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抗战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一个时代的缩影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年2月，以抗战时期抗敌演剧队四、九两队的生活为蓝本，纪实性地描写演剧队队员们战时及战后奔波劳累情形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在上海上映，顿时引起全国轰动。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生存存亡的严重危机。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勇敢的中国人民终于战胜敌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抗敌岁月里，中华儿女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然而，胜利来临了，但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接收工作问题连连，中国人民依然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八千里路云和月》，讲述的是当时女大学生江玲玉在抗日战争战过程中为了支持抗战，不顾家庭重重阻力，毅然参加抗战文艺宣传工作。江玲玉在电影中的境遇，正是当是全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放映之后，海内外反映热烈。

江玲玉，原是江西人，只身来到了上海某大学读书，寄居在姨母家中。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玲玉准备参加抗日文艺宣传活动，但她的进步决定却遭到姨父、姨母及表兄一家人的全部反对。姨母一家以各种理由，劝阻玲玉参加抗日活动。

1937年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展开长达3个月的淞沪战役，粉碎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声。此时，为声援中国军队的抗日行动，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对敌，上海影剧界组织了救亡演剧队，在京沪铁路沿线一带的城镇，进行抗日宣传演出。玲平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和信念，不顾姨父母及表兄周家荣的反对和阻挠，毅然参加了救亡演剧队的演出活动。从而，演绎出了一部动荡年代下人生百态的曲折经历。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演剧队也在重重困难之下，开始长途跋涉，辗转于湖南、广西、贵州，最终到达了国民政府的战时中枢重庆。而在演剧队里，江玲玉认识了音乐家高礼彬，并产生了好感，他们的感情也在长途跋涉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

日本全面举国，举国抗敌。然而，许多人却不顾民族危难，借机大发战争财。

玉玲随演剧队来到重庆后不久，一直喜欢玉玲的表兄周家荣也假借公务之名，来重庆做投机生意，大发战争横财。表兄以金钱为饵，纠缠玲玉，但玲玉不为所动，拒绝了表兄。在日本准备投降时，玲玉和高礼彬在全国庆祝抗战的胜利声中举行了婚礼。婚后，她们随着演剧队一同到达了江西。此时，表兄周家荣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在回上海前，她到江西寻访玲玉，想带玲玉跟他一同回上海。但见到玲玉，才知道玲玉已婚，不得不悻悻而去。

后来，玲玉和高礼彬回到上海，无处栖身，不得已又寄居在姨母家中。周家荣此时已声名显赫、不可一世，但他仍不愿意放弃玲玉，不断纠缠她。礼彬和玲玉一贫如洗，在老友夏光原的帮助下，他们搬出了姨母家，租了一间阁楼栖身。礼彬去了一家小学当了老师，玲玉也到一家报社任记者。但此时，国民党没有控制住通货膨胀，物价不断飞涨，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生活。礼彬因营养不良和过度疲劳，患了肺病，而玲玉怀孕在身。为了生活，她们仍不得不坚持工作。

一个雨夜，担心国家前途的玲玉准备写稿揭发周家荣"接收"的罪恶，但因体力不支，在回家的途中昏到在了街头。礼彬和演剧队员们四处寻找，最后在医院里见到了玲玉。此时，玲玉已经早产，需长期休养。

面对这样的困境，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八千里路云和月》，是由中国著名电影导演和编剧家史东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拍摄的。

史东山，原名史匡韶，浙江海宁硖石人，出生于杭州。因他喜爱家乡的东山，便改以东山为名。1921年，史东山进入上海影戏公司担任美工师，绘制电影背景。他一方面刻苦钻研电影业务，也时也担任一些临时演员。这样，他开始涉足影戏圈，并在业余时间学习写剧本。1924年，史东山开始担任导演，次年编导了第一部影片《杨花恨》，获得了观众们的好评，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电影事业。

史东山思想左倾，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参与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并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好丈夫》（1939）、《胜利进行曲》（1941）、《还我故乡》（1945）四部电影，被称赞为"抗战四部曲"。抗战胜利后，他受周恩来委托，在上海和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人共同组织了联华影艺社，后来与昆仑公司合并，成为了抗战胜利后进步电影的新阵地。《八千里路云和月》，就是这一时期史东山拍摄的具有代表性的进步电影作品。

《八千里路云和月》纪实性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侧影。影片中，抗敌演剧队在抗战期间和战后的遭遇，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表现了国民党的狼狈逃窜。影片既反映了战区难民饥寒交迫的惨状，又表现出大后方上层社会悠闲腐朽的奢靡生活。这些对比，强烈的刺激了中国普通民众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厌恶。

电影上映后，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及社会舆论的欢迎，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称它"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块基石"、"继承了战前国片的优良的作风，而且将中国的电影艺术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