时代，他是一个总能与时代伴行并留下印痕的人。”
说起作家与时代的关係，冯骥才表示：“我像一辆车，时代就是一条大路，我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从这个角度讲，作家和普通人一样，都和时代命运与共。但作家又注定不是一个被动的人，他的本能是思考，他要透过纷纭驳杂的现象，把自己的思考和作品交付给读者，启迪人们去理解时代，认识自我。概言之，作家对同时代人的精神是负有责任的。” 作为严肃文学的“圣徒”，冯骥才一向视文学创作为淨土。但他也承认，消闲化、娱乐化在某种意义上确已成为当下文化市场的主流。“消费文学带给人愉悦、刺激，它不需要读者思考；而严肃文学恰恰要引发读者的思考，它要带给你审美层面的裨益。”
由当下的文化形态，冯骥才推而论及当前的文化产业，“现在有些地方把入村的路都堵上，裏面搞起民俗街、农家乐、民宿、非遗表演等等，然后把钱赚到手就什麼都不管了。 这根本就不是在做文化产业，而是在糟蹋文化、扭曲文化，把文化矮化成带有低级趣味的赚钱工具。 ”冯骥才直言，发展文化产业，既要遵循产业规律，更要深谙究竟什麼才是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产业界对於文化的发展同样肩负重要的责任。 究竟什麼是文化人的责任？ 冯骥才认为，文化人首先应该真正懂得自己的文化，只有真懂，才能深爱，只有深爱，才能自觉，所谓“自觉”也就是明白文化的价值、意义及其必不可少，比如明白中华文明对於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 而有了自觉之后，接下来应该先行了。 对於这些话题，冯骥才是有发言权的。一九七四年，三十二岁的冯骥才进入天津工艺美术工人大学，教授中国画和美术史，他本人的画作贯通中西技巧。与此同时，作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冯骥才的“文化反思小说”曾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而近二十年为文化遗产保护四处奔走，抢救无数濒危文化遗存，为中国非遗档案的建立立下汗马之功。如今在天津大学，冯骥才回归讲坛，教书育人，培养文艺后辈。可以说，他既在众多文艺领域卓有建树，又不囿於小楼，而是积极入世，有所作为。 在朋友眼裏，冯骥才无疑是“俗世奇人”。 王蒙说“大冯从精神上更像是个孩子，他懂得尊重别人，这正是他的魅力”。 朱永新则认为“冯骥才是中国文化的精卫，他不知疲倦地填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的‘海’”。 对於这些评价，冯骥才笑称是老友抬爱。 “我所做过的事情，都是一个文化人应该去做的事情而已。 在我看来，文化人一方面要创造文化，另一方面还要在全社会普及并提升我们的文化。 ” 《世间生活》让小李等文学爱好者开心不是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冯骥才确实搁笔太久，一搁就是二十年。 而这二十年，冯骥才正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遗产而放下了自己心爱的笔。 当年冯骥才“哭老街”的场面，至今想起，相信很多人历历在目。 其实，哭老街的那一幕只是过去二十年冯骥才为传统文化遗产付出巨大心血的一个极小缩影。 缺少人力，冯骥才便亲力亲为，脚丈古村遗墟，深涉险山恶水，经年累月，一个个古村落被发现、保护起来，但冯骥才也彻底累坏了自己本就有伤的半月板，留下今天日渐萎缩的左小腿； 没有资金，冯骥才就晚上作画，白天售出，拿这份钱用於保护文化遗产，周而复始，过劳而作，文保所需的资金是有了着落，留下的却是冯骥才右手指上的一个个茧疤。 今天，中国已经确立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千三百七十二项，备案在册的全部非遗达十万项。 有关各类文化遗产的档案，仅冯骥才一人之手，就写了数十万字。 这些数字背后，既是冯骥才不为人知的付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生。 谈起这些，冯骥才有一句话最质樸也最动人： “这些非遗的历史档案，除了极少数的研究者会偶尔翻起，估计写出来基本没人看。但，历史需要，后人需要。