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经济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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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流涌动下，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开始了。

　　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钟声即将敲响，但国内的状况却仍然危机四伏：内有南方诸省尚未解放，数百万国民党残军与地方武装虎视眈眈；外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帝国主义的兵舰在附近海域伺机而动。新中国面临着重重考验，其中一个当务之急就是经济问题，这关系到数亿民众的生活问题，关系到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更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威信。暗流涌动下，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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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之前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严重畸形的社会，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国民生活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国民党统治集团逃离大陆时，带走了大量黄金和美元，破坏了许多重要厂矿和设备，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法币和金圆券发行量增加千亿倍，物价指数涨了8.5万亿倍。仅在1948年8月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的短短10个月内，金圆券发行额就增长了30.7万倍。有一个鲜明的例子是：1937年100法币的购买力为两头牛，到了1947年仅仅可以买到一个煤球，而到1948年时就连一粒大米也买不到。

　　由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不断贬值，毫无信誉可言，不光黄金、银元、外币，甚至连清王朝发行的铜元都成为市场上通行无阻的硬通货，人们竞相购买贮存。囤积重要商品，买空卖空成为最赚钱的行业，社会上滋生了一大批投机商人。他们手中握有大量投机资本，专门从事金银、棉纱、粮食等重要物资的投机倒把，贪婪地抓住一切机会操纵市场、牟取暴利，仅上海一地就有20至30万人从事商业投机活动。

　　而此时的中国尚未完全解放，战争还在华南、西南等大片国土上进行，军事费用开支很大。1949年军费支出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国家财政赤字约占全部支出的2/3。为了弥补赤字，维持开支，国家不得不增发货币。人民币的发行额以1948年为基数，到1949年11月就增加了11倍，到1950年猛增为270倍，同期物价上涨了40%，显然这种做法必然会引起新一轮的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赤字的增加以及通货的增发，给投机资本提供了可乘之机。大城市的投机资本利用人民币立足未稳之际，疯狂掀起银元、黄金和美钞的涨风，引起物价剧烈波动，导致1949年4月、6月、7月、11月及1950年2月轮番五次的物价大幅上涨。

　　1949年的中国需要物资，需要储备，需要一切能够满足国计民生的东西，但此时的中国是怎样的呢？粮食作物产量比1936年下降了22%，工业产值降低了近一半，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交通运输也都遭到严重破坏，其中陆运运力下降约20%，水运运力下降约70%，空运运力几近为零。而且，工业方面基本不能制造任何重要的机器设备，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物资严重匮乏，供给严重不足。解放前夕，国民经济已到崩溃边缘。

　　即便面临如此困难，中国共产党人也绝不气馁，他们深知没有经济稳定就没有政治稳定，没有通货稳定就没有经济稳定，如果通货膨胀问题不能被很好地解决，党就无法在经济上站稳脚跟，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根本胜利也无法保证。因此，能否治理好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形势，恢复生产建设，安定社会生活，就成为党在军事斗争之外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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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破不立

　　1949年4月21日，北平刚解放不久，中央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时北方农业正值青黄不接之际，人民政府急需的大量军粮只得靠发行货币筹集。投机商人利用大众对纸币不信任的心理，用银元大肆抢购粮食，引起粮价急剧上涨。很快粮价涨势就从冀中灾区蔓延至京津及冀南地区，短短一个月物价就上涨了1.8倍。

　　为应对此波涨风，人民政府立即下令禁止银元、黄金和美钞的买卖与流通，同时抢修因战争而断绝的交通，从东北和济南调来大量粮食救市。物资一到，立马在国营贸易公司下建立各专业公司，在北京和天津设立40个供货店对粮、布等重要物资敞开供货。另一方面开办“折实储蓄”，把货币折成折实单位进行存取，既保证存款者不因物价波动遭受损失，也能吸收游资、紧缩通货。这些措施有力打击了投机资本，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到5月中旬，涨风在华北陆续平息。这次战役被称为首场“银元之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9年6月，投机分子再度以金银、外币为对象，在上海挑起第二次“银元之战”。上海解放后，军管会立即颁布《华东金银和外币管理办法》，宣布人民币为国家法定货币，任何人不得拒用；严禁以金银计价和流通买卖，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以此遏制银元投机。但是投机者们仍然狂妄地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在他们的操纵和哄抬下，市场金银价格和物价不断上涨。从5月27日解放到6月9日的短短13天中，黄金价格上涨了2.1倍，银元价格上涨了2倍，市场物价指数上升了2.7倍。很多资本家嘲笑共产党不懂经济，声称“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

