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反腐，朱元璋诛杀了多达15万人，而李世民则只杀了3个

作为皇帝李世民和朱元璋，二人都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唐太宗李世民，在任上知人善用、虚心纳谏、重视吏治，并且在军事上更是多次对外用兵，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地，被尊为“天可汗”，治下“贞观之治”更是让大唐威仪响彻外邦；而作为开国之帝的明太祖朱元璋，则实现了从乞丐到皇帝的逆袭，在“驱除胡虏”的口号之下，以徐达、常遇春等人收复了自宋朝时便被占据的幽云十六州，实现了统一，而对于官员反腐、整顿吏治亦是尽心竭力，建立了堪称古代最为严苛的反腐法令。

在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一方面派遣大军继续收复被元朝占据的北方地区以及奉元朝为正朔的云南等地。最终，经过数次的征伐，这些地区也都归为明王朝治下。而在国内局势稳定之下，朱元璋也曾先后三次封赏功勋，但作为一个出身贫贱的帝王，他深知民众对于官员贪污、鱼肉乡里的危害性，因此也颁布了《大诰》，并且规定：凡是贪污银六十两者皆处死；另一方面，他还赋予了百姓执法权，百姓可以讲贪污的官僚押解进京。但是即便有着这些严苛的法令，在“饱暖思淫欲”之下，被其敕封的功勋以及官吏随着社会的安定，贪腐便时有发生。

于是，一场场意在整肃官场吏治、整治贪腐的大案也便接踵而至。先是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而后又有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而在这些大案之中，不乏立下赫赫功勋的胡惟庸、蓝玉、傅友德、冯胜、李善长等人，虽然此举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嫌疑，但无一例外的便是这些人都牵扯到了吏治、贪腐问题。而这些大案之中，因此而被株连而死者便多达15万人之多，而且朱元璋还建立健全了专差专使巡视考察制度，在地方上废除行中书省，改设三司，并且派遣大臣不定期巡视地方。

借由这些举措，虽然在整肃之中较为严苛，但朱元璋朝也实现了吏治清明，基本上解决了贪腐问题。但是缺点也是十分明显，那便是朱元璋也留下了暴君嗜杀的名号。

而反观李世民，在整肃吏治上则显得要温和的许多，更是仅仅依靠诛杀3个人便有效的实现了控制贪腐问题。

在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诛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并且通过逼迫李渊退位自己上位之后，为了控制舆论，同时也是犒赏功勋，对于大臣们如长孙无忌、尉迟恭、房玄龄等人也是进行了封赏。而随着对突厥、吐蕃等邻近政权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亲、议和等举动，大唐也逐渐安定，而经济也开始长足发展，物阜民丰之下贪污现象也开始逐渐增多。

此时，魏征等人则向李世民谏言，严惩不贷，同时甚至还派遣了钓鱼执法的假扮商贾分赴各地，开始以钱财、银箔等贵重物品来贿赂官吏。显然，这样的钓鱼执法之下，“成果斐然”，仅仅涉案的官员便多达几百人之多，一些皇亲国戚、功勋臣属自然也赫然在列。而作为一名颇为仁德的君王，李世民对于如何处置这些人，自然也是犯了难。

尽管魏征、尉迟恭等人坚持要将这些贪官污吏尽皆诛杀，但一旦如此，因此而死者恐怕会不计其数，势必造成政局不稳、人心浮动，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在老臣裴钜的“说服”之下“陛下此举，本已经属于陷害，有悖圣人之道，不如将其中贪腐严重者明正典刑，以儆效尤，如此罢了”。李世民单单将其中三名有严重贪腐者诛杀，至于其他人，只要悔罪，便既往不咎。而在这样的“杀鸡儆猴”作法之下，各个官员本已经被“诛心”，唐朝的官俸又颇为丰厚，贪腐问题也便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