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演讲：深圳创造力远远领先其他地方，一个重要原因是外来人口占65%

11月30日消息，2019中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论坛于11月30日在广州举办，刘世锦、樊纲、张维迎、宁向东、拉姆查兰等国内外重量级经济学家、教授、管理咨询大师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出席论坛并演讲。他说，“就规模最大的城市来说，人均专利授予数最高的是深圳。深圳的人均专利授予数是全国平均的6倍，是北京的1.5倍，是杭州的1.7倍，广州的1.8倍，上海的2.5倍，天津的2.8倍。深圳按照人均的创造力，远远领先其他地方。”

“为什么深圳能够做得如此之好，我想有很多的原因，深圳的体制，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深圳的政府，对人管的更少，在深圳干事比在其他地方要心情愉快的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深圳的外来人口非常多，整个的深圳外来人口占比高达65%。”

以下是部分演讲内容实录：

张维迎：谢谢，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参加我们这次会议，我们有一句话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今天要讲的其实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高处，来的人多了，它就是高处。我们看一下事实，我们看所有的移民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都比较突出。包括美国，瑞士，以色列，全是移民国家。我们还看到，外来人口当中，企业家精神表现的也最为显著，包括中国人，我们到了东南亚，就成了很多的杰出的企业家。我们也看到大城市比小城市，创新方面表现更佳，当然找工作也更容易。所以找好工作，当然要去大城市。

为什么，我想有这样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一种基因，我们人体当中，有一种D4—7基因，相对同位基因是D4—4，一般这种人比较喜欢冒险，不喜欢守旧，喜欢追求新颖的东西。发现在移民人口当中，具有这种基因的人比例远远高于非移民人口当中，所以这种可以叫移民基因。

第二个，我们在家里要听父母的话，父母之命可以不受，可以有更大的自由。

第三个，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也靠不上其他的人，只能靠自己。要出人头地就必须自己很好的努力，这样你的奋斗精神，就会变的更高。

第四个，我们人的创新靠一种想法，这个想法人聚集的越多，想法就越多，成为可以溢出效应，或者叫碰撞效应。

有一句话，(英)，人的想法就像男女之间一样，两个人结合就可以生出第三个，有一个想法再由另一个想法结合起来就有第三个想法。十多年前美国一位物理学家和他的团队，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和创造力，与人口规模有一个5/4的指数放大规则，人口规模增长1%，创新能力提高1.25%。如果一个城市是另一个城市人口的10倍，那么它的创新就是后者的17.8倍，人均是1.75倍。

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中国的一些数据，首先我们看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越来越大，各地的人口流动还很不平衡。我们知道按照户籍来算，非户籍人口比重占比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浙江这些地方。当然，这些地方我们知道是最发达的地方，还有一些西部地区，相对外来人口比较少。如果我们按照人口调查2010年的普查数据来看，各省外地人口的比重，我们看到上海达到39%，北京36%，广东20.6%，我的老家陕西是2.6%，外省的人很少。

我们再看一下，横坐标各省非户籍人口的比重，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纵坐标是每万人私人控股的企业数量，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增加3.9个，上升10个百分点，可以每万人增加40个。

外来人口占比，与每万人的总富豪，这是比较大的，因为一共是2千个富豪。

非户籍人口与人均GDP的增长率的关系，大致来讲，非户籍人口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GDP会上升3%。非户籍人口上升10个百分点，人均GDP上升34%。

我们再看非户籍人口比重，与人均专利的比重，是受创新重要的衡量指标。看到非户籍人口上升1个百分点，每万人增加0.77个。外来人口，非户籍人口，它的比重与这个地方的创造比较。

接下来看城市化，城市是一个人口聚集的地方，城市越大，创造力就越强。横坐标代表了各省，我们31个省市自治区，各省城市人口的比重，纵坐标是人均GDP的增长率。大致上来讲，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可以上升2.8%。一个A省的城市化率是40%，B省是70%，B省的人均收入是A省的2.3倍，这个数字也非常的显著。

再看人均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城市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上升28%。

城市人口比重，与私人企业就业的平均工资，城市人口上升10个百分点，私人企业的人均平均工资会上升11%。

我们再看人均研发支出，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会上升7.5%，如果提高10个百分点，就可以增长1倍，这个也非常的显著。

我们再看城市化人均专利，城市人口比重增长1%，会上升6.7%，增加10个百分点可以上升92%。我们是一个对数，不是简单的乘以十。

这个是与城市吸引人才的素质还是有关系的，城市人口越大各高的地方，城市化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口中大专以下学历的人会增加0.6个百分点，这个也非常显著。

我刚才讲的是横跨省，城市人口的比重。接下来我想用三百几十个城市的数据，人口规模，与他的GDP创新做一下比较。大致来讲，一个城市的人口增加1%，它的GDP会增长1.24%，千万级的比百万级的高出75%。越大的城市收入水平越高。

