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in daverman（quora知名答主，极其擅长回答有关中国的问题，他的观点总是很独特，世界旅行者）
如果你拿中国王朝和奥古斯都王朝(译注:罗马帝国开国君主,奥古斯都是对盖乌斯·屋大)进行直接对比，最大的原因就是：一夫多妻制！
奥古斯都没有直系男性后裔。经历了5代人的时间，奥古斯都王朝不禁耗尽了自己的男性后裔，而且这些人跟凯撒的(血缘)关系都非常疏远。
一个王朝在没有好的选择的时候常常会陷入困境。当一个王朝不得不依赖于某个只能依赖的人时，其结果历来都是灾难性的。这适用于几乎任何王朝，无论是罗马的还是中国的。
如果你观察中国的历朝历代，对于皇帝都存在一种独特的官方的一夫多妻政策。这种体制确保皇帝们拥有数十个儿子。所有这些孩子们都在宫廷之中接受教育。最好的那位成为下一任皇帝，而他的兄弟则移交权力并在其他方面协助管理。
说点题外话。如果你对比三类王朝——罗马王朝、奥斯曼王朝和中国王朝，那么中国王朝的总体情况是最好的。罗马王朝都消亡得很快，为争夺王座使冒险家们陷入内斗。
奥斯曼王朝则将王室子孙关进笼子，成为未受过教育的傻子，而中国的历朝历代普遍让整个王室家族接受教育，为统治管理提供大量王室子孙。为何会这样?
这得回到儒家哲学，其充斥于中国人生活的每一天里。孔子自己在生活中是一位老师，也是王室子孙的老师(他们都是孔子思想的传人)，他被给予很高的尊重。弑父被视为大忌。即使你是胜利者，因为你卑鄙的道德而无法成为皇帝。
弑兄也是大忌，除非你能给社会以合理的理由，另一方面你一样会被视为卑鄙的人。杀死自己所有的兄弟是不可想象的。王室子孙的教育被视为王朝的重要基础，并小心翼翼的管理。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成为下一任皇帝，你必须成为道德典范”。
我不是说中国古代王朝不存在互相残杀的战斗。相反中国发生了太多太多此类事情。当众多合适的候选人只能竞争一个皇帝位置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样的争斗并没有消灭一个王朝那般的血腥，就像罗马王朝历代所做的那样(以及很多中世纪王朝一样)！
Andy lee（学习大量历史知识）
身份认同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因为它事关信任，而信任又事关信念。我们正在讨论的就是这个，人们的信念在谁身上？我接下来的答复事关“信念的身份认同”，泛泛之谈。
在罗马帝国的晚年，尤利乌斯凯撒文化(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最终被耶稣基督文化所替代。当罗马崩溃，欧洲人跳入昏暗的“中世纪黑暗”之时，欧洲那群零散的人们在基督教闪耀的光亮之中，找到了新的身份认同感。
基督教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焦点所在。它指出，历史的存在能，也只能用耶稣的诞生前和诞生后来区分。这意味着罗马——这个时间上早于基督教的存在，同时也早于他们上帝诞生的存在，不是它们真正的文明(译注:基督教文明的部分)。
有意思的是，东亚的汉帝国也面临了罗马帝国所遭遇过的危机。在汉朝晚期，内部的动荡、叛乱遍布各地，弥赛亚运动遍布人群之中(译注:弥赛亚——基督宗教术语，意指受上帝指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主。)
其中一人宣称他获得上帝的授权，人们可以通过相信他来治愈疾病，并引领那些痛苦不安的人们获得新生，这使得他周围形成了强大的狂热崇拜，从而威肋到汉帝国。
他被杀了、他的叛乱被镇压了。镇压这次叛乱的汉朝将军为争权夺利最终卷入内战。尽管汉朝衰落了，争斗(的形式)却并没有改变，而是成了文化的继承者。
中华文化的区别在于，当它成为一种精神信仰之时，它并不倾向于排外。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孔子，并没有为死后的生活写下什么(“这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我更愿意将精力集中于当下如何去生活”—孔子)，对于基督教来说，“死后你会去哪儿”是一个相当本质的问题，但对于中国人而言，却又是如此的风轻云淡。
即便我上面提到的叛乱来自道教运动，而道教又是中国认同的基础哲学之一。但叛乱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对整个道教的广泛迫害，叛乱者被视为叛乱者，只是恰恰发生在道教之中。
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我们就来到一个注重于“死后会发生什么”的宗教，佛教。它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回答儒家和老子不曾回答的问题。期间，它也被视为中国认同的一部分，与儒道共存并相互影响。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你如何界定身份认同的问题。罗马衰落了且一去不复返，对它的认同/信任被其他事物所取代。中国在漫长世纪里也衰落了多次，但总是再次以中国身份崛起。因为人们认同中国这个身份！
Lean shan（在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学工作）
基于中国的体量、长期的政治稳定和中央集权，其在文明中一直都是一个特例。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为了管理黄河和长江的需要，尤其是黄河很容易发大水并摧毁社会生活和经济。
为了有效管控大洪水并修建水利设施，需要动员庞大人口并将整条河流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第二个原因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要比罗马帝国在莱茵和多瑙河面对的半农耕部落可怕得多。上述两大原因/威肋，使得人民树立了集权化的、统一的以及使国家力量延伸到上述以外任何其他地方的心态和价值观。
而且这种心态在面对国家分裂导致人口减半的事实后进一步的强化了。这种心态引导中华帝国领导人为尽可能长久的国家统一而战斗。人民的忠诚使得统治者能率领他们对抗贵族，并建立一个无可争议的政权。
而另一方面，罗马人依靠纯粹的军事实力建立的自己的帝国，这个帝国在与平民和贵族的一系列征服和结盟中超出了政治发展的承受能力。
罗马化进程结束后，罗马政府在政治上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罗马帝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军事独裁统治。从塞米提斯塞维修斯的统治开始直到戴克理先和君土坦丁，完后完成过渡。
然而，要在一个缺乏良好的经济贸易体制的内部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正如中世纪晚期)，会给帝国带来巨大的负担。过度扩张会造成劣势，并且基于这样的体制没能带来类似中国统一的那种好处。使得之后的欧洲统治者放弃了建立欧洲帝国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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