我们自己的文化不能丢，我们这一代把它抢救回来，存了档，放在那儿，也好。” “孩子的教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小孩就是一张白纸，应该给他们一些标準和规範，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束缚人，相反，是让他们在一个社会和秩序中，生活得更好，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做事。 ”冯骥才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特别重视教化之功。 如果不开展教育，就像田地无人锄草，必然无法长出好的莊稼，结果只会病害丛生。 他语重心长地说，社会无论出现什麼样的问题，都不应该极端化，而应该彼此宽容，和谐相商，这也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一直强调的和合精神。 “在我们的文化中，比富裕更重要的是安宁。 有了这个大前提，生活总会越来越好。 ” 冯骥才告诉记者，“现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教学。 也正是因为待在学校的时间多了，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时候多了，所以文学的想像也就自然而然地回来了。 ”除此之外，每一年，冯骥才还会围绕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议题召集一次国际性会议。 就在记者访问期间，冯骥才刚刚组织了有关“传统村落空心化”和“年画世界的学术构建”两场国际会议。 前者旨在为面临“空心化”问题的传统村落研究切实可行的对策； 后者的最终目标则是要为民间艺术建立一个科学的体系。 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有一处“大树画馆”，裏面陈列着冯骥才多年来的得意之作。 在所有画作中，描摹秋光和冬景的作品最多。 问及原因，冯骥才略作思考，“秋天丰富，冬天宁静，或许这就是我喜欢它们的原因。 ” 选自《大公报》，有删节

赏读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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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佛（节选）

文 ｜冯骥才

二

完全没想到，我奇妙非凡的经历就这么开始了。 这天，我在袋子里，两眼一抹黑，好像被大来子提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我只能听到他说话。他到了一个地方，对另一个什么人说了一句兴高采烈的话：“今天我抱回来一个大金娃娃了。” 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 另一个人的声调很细，说：“叫我看看。” “别急啊，我一样样拿给你开开眼。”大来子说着，用他那粗拉拉、热乎乎的大手伸进袋子，几次摸到我，却都没有拿起我来，而是把我扒拉开，将我身边那些滑溜溜的瓶瓶罐罐一样样抻出口袋。每拿出一样，那个细声调的人都说一句：“这还是大路货吧！” 大来子没说话。 最后袋子里只剩下我，他忽地抓住我的脖子，一下子把我提出袋子，往桌子上一放，只听那个细声调的人说：“哎呀，这东西大开门，尺寸也不小，够年份啊！我说得对吧？” 这时，我看到灯光里是两个人，四只眼都不大，却都瞪得圆圆、目不转睛、闪闪发光地盯着我瞧。一个就是这个圆脑袋、疙瘩脸、叫“大来子”的人。再一个猴头猴脸，脖子很细，一副穷相，就是细声调的人。大来子叫他“小来子”。不知他们是不是哥儿俩，看上去可不像是一个娘生的。 小来子问大来子：“您瞧这木佛什么年份的？” 这时我又进一步知道自己还不是叫“木头人”，而是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作——木佛。我对这个称呼似乎有点熟悉，模模糊糊好像知道自己有过这个称呼，只是记不起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啦。 大来子说：“你先说说这木佛是什么年份？” 