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论《金刚经》，太给力了，连读三遍不过瘾！

《金刚经》全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是指大智慧，“波罗蜜”是指引渡的意思。“金刚”，当然是指精坚不摧之志。因此，合在一起，“金刚波罗蜜多”，意为“以大决心大智慧引渡”，或者说，以金刚智慧引渡的含义。《金刚经》是大乘佛教中流传最广的基本经典。公元402年由鸠摩罗什翻译成汉文，后来还出现过六七个译本，但大家读得最多的，还是鸠摩罗什的那一种。《金刚经》虽然长达五千多字，但意思却很简明：识破相状，放弃执守，抵达至高无上的正等正觉。在释迦牟尼的各种经论主旨中，这是《金刚经》的分工使命，它完成得很充分。

在中国，最有名气的佛经大概就是《金刚经》了。但大多数人也就是敬佩、仰慕而已，对于它说的是什么，很多人不会去翻书，也不会去。

《金刚经》流传很广，一是因为它文辞美妙，二是因为它很接地气。

相传禅宗的六祖慧在听到《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心明得悟，因此这部经也就成了禅宗中南宗的主要经典。《金刚经》历来有很多注疏、讲解、研讨，但这些著作往往比《金刚经》本文更为复杂和艰涩，改变了它明快的风格，更不适合大批经常念诵它的信众。在当代，又有一些研究者把它归纳得过于概念化，而且仅用几句话了断。让人很难相信，《金刚经》如果真是这样，怎么会延绵成千百年的晨钟暮鼓？

从出生、苦修、悟道、讲经、行脚，《金刚经》是后世佛教大师用释迦牟尼的思想和脚步一起写下的宏大史诗。在所有的佛教经典中，《金刚经》具有史诗风范，极具代表性。

真正伟大的宗教，并不要求信众陷入密集的概念丛林，而只要求简明记诵。一声声佛号，一次次礼拜，都是重复的，并在重复中抵拒以复杂形态出现的骚扰。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甚至只看到寺门，听到钟声，面对袈裟，就已领悟了一种宗教境界。因此，简明，是一种宗教成熟的标志。如果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简明，那就更加合乎天道。而《金刚经》正好满足了这二者，堪称完美，它内在折射出的智慧比现代哲理更彻底，而且不复杂难懂，可在普通僧众之间传颂。

《金刚经》的开头是这样的——那时，佛祖释迦牟尼与一千二百五十位大弟子和追随者一起，在舍卫国的祗树给孤独园。吃饭时分，佛祖穿好衣服，拿着钵，走进舍卫大城，去乞食。在城中依次乞食完后，就回到本处，吃完饭，收拾好衣钵，洗了脚，铺好座位，坐了下来。

有一位叫须菩提的长老，与众人在一起，这时站起身来。他袒露右肩，右膝着地，双手合掌，恭敬地对佛祖说……

这个情景，写得具体而又生动，传达了释迦牟尼和当时佛教团队的生活形态。落脚的园子不小，挤得下一千多人。住在这么大的园子里，又有这么大的团队，居然还要到城中依次乞食，这反映了当时印度佛教的一种行为信仰。那么，这一千多人都跟着他进城去乞食么？那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啊，城中的住户会有什么感觉？当然，这一千多人除了弟子，还有一般的追随者。一般的追随者大多并未出家，可能不必乞食了，那么必须乞食的人有多少？

乞了食，并不在城中吃，還要回到园子里来。吃了还要洗脚，然后铺好坐垫坐下来，开始对话式的传道。

这就引出了第二主角：须菩提。这位大弟子已经颇有声望，但他提问时还是表现出一系列动作：袒露右肩，右膝着地，双手合十……一派虔诚。

这个开头当然不是闲笔。释迦牟尼的透彻生态正好印证了他的透彻主张，而且，由他的日常生活引向一种千人聚集的盛大，而这种盛大正是阐述经义的背景。大弟子须菩提的恭敬，又让盛大的聚集增添了崇高的气氛。

这个开头，又与《金刚经》的结尾构成呼应。那是在释迦牟尼讲经结束之后，仍然由须菩提长老引头，带动各位男女弟子和在家信众，甚至联通一切“不在场却听到了”的高人，皆大欢喜，表示一定信受奉行。

