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 | 私人生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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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William Parish 与 Martin whyte 于 1 978 年在对广东农村生活的研究中，对 70 年代中期以前婚姻模式的变化作出了精彩的总结。他们指出，虽然父权还存在，但青年人在择偶方面的自主权是 1949 年以来最明显、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他们认为，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不在于 1950 年的新婚姻法与政府推动的家庭改革，而在于新出现的社会空间，这样的空间使得青年男女能够有机会相处。不过，青年择偶的自主权程度不同，多数都居于完全自由与包办婚姻两种形式之间。即便在中间状态，情况通常都是自主选择与父母插手二者兼有。他们得出结论说：“在多数情况下，择偶需要双重的批准或否决，需要两代人都同意。很少有年轻人被迫结婚，也极少有人完全不顾父母的反对而结婚。” ( 1978 : 173 )

下呷的情况也正是这样，显示出 70 年代以来青年人婚姻自主权发展的连续性。不过，下呷的例子也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择偶的三个类型在下呷以及邻近地区仍然存在，而青年人的自主权在 80 与 90 年代持续增加。正如表 1 所显示的那样，自 50 年代以来，自由恋爱婚姻稳步增加，同时包办婚姻逐渐减少，到 70 年代末完全消失。考虑到在介绍型婚姻中年轻人往往掌握了主动权，我按照 Parish 与 Whyte 的做法，将下呷的 484 个案例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青年做主，包括自由恋爱与介绍型婚姻中青年人所起决定性作用的婚姻。第二类是长辈做主，包括父母包办与介绍型婚姻中父母起决定作用这二者。表 2 显示的结果证明了 Parish 与 whyte 提到的趋势（另外可参见 Parish and Whyte , 1 978 : 1 74 ，表 33 ）。

表 2 择偶过程中的主导一方

根据 Parish 与 whyte 的统计，择偶中长辈做主的数量在 60 年代中期从 50 年代的 83 ％下降到 41 % , 70 年代中期再下降到 38 ％。同时，后辈做主的数量相应从 17 ％增长到 59 % ，再到 62 ％。我在下呷的调查发现，在 50 年代以来的 30 年里，后辈做主的择偶也有类似的增长，而长辈做主的婚姻从 50 年代的 87 ％下降到 70 年代的 28 ％。不过，这一变化在 70 年代有所停顿，在 80 年代与 90 年代，父母在大约 1 / 4 的婚姻中起着主导作用，与 70 年代的数字基本相同。其实， Parish 与 whyte 在他们的研究中也发现， " 60 年代中期以后，自由恋爱婚姻并没有多少进展，尽管‘文革’中自由恋爱思想得到了更多的宣传” ( 1978 : 180 ）。这是否意味着青年婚姻自主权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期，总会有依赖父母的子女与控制子女的父母，不管这个社会在择偶方面的观念如何。在一些情况下，对父母的经济依赖是根本原因，因为结婚的费用很高（参见第五章）。所以，期待父母在儿女的择偶中完全不起作用是不现实的。考虑到村里有些青年人总是要通过父母来择偶的情况，可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青年人是否同意所介绍的婚姻。有的中国学者在调查中做得更仔细，将“父母做主，儿女不满”与“父母做主，儿女满意”分开（参见徐安棋， 1 997 ）。

更重要的是，过去关于是父母还是儿女做主的区分主要着眼于是谁提出和决定了一门亲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区分与婚姻的实际内容并没有直接关联，因为它无法揭示婚姻的爱情与亲密关系的具体过程与实质内容。在分析近期的案例时，这样的区分更成问题。因为自从 70 年代以来，所有的订婚都需要当事人的同意，在择偶时父母是否起作用比过去更不重要。我的调查显示，60年代恋爱的青年男女不像90年代的人有那么多浪漫与亲密的机会。这是当时的文化意识、社会规范以及社会空间的范围所规定的。正如本章开头的两个例子所显示的那样，正是在日常的爱情生活中，下岬的年轻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个人空间与权利。所以，在研究择偶类型的变革时，我们的考察重点必须从50年代—70年代青年人自主权的增长转移到80年代—90年代个人的爱情与亲密关系的体验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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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王玲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