小来子：“您考我？乾隆？” 大来子：“你鼻子两边是什么眼？肚脐眼儿？没长眼珠子？乾隆的佛嘛样？能有这个成色？连东西的年份都看不出来，还干这个？” 小来子一脸谄媚的神气，细声说：“这不跟您学徒吗？您告诉给我，我不就懂了！” 大来子脸上忽然露出一丝坏笑，他说：“先甭说这木佛。我给你说一个故事——” 小来子讨好地说：“您说，我爱听。” 下边就是大来子说的故事： “从前有个老头和老婆，老两口有个儿子，娶了媳妇。儿子长年在外地干活。老头老婆和儿媳守在家。家里穷，只一间屋。老头、老婆、儿媳各睡一张小床上。老头子不是好东西，一家人在一个屋里睡久了，对儿媳起了邪念，但老婆子整天在家，他得不到机会下手。 “一天儿媳着凉发烧。儿媳的床靠窗，老婆子怕儿媳受风，就和儿媳换了床，老婆子睡在儿媳床上。这天老头子早早地睡了，换床这些事全不知道。 “半夜老头子起来出去解手回屋，忽起坏心，扑到儿媳床上，黑乎乎中，一通胡闹，他哪知道床上躺着的是自己的老婆子。老头子闹得兴高采烈时，把嘴对在‘儿媳’的耳朵上轻声说：‘还是年轻的好，比你婆婆强多了。’ “忽然，在他身下发出一个苍哑并带着怒气的声音说：‘老王八蛋，你连老的新的都分不出来，还干这个？’ “老头子一听是老婆子，吓傻了。” 大来子讲完这故事，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我听着也好笑，只不过自己无法笑出来，心笑而已。 小来子却好像忽然听明白了这故事。他对大来子说：“您哪里是讲故事，是骂我啊！” 大来子笑着，没再说别的，双手把我捧起来放进屋子迎面的玻璃柜里，然后招呼小来子锁好所有柜门和抽屉，关上灯，一同走出去再锁好门，走了。剩下我自己待在柜里，刚好把四下看个明白。原来这是个小小的古董店铺。这店铺好似坐落在一座很大的商场里。我透过玻璃门窗仔细看，原来外边一层楼全是古董店铺，一家家紧挨着。我是佛，目光如炬，不分昼夜，全能看得清楚。我还看到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店铺里，上上下下摆满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我的年岁应该很大，见识应该很多，只是曾经被扔在我原先那主人黄脸汉子的床下太久了，许多事一时想不起来。这古董店里好几件东西都似曾相识，却叫不出名字。我看到下边条案上一个玻璃罩里有个浅赭色的坛子，上边画了一些潦草的图样。看上去很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它是干什么用的了。 过了一夜，天亮不久，大来子与小来子就来开锁开门。小来子提着热水瓶去给大来子打水，然后回来沏茶、斟茶。大来子什么也不干，只坐在那里一个劲儿打哈欠，抽烟；大来子抽的烟味很呛鼻子。 我发现这店铺确实不大。屋子中间横着一个摆放各种小物件的玻璃柜台。柜台里边半间屋子归大来子自己用，放一张八仙桌，上边摆满花瓶、座钟、铜人、怪石、盆景、笔墨以及烟缸茶具，这里边也是熟人来闲坐聊天的地方。柜台外边半间屋子留给客人来逛店。地上堆着一些石头或铁铸的重器。 我从大小来子两人说话中知道，这地方是天津卫有名的华萃楼古玩城。 过不久，就有人进来东看西看。大小来子很有经验，一望而知哪种人是买东西的，哪种人是无事闲逛；应该跟哪种人搭讪，对哪种人不理。我在这店里待了差不多一个月吧，前后仅有三个人对我发生兴趣。一个矮矮的白脸瘦子问我的价钱。小来子说：“七千。”对方摇摇脑袋就走了。从此再没人来，我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身价：七千元，相当高了。这店里一天最多也卖不出二三百元的东西，有的时候还不开张。看来我可能还真有点身份呢。在市场里，身价不就是身份吗？ 此后一个月，没人再对我问津。可是，一天忽然一个模样富态的白白的胖子进了店，衣着干干净净挺像样。古玩行里的人一看衣着就一清二楚。邋邋遢遢的是贩子，有模有样的是老板，随随便便的反而是大老板。这胖子一进门就朝大来子说：“你这儿还真够清静啊。”看意思，他们是熟人，可是这胖子一开口就带着一点贬义，分明是说大来子的买卖不带劲儿。 大来子明白，褒贬向来是买主。他笑着说：“哎哟，高先生少见啊，今儿早上打北京过来的？” 高先生说：“是啊，高铁真快，半个钟头，比我们从东城到西城坐出租还快。一次我从东四到西直门，赶上堵车，磨磨蹭蹭耗了一个半钟头。”接着打趣地说：“今儿我算你头一个客人吧？” “我可怕人多。人多是旅游团，全是来看热闹的，我这儿没热闹可看。