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怀清：辜鸿铭与胡适：两代“海归”之争

　　编者按作为一位19世纪70年代的留学生，辜鸿铭的西学背景在他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而在三四十年之后，胡适一代留学生的出现，打破了辜鸿铭对于他那个时代的西方思想文化某种程度上的话语垄断。也由此形成辜鸿铭与胡适两代“海归”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本文出自《胡适研究论丛》第2辑。作者段怀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辜鸿铭（左）与胡适（右）

　　01

　　胡适与辜鸿铭之间的争论，由文言、白话之争发端，自然地扩展到白话文学及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上，并在新文化或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内涵、价值取向以及实践途径方式等领域，表现出更为激烈、尖锐和深刻的分歧乃至正面冲突。

　　
辜鸿铭曾在一篇赴日演讲中， 将近代中国主要的思想力量，分为“旧中国党”、“新中国党”和“真中国党”。他将自己归属于由晚清“清流派”核心人物张之洞开宗的“真中国党”。而如果按照辜鸿铭的划分，胡适的思想源流，则应划归晚清由康、梁开宗的“新中国党”。辜鸿铭的上述观点，是在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已经展开，并在语言文学变革之倡导与实践方面均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代语境中发生的，不过其基本倾向，与其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仍基本一致。
如果就其思想的某一侧面而言，至少到1913年底，胡适思想似仍可归于辜鸿铭所言“新中国党”一流。
胡适在留学之初，其思想中为中国辩护，包括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辩护的成分依然明显存在，单不说他曾明确反对过男女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并有“吾国女子所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之判断，直至1912年底，他在日记中还曾提到自己有过一个著述计划，即《中国社会风俗真诠》，此计划书之英文书名，即“为中国社会习俗制度辩护”。尽管在计划中的该书目录中，已经列有“中国之语言文字”和“新中国”章节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所谓语言文字以及新中国，绝非后来胡适文学改良思想之主张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中国。换言之，此时胡适思想中的中国意识与现代意识，大体上与康、梁所持思想立场相近，当然其中亦与辜鸿铭此间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的立场有着某种思想立场上与文化情感上的相似性。不过，这并非简单地意味着，这一时期胡适思想与辜鸿铭思想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而是更深刻地反映出，晚清中国的“中体西用”观与“维新变法”主张对于当时知识分子之影响所在。同时亦更清晰地昭示出，胡适后来在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所高扬的思想主张，尤其是其中在“整理国故”的努力下所提出的“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之思想主张，是如何超越“中体西用”观与“维新变法”主张并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的。
就公开发表的文章而言，所谓胡适与辜鸿铭之间的“争论”，或者辜鸿铭对于胡适及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批评，并没有真正全面展开，前者对于后者的批评，亦仅集中于两篇文章，即《反对中国文学革命》（1919年7月5日）和《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和教育》（1919年8月9日）。而值得注意的是，当辜鸿铭引述胡适的相关观点时，在提到“活文学”的同时，亦还提到了胡适所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或者“观念和思想的彻底变革”等。此亦足证，胡适、辜鸿铭之间的“分歧”，绝对不仅止于文言体文学与白话体文学之间的争论，而是“蔓延”到现代知识分子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所有相关话题上。表面上看，辜鸿铭集中攻击了胡适的文言为一种死语言，这种死语言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活的文学，不可能用来表达现代生活和现代人的情感思想等观点，而其论述，却很快转移到了对于语言文学背后之道德内涵的讨论上。正如他抨击那些认为“文言不适合创造活文学”的新文学倡导者们时所言，这些人是“外表标致的道德上的矮子”。辜鸿铭引证了西方文论者有关“诗歌需要讲求精神法则”以及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文论中“文学具有传输生活之道的意义——文以载道”思想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并由此说明，文学革命者的观点立场，既背离了中国传统文论思想，亦不符合西方精英文学思想之正道——归国留学生们对于西方现代文论思想“断章取义”或“偏颇”之汲取，不仅注定了他们所倡导的一种思想文化，是一种道德空洞化或自我矮化的思想文化，而且也是一种反高雅的粗鄙低俗的思想文化。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辜鸿铭不仅偷换了胡适新文学思想中以“现代之道”取代“传统之道”的观点，亦对胡适思想的西方语境之“局限性”进行了批判，同时亦坚持了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体系中的道德原则的永恒性与现代意义和价值。
辜鸿铭的胡适批判或对中国归国留学生们所倡导的现代化运动之批判，其批判展开的线路，至少有两条，一条是以众所周知的传统文化——道德中心论，来反对现代留学生运动中变革中国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这种反激进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思想，可以在中国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得以展开考察，亦可在西方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得以展开考察；二是在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语境中，强调并坚持本土传统的独立价值与现代意义，对西方传统在现代的“迷失”与现代中国对于“迷失”了的西方的错误模仿与学习提出了尖锐犀利之批判。在这种批评语境中，胡适以语言文学为起点的“充分的世界化”或“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与辜鸿铭所坚持的“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立场，自然是格格不入了。