　　人民政府也曾尝试于6月5日向市场抛售10万枚银元，但立即就被投机资本吞没。随后，上海市市长陈毅公开发表讲话，给予投机者最后的警告。然而，投机商人把人民政府的劝告视为软弱的表现，置之不理。6月8日，人民政府在对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后，按照陈云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断然决定采取措施，严惩投机分子。6月10日，在事先进行周密调查和准备的基础上，查封了位于上海汉口路的金银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依法逮捕和惩办了238名首要投机犯罪分子，当天上海银元的价格立马就跌了四成。在打击金银投机分子非法活动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加强了对私营金融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加强人民币的宣传和对城乡市场的占领。以上举措基本上制止了猖獗一时的金银投机活动，成功把金银挤出市场，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初步稳定了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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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统一

　　6月的“银元之战”后，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但投机资本很快转移了投机战场，从金融领域到商品流通领域。这次他们瞄准的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米棉。7月，上海打响了首次“米棉之战”。在经济战中，足够的物资就是最强大的武器，谁掌握的物资多，谁就能握住主动权，特别是粮、棉这类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解放初期的上海工商业普遍面临资金紧张，原料缺乏，销路不畅的困境，停工歇业一度高达20%，根本无力供应市场，眼看又一轮通胀要到来，新生的上海政府再度面临着危机。

　　7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组建完成，陈云任主任，开始处理全国性的财经工作，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改变过去各自为政、分散管理的情况，集中收支统一管理，大大增强了政府应对通货膨胀的能力。

　　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了上海财经会议，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措施。首先是疏通运力，加紧调运华东各省和中原、华北、东北的粮棉煤盐等物资进沪，之后通过国营贸易公司抛售物资，调节供需，回笼资金。所谓通胀，实际上就是流通中货币量供大于求而导致物价总水平的上涨，那么就需要通过紧缩银根的办法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治理通胀。比如发行胜利折实公债、严格贷款与投资等。

　　陈云

　　但实行这些措施不是没有代价的，抛向市场的物资增多，留给自己的物资必然就会减少。更何况建国前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的高歌猛进，军政公教人员不断扩张，1949年8月其人数还是600余万，到1950年1月就高达942万，军费和行政费用的支出非常大。所以，为了实现财政节流，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厉行节约，增加生产，减少支出，即便自己吃苦，也要保障民生。不仅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厉行节约，实行粮食配售政策，而且还要求后方的部队、机关和学校人员也要尽其可能地进行生产，想办法自给一部分粮食和蔬菜。通过各种努力措施，人民政府成功地缩小了物资与通货之间的差额，减少了市场上的现金流，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

　　1950年1月30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包括《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等，全国税收制度自此统一。此后，除批准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均归中央统一调度使用，国家治理通胀的力量大大增强。

　　1950年3月后，投机资本接连5次掀起的物价涨风基本被控制住，全国市场基本实现稳定。随后，中财委为能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从根本上避免物价继续上涨，又开展了一系列统一财经的重要工作。通过两阶段对物价的标本兼治，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不仅改善了新中国的经济环境，也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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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1949年，随着国共军事局势的明朗化和新政治基础的日趋稳定，中国共产党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历史已经证明，共产党人不仅会打仗，也有能力、有魄力解决好经济问题，处理好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这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所不能实现的。

　　今年是祖国70岁华诞，回顾70年风雨征程，共产党人将继续不忘初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事》，中国人民银行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1921-1949》，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中国人民银行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通货膨胀问题及其治理》，刘峰搏、韩丹丹，《商业研究》，2013年第6期；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及启示》，董志凯，《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试论建国初期的通货膨胀及其成功治理》，贺水金，《史林》，2008年第4期；

　　《建国初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和经验》，龚建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新中国成立前后稳定物价的斗争》，薛暮桥、吴凯泰，《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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