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开国皇帝不同，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彻底的贫民家庭。他曾眼见官吏的腐败和百姓的艰难，成为皇帝后回想往事，对太子朱标动情的说：“农民起早贪黑的干活，却穿破衣，吃粗粮，不知地方父母官能否怜悯他们。”因此，朱元璋早早确立了自己治国的思想——“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也就是说，对官吏要严格要求，而对待百姓，则尽量宽容。
为实践这一治国理想，明朝刚建立，朱元璋就开始严厉打击官员的犯罪现象，他对贪官污吏和渎职的官员重加惩罚，甚至搞出了“剥皮实草”的刑罚，也就是把贪官的皮剥下来，里面填上稻草，放在衙门的大门口，以警示后来的官员。
朱元璋毕竟身处庙堂之高，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体查民情，更不可能把所有地方官员的犯罪情形尽收眼底，那么，怎样才能对那些不法官吏做到早发现、早处罚呢？朱元璋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让老百姓自己上京城告发不法官员的罪行，一路上任何人都不得阻拦！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朱元璋并没有做出这么“极端”的规定，在明朝洪武十五年，朱元璋颁布的圣旨中写的是：百姓受了冤枉，只允许在地方官府伸冤，然后自下而上，最终交到朱元璋手上，而不能直接就一路跑到京城来找朱元璋告状。（“凡军民，诉户婚、田土、作奸犯科诸事，悉由本属官司自下而上陈告，毋得越诉，輙赴京师。”）毕竟他是皇帝，日理万机，不可能一口气处理那么多事。但很快朱元璋就发现，这样的处理方式局限性太大。地方官员们很容易就把事情压下来，将状子烂在自己手上，并不上报，甚至私自殴打伸冤的百姓，使得老百姓有冤没处诉，这规定也就越来越起不到作用。
见到这种情形，朱元璋自然大为光火，他愤怒之下，终于在明朝洪武十八年第一次发行的《大诰》中作出了新规定：地方府、州、县的官吏，如果残害百姓，贪污腐败，那么允许当地的老百姓直接到京城向朱元璋本人告状。老百姓告状的路上，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即使他们没有“路引”，也就是过路的凭证，只要手持一本《大诰》，就可以畅通无阻。如果还有人敢阻拦他们，那么全家都要处死。
（朱元璋亲自编订的《大诰》系列）
为了防止地方官员继续像以前一样殴打百姓，朱元璋对那些阻拦百姓告状的官员下手极狠。在《大诰》中，朱元璋就记录了几个因为阻拦百姓告状而获罪的例子。有个叫何添观的官吏，因为阻拦百姓告状，就被处以“刖刑”，挖掉了膝盖。在这样严刑峻法的压力下，各地百姓自然可以比较方便的告状，同时，那些官员们也都战战兢兢，不敢再阻拦了。当然，朱元璋也会对百姓说的情况进行细致调查，一旦发现这些老百姓是诬告，他也会严加惩罚，因为“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会主动去接触地方百姓，与他们交流。他曾经亲自接见前来纳粮的百姓，问他们地方情况如何，也曾召来地方的地主富户，严词训诫他们，比如明朝洪武二年，朱元璋就召来部分浙西的富户，教训他们“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
在朱元璋这些举措的影响下，明朝的局势逐渐稳定，大明的国势也蒸蒸日上，但随着朱元璋的去世，这些政策也就不再继续，就连《大诰》都极少颁行。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朱厚熜路过九龙池，遇见一位农妇向他哭诉当地知县的恶行，嘉靖皇帝听得大怒，本想严惩这个知县，大学士李时却说，这农妇冲撞圣驾，应该惩罚才是。于是，在李时等大臣的坚持下，这个“告御状”的妇人，反而被杖责处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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