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欺欺人还是实事求是？为何蒙古人记载的元朝和我国大相径庭？

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自明朝开始，儒家一直在用自己的知识论去理解元朝，但是由于儒家的知识面太窄，这就决定了他们根本无法全面理解元朝。

因为元朝压根就不是一个完全按照古典中国套路来的王朝，以儒家知识分子狭窄的知识面根本理解不了元朝。

首先，大元君主向地方放权过多。大元龙兴于漠北，早期的蒙古汗国实际上就是一个游牧民族的联盟，因为从宗教还是经济生产方式来看，此时的蒙古帝国非常多样化，这就注定了蒙古帝国并非东亚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制王朝。

而且，蒙古帝国在进入中原，也就是灭亡大金之前就接触到了中亚、西亚的伊斯兰文明以及东欧的基督教文明，所以至少蒙古大汗眼界非常开阔。

而这些地区的政治制度都是封建制度，或者说是城市自治制度，这比较入蒙古大汗的法眼。因为这种制度决定了蒙古大汗可以以最小的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就是让地方在蒙古帝国的框架下自行管理，至于怎么个自我管理，大汗不会管的，因为大汗只需要地方承认大汗的权威并缴纳赋税、提供兵役就可以了。其实说穿了就是给地方放权，只要没有什么大事，剩下得那些鸡零狗碎的玩意你们自己去处理。在涉及地方管理的问题时候也是如此，你们按照自己的习惯法来就可以了。

而且，大元对于地方的因俗而治，也是大元并非历朝历代那种单一制王朝的明证。因为对于蒙古大汗来说，他们的臣民有多种语言文字，多种宗教信仰、多种生活习惯以及多种经济生产方式，所以单一制并非统治方式，再加上蒙古封建联盟的传统，所以现实决定了大元只能是一个复合型王朝，或者说是多远王朝，而非单一制王朝。

第二、大元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典王朝。中国历史上每个古典王朝虽然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也就是重农抑商。但是大元大元则是反过来的，因为元朝更重视工商业的发展。

因为蒙古帝国的兴起离不开西亚和欧洲的军事技术以及工程技术的支持，同时还有色目商人在商品流通得过程中带来的财富增值。所以，蒙古大汗并不会局限于儒家的之乎者也，而是更重视这些能创造价值的群体。

所以，儒家在元朝并不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反而以色目商人为代表的理财派则因为能帮助蒙古大汗解决财政问题而获得青睐。

而且，由于蒙古大汗对工商业的重视，使得大元成为当时欧亚大陆上国际贸易的中心。所以，元朝在中国历史当中是最接近于工商业文明的时期，而非像其他的王朝那样都是农业社会。

元朝陆上和海上贸易十分发达，而且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期也在元朝，而且元朝在航海方面的经验也为日后郑和下西洋打下基础。

所以，大元对于古典中国，是古典中国一个升维的过程，只不过这个升维随着大元的崩溃而结束。

第三、大元本质上是封建制度。某种程度来说，大元也许才是封建社会。先不说四大汗国，蒙古大汗在中国北方就分封了一堆汉世侯，这帮人在蒙古帝国的体制内不仅拥有食邑，不仅可以享受食邑内全部的经济产出，还有独立的兵权、行政权和财政权。

虽然大元最后收回了这些世侯大部分独立的权力，但是他们依然可以享受封地内全部的经济产出。同时，这帮人在政治上还拥有特权，因为元朝用人要看跟脚，也就是出身。通俗理解，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因为元朝高层用人一般都是从贵族当中挑选，尤其是可以递补怯薛的贵族，汉世侯恰恰就拥有这种权力，他们可以和蒙古贵族一样享受先祖的军功带来的红利。

然而，其他的王朝都是开科取士，都是从儒家的臭老九当中挑选，同时严厉打击军功贵族的政治地位。元朝却反其道而行之，虽然元朝没有明确打击臭老九们，但是元朝不重视科举恰恰就是实实在在的打击，因为他们做官的渠道变窄了。

实际上元朝的科举主要体现在地方上，也叫吏进。元朝招募知识分子作为官府的吏员，通过日常办公来考核知识分子的行政能力，进而在这些吏员当中选拔官员。这种制度是最接近于今天的公务员遴选制度，在中国古典时代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同时，元朝也将中亚、西亚的社区自治制度带入了古典中国。元朝规定基层50户为一社，50户居民共同推举一名社长，社长负责本社的管理事务，并作为官府同百姓的传声筒，而且很多地方行政事务社长不仅能协调官府，身只能独立解决，官府此时就成了幕后的策划者，或者说是一个协调者。

元朝崩溃之后，儒家的臭老九们咸鱼翻身返工翻盘，重新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但是以儒家的知识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元朝，而且他们还一直想要按照儒家的角度来理解元朝。

所以，他们自然理解不了，这也是今天很多关于元朝谣言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