如此开头和结尾，使中间的讲经内容进入了情节，进入了场景，进入了可以切身感觉的生命呼应。于是，在这里，美学收纳了经学，文学安顿了佛学。

除了开头，还有内文。里面的经文里说：“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何意呢？意思是你不是独立生活在世上的。必须有周围人的帮助，你才能成就自己。布施所讲的，是你先要学会帮助别人。无私地为他人着想，不求回报，渐渐的身边的人都会理解你，成为你的助缘。布施不一定是财物，也可以是自己对他人的爱和关怀。

释迦牟尼在讲经过程中，不断地呼叫须菩提的名字，这又让情节贯通，让对话延续，使千人演讲变成了两人交谈，众人旁听，并由此增加了亲切感。

须菩提长老向释迦牟尼提出的，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修行者如果想追求无上正等正觉，应该如何执守、降伏自己的心？”

“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佛教的基本命题，所以须菩提随口吐出，不必向其他弟子解释。“无上正等正觉”，在鸠摩罗什的译本中由梵语音译，叫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里出现两个“三”字，不是数字，而是音译而来，表示一种正确的段位。“藐”，意为“平等”；“菩提”，意为“觉悟”。因此，“三藐三菩提”，可简单地翻译为“正等正觉”。前面加一个修饰词“阿耨多罗”，意为“至高无上”。连在一起，这九字梵语音译，可以大致解释为六字汉语组合：“无上正等正觉”。

这已经触及佛理的核心，我们可以从反面说得比较明白。一般人看世界，看生活，总是界线重重，欲念重重。界线阻止了天下平等，欲念阻止了正常知觉。因此，只有“正等正觉”，才能摆脱界线，摆脱欲念，使一切回到“正”。这也就是说，追求至高无上的“正等正觉”，是一切修行者的起点。

佛法的核心精神是万法皆空，无常无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对陷入物欲泥潭的现代人来说，有惊心动魄的警醒作用。即使人生正值花好月圆、春风得意，也须知顺境不永、富贵无常。

紧接着，须菩提长老由此问释迦牟尼，追求有了，起点有了，接下来，该怎么守住，怎么来降伏自己的心？原文为“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

释迦牟尼当然也不必再论述基本命题“无上正等正觉”了，作为最优秀的导师，他不做针锋相对地直接回答，而是巧妙地转移了提问者的话题，把问题推到了新的高度。

他说，一切生命，不管是怎么产生的，也不管是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都应该获得引渡，使它们摆脱生死轮回，进入涅槃境界。但是请注意，修行者如果认定自己引渡了各种各样的生命，有了这种认定就未必真有效果，结果很可能谁也引渡不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有了自己与他人的区别，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相状，那就不是真正的修行者了。

这就出现了释迦牟尼独特的精神坐标。大家都在高喊引渡，他却在警惕，在引渡者心目中，自己与被引渡者是否平等。

如果把事情移到释迦牟尼身后的世界上来，我们就能发现，很多好心人都在主张“拯救他人”“指引他人”“开导他人”，却需要认真问一问，你们这些“拯救者”“指引者”“开导者”的心中，自己与“被拯救者”“被指引者”“被开导者”究竟有什么区别？你们是否把自己的形象定位，打理得太高大、太强势了？

天下的大麻烦，常常就是由那些“拯救者”“指引者”“开导者”带来的，因为他们把天下人心分割了，对立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更是因为他们为自己设定了特殊的身份和资格。他们也许是善良的人，但是却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居高临下、永远正面的形象定位，于是也给对方制造了一种负面的形象定位。因此，他们为形象定位而奋斗，对方随之也为形象定位而反抗，麻烦由此产生，并且越闹越大。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新的形象定位又不断衍生，使世界变得既亢奋，又疲惫，既分裂，又混乱，无可收拾。

这里所说的“形象定位”，就是佛教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相状。在的时候，只是单说一个字：“相”。

对于“相状”“相”，释迦牟尼的态度很明确：“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诸相，即是非相”。也就是说，他要求人们对于各种各样的“形象定位”，都要看破，不留余地。他要人们明白，那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虚空不实，转瞬即逝。

