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充满着传奇与幸运。少年时与父兄为得天下而奔波，青年时与兄弟为夺皇位而处心积虑，29岁在一片赞誉声中登上皇帝的宝座，从而开始了他辉煌人生的起点。当我们重新审视唐太宗的所作所为时，不得不为他的卓越所折服。作为一名封建帝王，广纳贤才、虚心纳谏和善于以史为诫大概是他成功的秘密法宝。可以说，在这些方面，他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
任何历史人物的成功都是多重因素作用之结果。历史的发展趋势，个人的卓越品质以及某些偶然性的因素都是成就事业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当然，李世民也不例外。隋末动荡不安的局势为李世民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以及关陇集团广泛的社会联系，使他们得到了各地士庶地主的拥护。但这些客观因素并不能构成李世民取得各种胜利的充分条件，更不能解释“贞观之治”的出现。
因此，必须到李世民的主观世界中寻找原因。李世民身上体现着许多可贵的品质，他胸怀大志、行事果断、积极进取，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正是他这些独特的超人品质，使李世民能够在群雄并起的时代脱颖而出，并成就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贞观一代，唐太宗始终坚持以德才兼备的标准去衡量人才，选拔贤士。他重用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马周等都是才德俱佳之辈，而那些有才无德或有德无才的人则得不到重用。
如果说纳贤与任贤是李世民成功的奥秘之一，那么虚心纳谏则是他成功的奥秘之二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一切重大事务都需由皇帝裁决，但个人的认识能力和决策能力毕竟有限，只有那些能够虚心听取臣下意见的皇帝才会少犯错误。在中国历史上，因刚愎自用、不听臣下之言而败亡的皇帝比比皆是。商纣王、周历王、隋炀帝都可归于此类。反之，因从谏如流而使国家昌盛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但唐太宗那种虚怀若谷、尽心从谏的精神在这方面是一位佼佼者，一直被历代史家传为美谈。
当然，李世民纳谏是带有一种理性主义的功利色彩的。换句话说，他纳谏就是为了稳固自己的江山。作为一名聪明的帝王，他深知如果固执己见，护短拒谏，就有做亡国之君的危险。所以，他希望能依靠臣下，集思广益，以弥补自己认识上的不足。而事实上，李世民的虚心纳谏也确实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如果不是有一群大臣在时刻提醒他，那么“贞观之治”的出现也就很成问题了。
譬如当晚年的骄傲思想使他越来越听不进忠谏之言以至于谏诤之风日益衰落时，他的政治生命也就走向下坡路纵观历史，可以说唐太宗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也正是这一点，才使贞观一朝的君臣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真诚和融洽，如太宗所言似同鱼水，相依互存。贞观之治得益于此，唐太宗的成功也得益于此！李世民不仅善于通过纳谏从别人那里获得经验，而且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所谓的“以古为镜”或“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正是他成功的奥秘之三。
李世民崛起于隋末战乱之中，他亲眼目睹了一个统一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狂风暴雨中而归于灭亡，这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基于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李世民形成了自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思想。在李世民看来，那种来自历史的感性认识和经验总结是帮助人们从愚昧走向智慧的惟一桥梁。因此，李世民特别喜欢读史、议史，并善于从中寻找治理天下的经验。理政之暇，他经常同大臣们一起研读经史，或独自一人细心领悟历史的玄妙。
确切地说，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的皇帝，能够与李世民相提并论的人并不多。“览前王之得失”是唐太宗“以古为镜”的核心内容。他想大治天下，做一个有道明君，就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历代帝王。在以汉文为师，辨两晋之得失，以秦隋为诫，考前朝之兴亡的基础上，形成了他“重人事，轻天命”的现实主义历史观和强调“克己寡欲”的君道观。
这无疑为他创造“贞观之治”的局面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人们常会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守好江山尤其难！而唐太宗李世民却凭借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卓越的个人品质做到了这“三难”，实在是令人诧目相待了。尤其是他在“守好江山尤其难”的传统理论下创造出一个繁荣昌盛的贞观盛世，功绩未免显得过于显赫。如此看来，把唐太宗成功的奥秘作为古代帝王治世的典范，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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