这不是您告诉我的话嘛——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东西好，不怕放着。”大来子说，“您里边坐。” 高先生一边往里走，两只小圆眼却像一对探照灯，上上下下打量着店里的东西。 大来子说：“听说最近你们潘家园的东西不大好卖。” 高先生说：“买古玩的钱全跑到房市那边去了。肯花大价钱买东西的人少了。你们天津这边价钱也‘打滑梯’了吧！”他说着忽然眼睛落在我身上。上前走了半步，仔细又快速“盯”了我三眼，这当儿我感觉这胖子的一双眼往我的身体里边钻，好像原先我身体里那些肉虫子那股劲。他随口问大来子：“你柜里这个破木佛价钱不高吧？” 大来子正要开口，嘴快的小来子已经把价钱说出来：“七千。不算高。” 大来子突然对小来子发火：“放你妈屁，谁定的价，你敢胡说！东西摆在这儿我说过价吗？七千？那都是人家的出价，这样大开门的东西七千我能卖吗？卖了你差不多！” 小来子机灵。他明白自己多了嘴，马上换一个神气，用拳头敲着自己的脑袋说：“哎呀呀，瞧我这破记性！这七千块确实是前几天那个东北人给的价，您不肯卖，还说那人把您当作傻子。是我把事情记岔了，把人家的买价记成咱的卖价了。”说完，还在敲自己的脑袋。 高先生当然明白这是瞎话。这世界上瞎话最多的就是古董行。 高先生笑眯眯看着大小来子演完这场戏，便说：“我也只是顺口问问，并没说要买啊！说多说少都无妨。”说着便坐下来，掏出烟，先把一根上好的金纸过滤嘴的黄鹤楼递给大来子。大来子馋烟，拿过去插在上下嘴唇中间点着就抽。我一闻这香气沁人的烟味儿，就明白高先生实力非凡。大来子叫小来子给高先生斟茶倒水。 我呢？一动不动地坐在柜里，居高临下，开始观看高先生与大来子怎么斗智斗法。我心里明白，对于我，他俩一个想买，一个想卖。却谁也不先开口，谁先开口谁就被动。于是两人扯起闲天，对我都只字不提，两人绕来绕去绕了半天，还是人家北京来的高先生沉得住气，大来子扛不住了，把我提了出来。不过他也不是等闲之辈，先不说我的价高价低，而是手一指我，对高先生说：“今儿您也别白来一趟。您眼高，帮我长长眼，说说它的年份。” 谁料高先生更老练，竟然装傻，说道：“你这柜里东西这么杂，叫我看哪件？铜器我看不好。瓷器陶器佛造像还凑合。” 大来子笑道：“您看什么拿手我还不知道？铜佛不会找您，就说您刚才瞧上的这木佛吧，您看是嘛时候的？” “你心里有数还来问我。你整天在下边收东西，见多识广，眼力比我强。”高先生不紧不慢地说。 “您不说是先拿我练？我说出来您可别见笑。依我看——跟我条案上这罐子一个时候的。”大来子停了一下说，“而且只早不晚。” 大来子说的罐子，就是条案上玻璃罩里的那个浅赭色的大陶罐，也正是我看着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干什么用的那件东西。 “你知道这酒坛子什么年份吗？”高先生问大来子。 大来子一笑，说：“您又考我了。大开门，磁州窑的文字罐，自然是宋。” 高先生举起又白又胖的右手使劲地摇，连说：“这罐子虽然品相不好，年份却够得上宋。这木佛可就差得远了。” 大来子说：“总不能是民国吧。我这件东西，古玩城里不少人可都看过。年份要是不老，那天那个东北人也不会上来就出七千。当然他心里知道这东西什么分量，那家伙是想拿这个价投石问路，探探我的底。”大来子这几句话说得挺巧，把刚刚小来子编的瞎话也圆上了。 我在柜里，把他们一来一去一招一式全看在眼里，商人们的本事，一靠脑筋，二靠嘴巴，看谁机灵看谁鬼看谁会说。我从他们斗法之中真看出不少人间的学问。 高先生听了，随即笑道：“打岔了。我什么时候说是民国的东西。虽然够不上大宋，明明白白是一件大明的东西，只是下边须弥座有点糟了，品相差了些。” 大来子站起身从柜里把木佛拿出来，说：“您伸出手来？” 高先生说：“你拿着我看就行了。” 大来子执意叫高先生伸出手，然后把木佛往高先生手上一放，说：“我叫您掂一掂它的分量。” 高先生立即露出惊讶表情。大来子龇着牙说：“跟纸人一样轻吧。没有上千年，这么大一块木头能这么轻？这还是受了潮的呢！再晾上半年，干透了，一阵风能刮起来。”大来子咧着嘴，笑得很得意。 高先生说：“这是山西货。山西人好用松木雕像，松木木质虽然不如榆木，但不变形。可是松木本身就轻，山西天气又干，这么轻不新鲜。再说看老东西的年份不能只凭分量，还得看样式、开脸、刀口。我看这一准是大明的做法。” 大来子说：“甭跟我扯这些，您看它值多少？”这话一出口，不遮不掩就是要卖了。 高先生本来就想买，马上接过话说：“你要叫我出价，我和你说的那东北人一样，也是七千。” “七千可不沾边。” “多少钱卖？