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公元819年，唐代文学家柳宗元逝世
2. 公元1520年，麦哲伦率领船队穿过麦哲伦海峡
3. 公元1694年，日本“俳圣”松尾芭蕉逝世
4. 公元1820年，恩格斯诞辰
5. 公元1873年，杨乃武小白菜案
6. 公元1881年，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出生
7. 公元1912年，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回到北京
8. 公元1920年，孙中山返回广州重组军政府
9. 公元1935年，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宣言》
10. 公元1968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徐特立逝世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同时，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
逃亡日本后，梁启超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吉田晋。这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逃亡到日本之后起的。
梁启超在日本一住就是13年，直到辛亥革命风云乍起，他才带着“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的自信与豪情，乘坐“天草丸”返回中国。
耐人寻味的是，他回国下榻的第一站，就是日本驻奉天(今沈阳)领事馆。可见他与日本人的关系之厚密亲近。
说起来，日本当局对梁启超是有大恩的，而梁启超也对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
当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四处捕杀“维新党”之时，若不是日本公使林权助全力相救，梁启超恐怕早就和谭嗣同一起到刑场高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后来他的学生蔡锷在云南反袁护国，梁启超急于从上海赶赴广西，说服“南天王”陆荣廷起兵响应，又是日本外交官和商人主动伸出援手，历尽千难万险，将他送到了南宁。
在梁逋居日本期间，他和日本政、商界人士犬养毅、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志贺重昂等过从甚密。梁还很快学通了日语，然后用日语阅读日本人译著的政治学、资生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等书籍。
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并主张“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
正是在日本期间，梁启超越出了康有为的思想框架，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
1915年，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自己一圆皇帝梦，准备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梁启超在获知“二十一条”的内容之后，义愤填膺，通过《京报》、《国民报》和《亚细亚报》等报刊，接连发表了《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等8篇文章，对袁政府发出严厉警告，并痛斥日本的侵华罪行，尖锐指出，日本此举是企图趁欧美因战争而无暇东顾之机，“谋蹙我于死地”，这是典型的侵略！
并强调日本如欲寻求中日“合邦”，同化与灭亡中国，只能是痴心妄想。中国几千年来素有反侵略的传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必须撤回那些“伤害我主权为我所不能堪”的条款！
梁启超的行动让日本一些人感到了恐慌和不解。诚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文化非常强调“报恩”。
在他们看来，“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难以报恩于万一”是日本人经常说的一句话。
日本当局在派人对梁启超进行“种种运动”遭到严词拒绝之后，不由得恼羞成怒，通过其报纸污蔑梁启超接受了德国的贿赂(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属于“协约国”，德国属于“同盟国”。
中国在战争后期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宣战)，很多日本报纸也指责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对此进行了坦荡的反驳。
他指出：维护国家民族的权益是我的权利和义务。我难道因为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就可以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吗？难道日本一些人要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
他正告那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施，梁启超是有很大功劳的。
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又重演了这一幕。
作为中国的文化名人，他受到了东道主法国方面的热情礼遇，在法国政要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梁启超就《凡尔赛和约》中关于中国山东的不平等条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他严正指出：“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的侵略主义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国家便是和平公敌！”梁启超的演说赢得了在场各界人士的热烈掌声。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却是“五四运动”的间接推动者。
梁启超强烈的民族情感，使他超越了个人恩怨。和梁启超同时代的那些经常“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的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陈天华、杨度等等，其实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
但到了当下，那些口口声声“世界公民”、有条件“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的知识分子，却有不少人不认同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他们有时不惜出卖自己的民族自尊而求“留洋”、“媚外”，不禁让人感到寒心。
附1：曾响彻中华大地的《少年中国说》，深刻影响着几代华夏儿女前赴后继追求民族独立，至今依然振聋发聩，心潮澎湃。
《少年中国说》是清朝末年梁启超挥笔成就经典名篇散文，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摘章节部分如下赏析：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中华经典的铿锵音韵在我们耳边回响，中华经典的千古风韵在我们心头荡漾。
《少年中国说》的风行，使得“少年”在清末社会里变成一种时尚的革命名词，彼时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或“新中国之少年”自称。
1902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而汪精卫后来密谋行刺醇亲王载沣被捕，吟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句，“少年也已经从概念、理想化身为血肉之躯、革命的先锋、未来历史的塑造者”。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梅家玲说：“他提出的对文化遗产的检讨的理念，对于青春、对于一个全新国家形态的憧憬和追求，感染并召唤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直到现在，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附2：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令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思忠、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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