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唐朝统治者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大量任用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做官，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在唐朝政府中任职。
唐朝统治者改变了前代封建帝王“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民族观念，解除了夷夏之防，在对待夷夏的态度上，已显得格外开放、进步。唐太宗曾经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雌敌。”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华夷一体”的民族观，承认各少数民族在多民族封建国家中的合法存在，承认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因此，唐太宗对国内各民族一视同仁。
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元朝、清朝以及其它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外，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很少任用各少数民族担任官职。而唐朝则大量任用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做官，其人数之多，超过了唐以前的任何朝代，并且有些人还担任宰相、大将军、节度使等重要官职。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唐朝宰相共369人，凡98族，而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任宰相者多达24人，凡15族，占唐朝宰相总数的6%左右。
不过应当指出，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任宰相者主要是匈奴和鲜卑人后裔，他们的汉化程度很深，只有浑瑞出自唐时新入附的铁勒族之浑部。唐代的蕃兵蕃将为数更多，契您氏、乌氏、浑氏连续几代在唐朝为将，成为蕃将世家。唐朝的节度使大多数由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担任，安禄山、史思明、李光弼、哥舒翰、仆固怀恩等人皆是。这些少数民族的文武官员在政治上不受任何歧视，享有和汉族官僚平等的政治待遇。立功可以得到皇帝的赐姓、赐名；可以得到封爵，享受食封；可以娶皇帝的女儿为妻，死后可以陪葬皇陵等。个别功高的，如李光弼位极人臣，赐铁券，名藏太庙，图形凌烟阁，与郭子仪享有同样殊荣。
唐朝皇帝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文武官员，解除了夷夏之防，信之任之，用而不疑。许多蕃将在征战中手握重兵，决策千里之外。唐朝大量任用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做官，是封建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向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开放，使他们能够参与国家的政治。从以夏治夷、以夷治夷到夷夏共治，充分体现了唐朝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唐朝不仅大量任用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做官，而且还吸收一部分外国人在政府内任职，这在当今最开放的国家也是难以做到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随日本遣唐使团来中国留学，慕中国之文化，学成不归。易名晁衡，仕唐历任左补阙、卫尉卿、秘书监、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等职。藤原清河，本为日本遣唐使，因归国途中受阻，回到长安任秘书监。新罗人崔志远，12岁来唐留学，科举及第后，历任县尉、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等职，后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秘书监。
高句丽人高仙芝是唐朝中期名将，姿容俊美，善于骑射，骁勇果敢。幼时随父入唐。20岁时被授予将军。官至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等职，封密云郡公。为唐朝在中亚征战攻取小勃律和石国等，战功显赫。
波斯王卑路斯，因国灭归唐，授右武卫将军，其子泥涅师亦来唐，授左威卫将军。波斯人阿罗喊，唐招至授右屯卫将军。李玹，其先为波斯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大食国人李彦升，宣宗时曾任宣武节度使卢钧之幕僚，经卢钧推荐，科举及第，吏部铨选时受阻，有人因他是外籍人而反对他仕唐。唐人陈黯为此事作《华心》一文辨驳，其意云：“苟荀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之，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趋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
陈黯的这番话突岀地表达了唐人开放的民族观念，他认为华夷之分不在于地域而于是否接受封建礼仪。这种打破地域界限，以文化区分民族的观念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在大唐王朝的300年间，任用外国人做官不计其数，多至三千人，有外国人当宰相，甚至被封王。唐朝任用外国人为官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襟，也说明了当时盛唐是世界各民族的向往之地，唐朝政治的开明和包容已远超先进的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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