看破相状，是《金刚经》的精髓所在。看破相状，非常艰难，又非常重要，所以要用回旋式的包围圈，反复强调。

说到人们最为执着的“相”，释迦牟尼举出“我相”“人相”“众人相”“寿者相”这四种。那就是：自己的形象定位，对方的形象定位，众人的形象定位，长者的形象定位。在他看来，正是这几种形象定位，把人缠住了，缠僵了，缠死了。其实往深里看，这些形象定位都是虚设的，不真实的，万万不可执着。

这种种“相”，包含着对生命的一系列误会。既是对自己生命的误会，对别人生命的误会，又是对集体生命的误会，对时间生命的误会。这几种误会中，对自己的和别人的误会容易理解，但是，对于以众人名义所代表的集体生命，以长者面目所代表的时间生命（或称历史生命），却很难正视。直到今天，一讲到人山人海的“众人”，或悠久漫长的“历史”，常常让人徒生恭敬，失去了正等正觉。

释迦牟尼指出，正是“我相”“人相”“众人相”“寿者相”造成了世间的不平等、不正常，也就是阻碍了人们追求的“无上正等正觉”，破坏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反观人类的一个共通误区，就是不断地给自己和他人“造相”，正面的相、负面的相、高贵的相、威胁的相、无敌的相、受欺的相、富贵的相……一切困厄皆由此而生，却永远乐此不疲。即使是聪明智慧的人群，也很难完全摆脱“相”的羁绊。

释迦牟尼在《金刚经》里还与须菩提长老讨论了小乘佛教在这个问题上的局限。他们谈到了小乘佛教里通过修行所达到的几个果位，例如，须陀洹果位、斯陀含果位、阿那含果位、阿罗汉果位。这些果位，在断灭三界、断灭烦恼、断灭惑见、断灭轮回上都做得很好，但又总是执着于自己要进入什么、来往什么、拒绝什么等等目标，执着于自己的相状，那也就没有抵达“无上正等正觉”。可见，要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并非易事，要识破一切相状也并非易事。

相，与佛教里另一个概念“色”，紧密相关，都是指物质形态的外在形象或心理定位。佛教往往把世界分为“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显而易见，无论哪个教派都会为摆脱欲界而大下功夫；色界就麻烦了，因为其中包括着有血、有肉、有情的生命形态，有不少教派为了吸引民众常常采取温和的中间路线。而释迦牟尼则要求修行者以无色界作为方向，主张“涅槃寂静”，达到修行的最高境界。

他在《金刚经》里提出，“不应住色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里的“住”，是指执守、执着。所谓“住色”，就是执着于形象定位，包括生命形态的定位。人心，只有不被“色”和“相”锁住，摆脱对“色”和“相”的执着，才能“生其心”，才有心灵的自由空间。

说到这里，释迦牟尼也就回答了须菩提开场时提出的问题。如何执守？回答是：不能执守，一旦执守就会陷入迷妄；如何降伏其心？回答是：不是降伏其心，而是首先是降伏相状。须菩提刚刚提问的时候，释迦牟尼把问题暂时搁置，却带领他进入一种“别样思维”，然后水到渠成，全然解决。这真是高超的答问智慧。

释迦牟尼为什么会认为一切相状都不可信？这与他在菩提树下开悟的要旨有关，因为相状正是他悟得的“缘起性空”这个原理中“缘起”的部分外象，本性为空。明明是“性空”却要翻腾出那么多外象来诱人、惑人，当然应该看破。释迦牟尼在很多地方论述过“缘起性空”，在《心经》中又把“空”阐释得非常全面。释迦牟尼正因为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开悟，所以不断提醒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上当的是相状。只有把它们看破，才能放下烦恼，获得自在。

我们常人所执守的“相”，并没有那么庄严，那么高大，那么圆满，那么完备，却还是把它们看成了生活的依据、生命的依赖。例如职位、身价、家世、单位、称号等等，并为它们煎熬、竞争、觊觎，增加了自己和别人的无数烦恼，增加了人世间的不安全。其实，大家是在为假象而征战，为虚妄而遭殃。

正因为“相”的危害如此之大，所以释迦牟尼在《金刚经》里建立了一种艰深而有趣的否定结构。请注意，不是个别性的否定，而是以结构所做出的整体性否定。这种否定结构，把种种相状全部装了进去。例如——