卖东西总得有价。” “多少钱也不卖。”大来子的回答叫小来子也一怔。不知大来子耍什么招数，为嘛不卖。 “那就不谈了？”高先生边说边问。 “别人不卖，您是老主顾，您如果非要，我也不能驳面子。”大来子把话往回又拉了拉。 “别扯别的，说要价。”高先生逼大来子一句。 “三个数，不还价。”大来子伸出右手中间的三个手指，一直伸到高先生面前，口气很坚决。古董行里，三个数就是三万。 高先生脸上的假笑立即收了回去，但还是打着趣说：“你就等着‘开张吃三年’吧。”说完他一边站起身一边说：“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开张吃三年’的。古董有价也没价。顶尖的好东西，没价；一般东西还是有价的。”然后说：“不行了，我得走了。今晚北京那边还有饭局，一个老卖主有几件正经皇家的东西托我出手，饭局早定好了。我得赶回去了。”说完告辞而去。 高先生是买家，忽然起身要走，是想给大来子压力。可是大来子并不拦他。 我在柜里看得有点奇怪，大来子不是想把我出手卖给他吗？干什么不再讨价还价就放他走了？ 大来子客客气气把高先生送出门后，回来便骂小来子说：“都是你多嘴，坏了我的买卖。” 小来子说：“我嘴是快了些。可是这七千这价也是您定的啊。再说人家高先生明摆着已经看上咱这木佛了，您干吗把价叫到三个数，这么高，生把人家吓跑了？” 大来子说：“你这笨蛋，还没看出来，他这是假走，还得来。” 后来我才懂得，大来子这一招叫“钓鱼”，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小来子在古董行还是差点火候。一个劲地问：“叫人家高先生看上的都是宝吧？咱这木佛能值大钱吗？” 大来子没说话，他心里似乎很有些底数了。 我却忽然想到，前些天大来子把我从原先那黄脸男主人手里弄来，只花了区区一百元！古董行里的诈真是没边了。 过了一周，高先生没露面。店里却来了另外两个北京人，点名要看我，给的价很低，才三千元，还说最多是明末的东西。这两人走后，大来子说这两个人是高先生派来成心“砸价”的，还说很快就有人要来出高价了。不出所料，过了五天来个黑脸汉子，穿戴很怪，上边西服上衣，下边一条破牛仔，右手腕上还文了一只蝙蝠。进门就指着我要看，他把我抓在手里看了半天，张口竟叫出一个“惊天价”——两万块。惊得小来子冒出汗来。谁料大来子还是不点头，也不说自己要多少，只说已经有人看上我了，黑脸汉子出的价远远够不上人家的一半，硬把这黑脸汉子挡在门外。等这汉子走后，大来子说这黑脸汉子也是高先生派来的“替身”。他更得意。他看准高先生盯上我了，并从高先生这股子紧追不舍的劲头里看到我的价值。他拿准主意，一赶三不卖，南蛮子憋宝，非憋出个大价钱不可。他对小来子说：“弄好了，说不定拿木佛换来一辆原装的丰田。” 一时弄得我自觉身价百倍。 我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却看得出来，这小来子费猜了。他既不知大来子想要多少钱，也不知我到底能值多少钱。他和大来子干了好几年，没见过大来子的买卖干得这么有根，这么带劲。一天，他独自在店里，忽然两眼冒光好似如梦方醒，朝我叫道：“怪不得他那天把你背回来时，说‘抱了一个金娃娃！’原来金娃娃就是你！” 这一下我反而奇怪了。我是木头的，怎么会是金娃娃？ 我一动不动立在玻璃柜里，虽然前后才一个多月，却已经将这各种各样的花花肠子都看得明明白白。人世间原来这么多弯弯绕、花招和骗局，假的比真的多得多。不靠真的活着，都靠假的活着，而且居然活得这么来劲儿。虽然我还是我，却在这骗来骗去中身价愈来愈高。这就是人的活法吗？更叫我不高兴的是，我既然是佛爷，怎么没人拿我当作佛爷敬着，全叫他们当成钱了？而且当作钱那样折腾起我来。

……

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12期

选自《北京文学》2019年11期 图片来自网络

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1993年创刊跨越文体、类型、媒介、代际、地域的综合性文学选刊从生长中的现场，发现当代汉语写作的高度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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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