辜鸿铭

　　02

　　作为胡适、辜鸿铭思想文化分歧的一个现实归结，在二人关系中一直存在着的一个怀疑，就是辜鸿铭最终离开北京大学，其背后有胡适的因素在。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所谓的胡适因素，究竟是一种当事人个人不断强化的心理感受，还是一种现实的干涉力量或话语权压力，或者两者兼之，这是区分胡适在辜鸿铭离开北大的“事件”中所扮演角色和所承担责任的关键。

　　胡适与辜鸿铭之争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现实话题，就是辜鸿铭“被迫”离开虽然倡言“兼容并包”却实际上已逐渐成为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是否与胡适的背后或底下干预存在关联？换言之，胡适是否将两人甚至两代“海归”之间的思想主张之分歧，延伸到了本属于思想学术以外之范畴？
有关辜鸿铭离开北大之原因，已有不少讨论。但无论是胡适应为辜鸿铭之离开北大承担一定责任的说法，还是不应过分解读两人之间的分歧及辜鸿铭离开北大中的胡适因素的说法，都不能提供有关胡适在这一行为中所实际扮演角色之铁证。
值得注意的是，从1918年到1920年间，胡适与他的另一位新文学对手梅光迪之间就征询后者是否可来北大担任英文教授的往还书信，似可作为当时胡适确实考虑过找人替换辜鸿铭的旁证材料，并多少有助于认识胡适在辜鸿铭离开北大的“事件”中可能扮演的“幕后”角色。
在1918年7月24日写给胡适的一封回信中，梅光迪曾就来信中所询归国后就职计划及赴京来北京大学担任英文教授诸事一一奉答：

　　适之足下：

　　前日由叔永转来手书一纸，谢谢。嘱来北京教书，恨不能从命。一则今夏决不归国，二则向来绝无入京之想。至于明夏归去，亦不能即担教授之职，须在里中徜徉数月或半年，再出外游览数月，始可言就事。然亦决不作入京之想矣。

　　向称头脑清楚之人，何至随波逐流，以冒称人道主义派。在今世西洋最合时宜——popular & fashionable——故云。毫无分别，眼光如是。西洋文学界近百年来如英之维利多亚（应为“维多利亚”——引者注）时代数人，总之，葛脱美之爱谋孙外，皆自郐以下，何足道者。吾料十年廿年以后，须有力有识之评论家痛加鉴别，倡新文学，则托尔斯泰之徒将无人遇之矣。 草此，即问 起居 弟迪上七月廿四日

　　
从信中可知，第一，梅光迪初计划1918年夏季回国，但对于归国之后的工作安排，回信读起来却让人多少有些费解：先要在里中徜徉数月或半年，再出外游览数月。照理说留学生归国，急于落实之事莫不过此三件：回乡省亲、完婚（如果出国前或留学期间父母已有命且已订婚的话）、落实工作。而梅光迪不用像不少留学生那样，回国后急于奉命“完婚”——他出国之前已经与邻村女子王葆爱成婚。更何况从他后来回国后写给胡适、张慰慈（祖训）的信看，梅光迪回国之际借了不少债务，应该说是急需工作来偿还欠款的。而梅光迪上述信中那种优哉游哉、一身轻松的样子，实在让人有些不明就里。第二，对于胡适来信中询问能否到北大担任英文教授事，梅光迪亦断然拒绝。所言理由有二，其一是不会按照原计划于1918年夏天回国，其二是即便按原计划回国，亦没有到北京高校任教的打算。至于为什么如此不愿“入京”，信中未曾言明。
梅光迪于1919年10月离美返国，且临行前为旅费事确实欠了一些债务。《吴宓日记》载：“梅君迪生将首途归国，赴南开学校英文教员任。频行数日，为助足旅费，琐务碌碌。十月四日晚，共诸知友，会于陈君寅恪室中，而亦未及谈志业之正事”；又10月5日日记云：“星期。晨，偕锡予为梅君运箱搬箧。午，由锡予及施君济元及宓，共约梅君在汉口楼祖饯。四时半，送至南车站，握手而别”。
不过，胡适显然并没有因为梅光迪拒绝赴北大任教而就此中断联系，相关话题亦未就此终止。

　　正如前言，梅光迪回国之初，经济上颇为窘困，无奈之下，只得向远在北京的老同学胡适、张慰慈借款。梅的“呼救”，显然得到了胡、张二人的及时“搭救”。在1920年6月寄自天津的一封信中，梅光迪这样写道：

　　适之、慰慈两足下：

　　借款汇票已收到，谢谢。因近甚忙，至昨日始到银行取款。未取款前，弟恐有周转不便之处（弟前闻天津各银行对于汇票取款之人种种为难），故须俟取款到手后始敢覆书鸣谢。不料昨日在银行中毫无为难之处。愚弱书生缺乏商业经验，遇事易生恐慌如弟者，殊可笑也。