我们再看专利，人口增长1%的话，专利的授予数增加1.38%。一个城市，在另一个城市的人口的2倍，专利数量就是后者的2.6倍，人均专利是1.3倍，每个人的创造力，都比小城市要高。

我们再看科研支出，人口增长1%，科研支出增加1.1%，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人口的10倍，可以是12.7倍，没有前面显著幅度那么大，但是统计下来，仍然是高度显著的。

看一下广东，我们今天在广东这个地方，大致是21个，每一个城市获得的专利很不一样，最高的是深圳，其次是广州，东莞，中山、珠海，云浮最小。在这些城市里面，城市人口增加1%，GDP增加1.5%，比全国的比例还要显著一下。一个城市是另一个城市的2倍，人均GDP是1.4倍。如果是4倍的话，GDP就会变成7.6倍，人均达到1.9倍，所以GDP的增长也是与人口的增加有关系。

专利授予，人口增长1%，专利增长1.64%，如果是一个城市的2倍，人均就是1.56倍，更大的城市人均专利更高。

广东各地本身的人口流动，21个城市里面，也有很多的外来人口，大致就是说，净人口流入，横坐标的比例，净人口流入上升1个百分点，专利可以增长4.2%，这个幅度也非常的大。

最后，我再聚焦一下，大的城市，他的外来人口最多。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杭州，这六大城市，它的人口占我们全国人口的7%，但是他的发明创造，如果按照专利授予数来算，占全国的25%，全国的1/4专利授权来自占人口7%的这些城市。而且这个应该是过去十几年，这个数字非常的稳定。当然，我们看到城市之间有差距，我们用一个字，就是人均专利授予数看，哪个城市最高，深圳最高。深圳的人均专利授予数是全国平均的6倍，是北京的1.5倍，是杭州的1.7倍，广州的1.8倍，上海的2.5倍，天津的2.8倍。深圳按照人均的创造力，远远领先其他的地方。

为什么深圳能够做的如此之好，我想有很多的原因，深圳的体制，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深圳的政府，对人管的更少，在深圳干事比在其他地方要心情愉快的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深圳的外来人口非常多，整个的深圳，广东的人只占35%，另外的65%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口。所以深圳这个城市，不是广东的一个城市，我们也知道，你不说广东话，你说的是普通话。你在大街上很少碰到当地人，都是外地人，所以大家都很平等。这时候人的创造力会非常的大。

当然我们知道深圳在中国是最开放前沿，全世界来比不一定。我们看一下，纽约2016年出生在外国的纽约人是320万，而这些有40万是中国人，占纽约人口的近5%。我们在深圳看一下，我们有少数几个，包括湖南、四川，人口占深圳的5%以上。纽约的外国人口占他的1/3以上，中国人占5%。另外我们看伦敦，2016年60%的人口出生在伦敦以外，其中34%的人，1/3以上出生在英国以外。因为我们看纽约和伦敦，都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城市。当然我们必须强调一点，我们中国人口多，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中国城市未来会有1/3的人口出生在国外，一定是出生在我们中国会有更大的比例。我想一个城市，有5%、10%的人口是外国人，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如果真正做到这一点，我想这个城市的创造力，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总结一下，我今天讲的几个观点，人口的流动和人口的聚集对经济增长、创新和解决贫困问题，非常非常重要。任何人为的限制人口流动，和大城市的发展，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不利于创新，而且不利于解决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三农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出路在哪里，不在农村，而在城市。不要寄希望通过农村解决农民的问题，要寄希望通过城市解决农民的问题。所以中国体制下一步的改革，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放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对城市扩展的限制，不要人为的设置一个城市的规模指标。任何逆城市化，反城市化的政策措施，都会加剧农村的贫困化。任何阻止农民进城的措施，都在道德上不具有正当性。

印度独立之后，甘地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印度不在几个城市，在千万的农村，印度的发展不依赖于城市，而依赖于农村。所以我们要记住这句话，无论是印度还是任何其他的国家，人口充分自由的流动，城市自由的发展，这才是任何一个国家未来的前途。我今天讲这个问题，也有针对性，因为我长期生活的城市，现在越来越不欢迎外地人，很为它焦虑。刚才听了我们广州市的副市长和广州欢迎外地人，我觉得很好，我希望不仅是在嘴上，写在纸上，更多的是落实在未来的行动上。广州，我相信只要给人自由，更多的移民，广州的未来会更美好，谢谢大家！

张维迎，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20多年来，他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以及有关市场化经济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在经济学理论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他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引文索引》统计，他的论著被引用率连续多年名列第一。2000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他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6年3月他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30年经济30人”。

来源：深圳梦（微信号ID：SZeverything）综合自新浪财经、2019中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