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东方树叶：透过茶叶看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

每当提及宋朝，后世在感慨其版图不如其他朝代、军事孱弱被外族侵略的同时，也会高度赞扬其经济文化的发达。除了军事让人难以恭维之外，宋朝在其他方面的成就还是可圈可点的，比如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就诞生在北宋、“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作为传统的农耕政权，宋朝统治者甚至摆脱了传统小农经济的桎梏，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政策，以至于工商业的税收成为了宋朝财政收入的大头。正因如此，宋朝的经济也堪称是封建时代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被许多学者认为的“资本主义萌芽”。

一般我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明朝中叶，以江南地区的纺织行业为温床。但事实上，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并非一个单纯的历史概念，它指代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这种由封建主义迈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非是个别人之间的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宋朝，就已经有迹可循了。作为封建时代极具代表性的农产品，茶叶在古代被当作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因此在本文中，百晓生将透过茶叶这一“神奇的东方树叶”来论述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

一、商业资本与茶叶贸易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旦指出：“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封城的富人很多，闲置的商业资本也很多。在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足够的财富之后，人会思考怎样去钱生钱，毕竟没人会和钱过不去。宋人认为：“商于海者，不宝珠宝，则宝犀瑁；商于陆者，不宝盐铁，则宝茶茗”。《文献通考》则载：“凡茶人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致于西北，以致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

二、商业资本对生产环节的参与

就茶叶的生产而言，这一看似没有太高技术含量的农产品，却具有着极强的专业性和对市场极高的依赖性。正因如此，专门生产茶叶的农户因为自身经济实力的薄弱，生产活动难免会因为市场的波动而受到影响。神宗年间（1067年－1085年），宋朝政府对四川等地的茶叶实行政府专卖，禁止民间贸易。这一限制民间自由贸易的政策在哲宗绍圣年间（1094年－1098年）被叫停以后，民间反而发出了一片反对之声，因为“客人买卖迟细，少有见钱交易，是致园户失业”。所以茶贩如果能够预付货款，无疑是对茶农的生产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在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禁榷以前，四川的茶叶市场就出现了这样的交易场景：

“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乘时高下，相度货卖……累时相承，恃以为业。”

这里提到的“客”就是茶贩，茶贩利用这一商业信用方式，和茶农结成了相对稳固的供销关系。在当时的福建建州（今建瓯）甚至出现了更为夸张的现象，因为当地特产的腊茶是抢手货，所以每年初春“春雷一惊，筠笼才起，售者已担簦挈橐于其门。或先期散留金钱，或茶才人笪而争酬所直，故壑源之茶常不足客所求。”宋朝政府在实行通商法之后，茶叶的生产仍然存在着供不应求的现象。所以除了间接参与茶叶的生产，商业资本也对茶叶的生产进行了直接参与。

在《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 8 中有如下记载：

且不论这些商人生产的“茶货”到底是“转班入城，与里外铺户私相交易”了还是“自开张铺席，影带出卖”了。可以肯定的是，商业资本已经对茶叶生产进行了直接参与。所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朝的一些商业资本已经在尝试着向产业资本转化，而且商业资本直接参与茶叶生产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三、茶叶生产中的“资产者”和“无产者”

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的奴婢、雇工，在宋朝经济繁荣的环境中，和主人之间的主仆关系也有了新的变化。东南一带是宋朝经济的重心所在，这里地少人多、人均耕地的不足导致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劳动者。宋朝政府废除了租佃条例，让佃东与佃户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了占有关系。作为“资产者”的茶园主和大量被雇佣的“无产者”，开始构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宋朝“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出现，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但他们却并没有转变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转变的失败也标志着宋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失败。

四、“资本主义萌芽”的失败及其原因

生产和销售是茶叶贸易中的两个最主要的环节，宋朝的商业资本虽然对这两个环节进行了全方位的参与，但参与的规模却并不大，这便是宋朝“资本主义萌芽”失败的内部原因所在。细究下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曾出现过不愿政府干预经济的现象，虽然这一极端的思想造成了近代的经济危机，但也揭露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须满足的一要求——减少政府干预。但宋朝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帝国政府，不可能过度放任经济的自由发展，官府“榷茶制”的实施就是最好的证据。换言之，封建政府一些政策遏制了商业资本的正常运动，商业资本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过程受到直接影响。

商人是趋利的，商业资本亦是如此。在官府的专卖体制下，茶叶由民制、官收、商销。官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往往底价入手、高价出手。政府扮演“中间商”，显然不会给商人留下过多的利益区间。蔡京上台后推行卖引法，为了给朝廷敛财不惜将富商大贾的巨额资剥夺殆尽，以至于他们“朝为猗顿，夕至殍丐”。

3.资本家向官僚士大夫转化

经济高度发达的宋朝虽然有相对而言较为宽松的商业环境，但本质上仍然是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的封建国家。传统的阶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依旧存在。商人们在获得足够的财富之后，往往会更加倾向于步入仕途，成为官僚士大夫中的一员。除了花钱买官这一直接途径，还可以与官僚士大夫联姻、投靠权势这样的间接途径，再不济也还可以在自己的后代身上投资，让他们通过读书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

至于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失败的外部原因，自然就是与其他政权的战争。北宋被金朝灭亡、南宋被蒙古灭亡，长期的战争状态没有给经济发展以有利的环境，甚至将已有的发展成果摧毁。

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不是单纯的历史研究，也是一场理论之间的斗争。我们很自豪拥有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但近代的百余年的屈辱却让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抬不起头来。究其原因，是清朝落后的封建主义对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的失败。正因如此，研究我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失败的原因，也是在研究近代落后挨打的原因。而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必须要让封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毕竟“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

宋朝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但生产关系并未摆脱封建束缚，再加上国家的政策等诸多因素，宋朝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充其量只能算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宋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失败使得这一历史进程被推迟到了明朝中叶，这一历史时期也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确立于14世纪文艺复兴之后，比明朝早得并不算太多。依托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农业生产力水平，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着赶超西方的可能性。只可惜这一让中国继续强盛的机会，也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了，最终导致了近代的百年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