　　北大英文藏书多否？弟欲多阅于19世纪文学书籍，以资参考。若尊处能助力，当于大考后来京小住。 草此，即请 起居 弟光迪启六月四日

　　
这封短信表明：归国之后尚在天津南开学校任教的梅光迪，与胡适之间尚能如此亲密无间地书信往来，而且也坦然地在胡适面前显露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梅光迪的这种“示弱”，与他在思想学术上的坚持甚至固执相比，实在是值得关注的所在。不过，梅光迪并不愿意自己这种主动“示弱”被理解成为一种世俗意义上的生活上的“失败者”，更不愿意看到这种所谓“示弱”，被放大为思想学术上的“示弱”。对此，梅光迪在与胡适的关系中，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无论他的现实处境如何不堪。
不过，这封短信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梅光迪提到希望在学校期末开始后的暑假中，能来北大查阅英文资料。仅就此言，梅、胡之间在1920年，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在梅光迪这里，亦期待继续发展两人之间的学术交谊，毕竟那是读书人之间发展友谊的基础。
而早在3个月前，在另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梅光迪将去北京大学担任英文教授事介绍得更为详细：

　　适之足下：

　　数日之谈，总于彼此之根本主张无所更变，然误会处似较从前为少，此亦可喜之事。今日言学，须有容纳精神（spirit of toleration），承认反对者有存立之价值，而后可破坏学术专制。主张新潮之人焉不知此。凡倡一说，动称世界趋势如是，为今所必宗仰者，此新式之学术专制，岂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乎？今日倡新潮者，尤喜言近效，言投多数之好，趋于极端，主功利主义，非但于真正学术有妨，亦于学术家之人格有妨也。凡一上所言，不过兴来偶一提及，非与足下挑战也。弟意言学术者，须不计一时之成败，尤须不期速成，不从多数，故弟之不服，欲与足下作战者以此。若足下以为一学说之兴，能风行一时，即可称其成功，不 反对者之崛起，则误矣。

　　此间正商开课之事，尚无头绪，此殊无聊。弟谓今之执政与今之学生，皆为极端之黑暗（学生之黑暗，足下辈之“新圣人”不能辞其责焉）。政府无望，若学生长此不改，亦终无望焉。

　　弟来北大授课事，究竟为足下所欢迎否？弟朴诚人，决不愿挟朋友之情而强足下以为难。若足下真能容纳“异端”，英文科真需人，则弟自愿来，否则不必勉强也。若来京，则须授课五六时，否则往返时间费用得不偿失。弟所愿授课者为General Principle of Literature or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Great English Prose Writing of the 19th Century; Advanced Composition; The Teachings of the Novel等课。若能授两门，则须早日商决，俾弟能从事预备，且可向凡善堂购书，望足下速行示知。

　　弟此，即问 起居 慰慈处望代通候。 弟光迪三月二日

　　
显然，从两年前梅光迪尚在哈佛期间询问起，一直到1920年初，胡适似一直有意邀请梅光迪到北大担任英文教授。而且以胡适当时在北大之逐渐确立之影响力，包括当时正担任英文科主任，亦足以促成梅光迪的北上，当然前提是胡适愿意这样做。至于为什么最终梅光迪没有北上，却选择了南下——到南京高师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其中原由，总不出梅光迪的性格，以及与胡适实在难以走到同一个思想阵营中并肩作战等。
而梅光迪1920年3、6月间两次去信查问是否可来北大任教，却未见胡适明确答复，似可说明，胡适确实曾有过找人替换辜鸿铭教职的念头——而胡适就梅光迪是否可就北京大学英文教授之征询往来之两年，恰为胡适与辜鸿铭之间由语言文学之争发端的矛盾冲突逐步激化的时期。而最终辜鸿铭离去而梅光迪亦未来成北大，则至少说明，胡适并没有将自己最初的一念，在梅光迪身上转换成为一种现实。

胡适
仅就辜鸿铭、胡适围绕着文言、白话所展开的这场争论而言，其实不过是一场并没有真正展开且各自也未得到充分发挥的“笔战”。其中当然有不少意气的因素在，但两代留学生在对西方文学与思想文化之根本精神之解读理解上的“差距”，既与他们所接受到的那些具体的西方文学与思想文化之信息、知识及学术训练有关，亦与他们所关注的各自时代的“中国问题”有关——某种意义上，正是他们对各自时代“中国问题”的归结与探究，反过来亦影响乃至成就了他们各自把握西方文学与西方精神文化的路径与方法，包括他们各自在中西文学与思想文化对话交流中所达到的境界和所取得的成就。他们之间的“争议”与“冲突”，在此意义上，亦可以说丰富扩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阶级对于中与西、古与今等时代命题的认识与思考，某些方面亦深化了自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来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认识与思考。

　　段怀清

　　本文作者：段怀清

　　段怀清，1966年3月2日出生，湖北随州人，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中外文学关系及国际汉学。

　　文章来源：《胡适研究论丛》第2辑，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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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主编：王倩钰 出品：潘冬晖 外联：卢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