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大盗墓事件，公开集体盗墓，甚至请戏班为挖宝人助兴

盗墓，以单干或数人团伙为主，人多了容易暴露。但在民国年间，大规模的公开盗墓活动，即所谓群盗却不时发生，组织者找来当地农民，如生产队社员集体上工劳动一样，参与发掘，至少有这么三起，参与人数众多，少近百人，最多的达千人。

潞简王墓除了名字叫墓不叫陵外，其它哪一方面都可以和帝陵一比。据说因为朱翊钧很喜欢这个弟弟，朱翊镠不只生前深得皇恩，死后也得到了朱翊钧的特别照顾，墓园修造得很豪华，整个工程前后建设了6年，才完成。

潞简王墓主要由神道、潞简王墓、次妃墓三大部分组成。次妃墓位于潞简王墓西140米处，墓主是朱翊镠的次妃赵氏，当地人俗称“娘娘坟”。朱翊镠共有12个妃妾，赵氏是其生母孝定皇后“钦赐随封侍滕”，因身份特殊，死后被神宗追封为“次妃”。

民国二十六年农历十月，具体哪一天弄不准了。当天上午，当地来了一支近百人的“队伍”，里面有的人背着步枪，有的人挎着盒子（手枪），但更多的则带着洋镐抓钩，扛着钢锹铁锨，好像要挖河打坝一样。

原来，这是一群盗墓者，领头的是两位40多岁的中年男人，家住汲县高村，是远近有名的江湖浪人。这群人是组织者从自己老家高村、陈堡，还有新乡郭柳等村找来的农民，明火执仗前来盗挖潞王墓。

潞王墓园周边有风水墙围着，穿过风水墙进了墓地后，这伙人先撞开了娘娘坟的园门，直接来到后院的高大墓冢前。组织者现场指挥干活，一会往这挖，一会朝那刨。这群农民马上舞镐挥锹，热火朝天地挖了起来。

为了赶时间，吃饭也不得离开现场，就在现场解决。考虑墓地附近人会来阻止和干扰，组织者另派一些人带枪，在四周巡逻警戒，高处还安排了放风的，一有动静立即报告。但这伙人最后并未得手，被当地农民赶走了。

随后，当地农民接着将挖，从棺材内盗出了两口袋宝物。

民国二十二年（1933），盗挖安徽寿县楚王墓——参与挖挖的农民有168人

当时，寿县一带发生了严重的灾荒，1931年淮河流域发生大水灾，寿县一带灾情尤重；1932年接连又发生旱灾，大量灾民饥寒交迫，背井离乡。时朱家集国民党联保主任及伪保长，便打起了当地古墓的主意，认为李三古堆下必定埋有古物，主张开挖取宝。

民国文物市场当时已兴起，“古董值钱”大家都知道。如果挖出古物卖得了钱，即作为“救灾”之用。据民国学者李景聃《寿县楚墓调查报告》，盗李三古堆的领头人有分别叫朱鸿初、庞子平。参加挖掘的人共计168名，都是当地的农民。

从当年农历3月19日开始，共挖了92天。挖到阴历5月22日，开始现宝，出土青铜器物。接着，越挖越多，除了大批青铜器，还有其它零星石器，据说不下4000多件，大的青铜器每件重达数百斤。

民国十六（1927）盗挖陕西宝鸡市斗鸡台——最多时千余农民参与挖宝

斗鸡台为西周王陵所在。这次盗墓由当地军阀党玉崐组织，参与推挖掘的全是周边农民。盗掘开始时，组织者强行让斗鸡台周围几十里的乡村派遣民工，随着盗墓规模的扩大，又强迫岐山、宝鸡、凤翔、扶风等附近县、乡的农民参与盗墓。

少时约四、五百人，最多时竟达到千余人，其中不少人都是被党玉崐抓来的。这些人，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斗鸡台戴家沟东西两侧的坡地上，轮流挖掘，上上下下到处都站着挖宝的人。

农民自带挖掘工具，家稍近一点的，允许回家食宿，远道来的都是星夜启程，日暮而归。再远的，只得带足干粮，夜里或借宿在村子的庄户屋檐下，或露宿在崖根的破窑洞中，条件艰苦。

为了方便管理，党玉崐成了一个“挖宝领导小组”，这与曹操当年盗梁孝王刘武的墓，在军中委任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成立“盗墓办公室”，如出一辙。盗墓期间，斗鸡台热闹非凡，像过大年一样。

据当地老人讲，为了给民工助兴，组织者陆续请来了西安、岐山、眉县等地的戏班子，光大戏就唱了三个月。会场上卖吃食的，摆散货摊的好不热闹。

为了调动农民工的积极性，党玉崐公布了重金奖励办法：得古物一件，按实价十分之一做奖赏。这种做法也不知道是不是借鉴了西方十九世纪考古界流行的“酬金制度”，这看似奖励，实则是防止民工私埋私吞文物的有效手段。

在那个糊口都难的时代，又没有什么文物保护的意识，能活下来，或者怎么样才能活的好才是最重要的。当生存成为第一大问题，文化又能由谁来继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