“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是名善法”；

“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

“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

“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

这一系列否定结构，一般是先提出一个常用相状，然后由佛（如来）来否定，否定之后再说明，正因为不是，才有了这个假名。在此，除了否定相状之外，还否定了随之而来的名，而且否定得颇为讽刺，颇为幽默。

如果用这样的否定结构来环视世间诸物，各种相状的名号也就变成了自我否定——是专家吗？因为不是，所以老是叫“专家”；是君子吗？因为不是，所以老是叫“君子”；是美女吗？因为不是，所以老是叫“美女”。

在《金刚经》看来，为各种相状所加的“名”，其实都是冒充。冒充不仅仅是为了骗人，而且也变成了自我认定和世间认定，因此问题更加严重。

然而，对一般人来说，把一切相状都看成假象，可能会使自己失去依靠，从而产生惊惧、恐怖、畏怯。对此，佛祖要求修行者在摆脱各种相状时要“不惊、不怖、不畏”。他以自己的例子说明，只有摆脱了相状，才能真正做到“不惊、不怖、不畏”。他说那年，残暴的歌利王要割截他的肢体，他因为早已不在乎自己身体的相状，所以“不惊、不怖、不畏”，结果反倒使歌利王大为震撼。由此反证，人世间的种种惊惧、恐怖、畏怯，都因相状而生，也就是担心失去相状。如果完全不在乎相状，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摆脱相状而“不惊、不怖、不畏”，这在释迦牟尼看来也是十分稀少而珍贵的品德，那就是我们所景仰的“万难不避、万险不退”的大雄精神。“大雄”精神也就是金刚精神，中国佛教寺庙总习惯把供奉佛祖的主殿名之为“大雄宝殿”，即与此有关。

《金刚经》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它一再指出，人们如果以形态和声音来显摆和求索，便是“邪道”，背离了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的自如神韵。修行者只有摆脱对于声音、香气、味道、触觉、言语、形态等等相状的执着，才能走出黑暗，看见阳光。如果修行者能够不是拿物质来布施，拿金、银、外在财物等宝贝来布施，而是以《金刚经》所传扬的“无上正等正觉”来布施，以超越种种相状的自如之心来布施，那就必将平复世间狂乱之心，获得真正的福德。而且，永远功德无量。

释迦牟尼认为，执着于相状，必然因分割了天下而让自己和他人都变得狭隘和琐小。如果反过来，不执着相状了，精神天地就会变得很阔大，令人神往。

释迦牟尼与须菩提的一段对话：

释迦牟尼：须菩提，东方的空间，可以思量么？

须菩提：不可以，世尊。

释迦牟尼：那么，南方、西方、北方，这四维空间可以思量么？

须菩提：不可以，世尊。

释迦牟尼：须菩提，菩萨不执着于相状的布施，所以他的福德就像东、南、西、北四方上下一样，不可思量，不分方向，没有穷尽。

在释迦牟尼看来，无边无际的大，就可能产生无边无际的福德。种种相状和人世色相，就是通向无边无际境界的绊脚石，所以一定要清除。一旦清除，必有非常美好的结果。

《金刚经》也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它在主张摆脱一切相状的时候，终究会自问：佛法，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要人们执守的相状？这样的话，那不是把自己给驳倒了吗？

对此，《金刚经》显得非常坦诚。它认为，佛法本不固定，没有执守的理由。人世间一切对固定目标的执守，都应该放弃。如果要人们必须执守佛法的相状，那么，人们也有理由去执守別的相状了。如果要人们一味执守佛法的相状，那么人们随之就会指责“非佛法”了，而指责“非佛法”就离开了佛的包容真谛。因此，《金刚经》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金刚经》认为，一般在佛教团队中所说的佛法，只是让人渡河的船筏。人们到了彼岸就必须舍弃船筏，佛法也是这样，迟早会被舍弃。何况，我们平常见到的那么多“法”，并不是正的佛法。

这个意思，《金刚经》里的原话是：“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连佛法都可以像船筏一样被舍弃，这给中国的禅宗带来极大的启发，增加了其他宗教所少有的精神自由度。

芸芸众生若能勘破生命的真谛，淡化我执，“远离颠倒梦想”，“破除人生假象”，身心便会在日久的修行中回归清净。这就是《金刚经》赠与我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