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长沙故事——一位西方医生的奇幻之旅

一位西方医生的奇幻之旅

文|潇潇 编辑|马桶

非常喜欢故事长沙，在这里可以看到几十年长沙的变迁。

即使做为一个老长沙人，晓得“呷粉”与“嗦粉”的区别；即使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公民，读过上下五千年和世界历史；即使走过中国很多城市，到过世界很多地方……也常常会灯下黑，并不了解自己所处的这一片脚下的土地，这一块熟悉的陌生之地。

看故事长沙，常常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脚下的这一片“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走在自己自小就熟悉的街上，就会想起故事长沙里讲的，这里以前是一座峰，那里是一个天鹅潭，这里曾经有一条河。这些车水马龙的地方，百年前的景象是山萦水绕，龙飞凤舞，大泽龙蛇……

咱们脚下这一片熟悉的陌生之地，是一片神奇的山水洲城。

当我在一本书美国人写的书里看到它被称作是“the city of lang sands ”的时候，开始以为是外国人生搬硬套的直译。后来在看到地质学上的解释，长沙就是湘江河谷地的大沙洲，故古籍中多有称长沙为“沙乡”或沙土之地，古称：“沙土之地，云阳之墟。”恍然认识到这个英文的名字，实实在在是点出了脚下这片土地的本质。

本月独家冠名↓

（一）

这本书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道一风同》，是胡适先生的题字，英文名叫《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可以翻成《中西医》，是湘雅医院创始人爱德华胡美医生（Edward H.Hume）的自传。

胡美医生做为耶鲁基金会所选定的代表，从印度出发，穿过印度洋和太平洋，从上海进入长江，又沿江而上，过洞庭，由小西门码头登陆，走进长沙城。从1906年到1927年，在长沙生活了20年；他从一间位于西牌楼街边的西医小诊所开始，到在北门郊外建立湘雅医院，完成了他最初来中国的使命。本书成于1946年。

不要被书名所迷惑，这并不是一本医书。

虽然是被一位专业的医生所写，但可以完整地看到百年前长沙真实的模样，他对我们熟悉的这个城市的观察，是一种全然陌生的角度，笔触却细致入微。当你跟着他的文字阅读的时候，就像自己步行在当时的长沙城：

“美国人绝对想象不到这样的城墙，它周围长十英里（约16公里），高40英尺（约12米），宽度足够三部汽车并列行驶，它围绕着或者说保护着全城30万人口，城墙周围有8个地方开有城门以便人们往来……”

当时的长沙城墙还在，古老的老八门（不是老九门），不是以地名存在，而是实实在在的城门，书中提到的就有小西门（他进入长沙城的城门）、大西门、潮宗门、黄道门（南门）、小吴门（东门）等。

他在天心阁看到的风景：

“城墙环抱的整个城市展现在我的面前，城外的湘江像一条浅黄色丝带，弯弯曲曲的向西北流去，消失在树木覆盖的群山间。江对面耸立着披上深粉红色外套的岳麓山，这时杜鹃花正在灿烂开放。”

他笔下的市区：

“西牌楼大街是条繁忙拥挤的大道，不超过1/4英里长（约400米），20英尺（约6米）宽，花岗岩的石板人行道像个舞台，从早到晚都有迷人的全景画上演。

西牌楼大街

挑水者用竹竿挑水，两头各挂着滴水的水桶，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仅仅几百步远的河边挑水，有时他们经过小西门，有时经过大西门，仅仅通过观察他们留下的足迹，就可判断河有多远：足迹越湿，距河越近。我们还能通过桶中的水来区分季节：冬天，水流缓慢，他们挑的水清澈，看起来很干净；夏天，河水常常在一天内升高6—10英尺，桶里的水是混浊、多泥的褐色，就像河流正中愤怒的洪水。

还有其他的搬运工，挑着装满米及各种豆子、甘薯、甘蓝、卷心菜、苋菜和其他湖南特有的富有维生素的绿色蔬菜的重担。那是我们随处可见的色彩，围绕着长沙城郊外的菜园里，到处是鲜艳的绿色，红色和黄色……还有如此大量的辣椒！湖南人以嗜辣而闻名。每个碗里都加有鲜红的辣椒，每道调料里都有鲜红或浅绿的辣椒。

每一扇门都像一幅画框，框内可以看到生动的景象，某扇门内可能是一家瓷器铺，在整个冬天，漂亮的瓷碗装上水仙，花球根慢慢向上发芽，雅致花朵下面的花茎保持健壮，更有节日气氛，中国人称他们为‘水仙’。

有时当店门打开时，过路的人能品鉴内院，夏季可以看见假山池内金鱼翅闪闪发光，冬季刺骨的寒风中，人们感觉到冬梅散发出的芬芳，在中国人们常说‘墙角数枝梅，凌风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我们四周的一些街道的名称是令人难忘的，与我们街相对称的有一条东牌楼街，但是我们记得最牢的是那些带有芬芳气味的日常生活气息的街名：荷花池、宝南街、寿星街、福星街德雅冲、日新巷。”

他继续写到：

“而另一条挑水的路线是从南门外的白沙井，挑来透明似水晶的水，这是到目前为止，30万人可得到的最好的饮用水。春夏秋冬不停的流逝，就像不可征服的长沙一样。来自90公里外的商业城市常德的人们，都曾有着优美的赞语，称之为‘长沙沙水水无沙’。”

（二）

Edward H.Hume爱德华·胡美(1876-1957)，美国人，生于印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博士，1905年他被耶鲁会（Yale _China Association）派往中国，目的是去创办一所大学医学院。

爱德华·胡美 图片来源：湘雅官网

而为什么选择当时风气闭塞保守的湖南，是因为耶鲁会前期派出的调查人，在骑着毛驴了解了中国内陆很多省份之后，最终确认湖南才是个有特殊前景的地方。

因为它在中国腹地，比之于沿海和政治中心的北京有更强的辐射力；因为“那里当时有两千一百万人口。湖南人有很强的阳刚活力、天赋领导才能、高度独立能力，非常吸引人为其工作”。耶鲁人坚信湖南必将成为中国大陆一个非同凡响的省份（真有眼光，想想湘雅比协和还早六年）。

为此工作做准备，Edward H.Hume博士定居长沙之前，在庐山专门跟着一位长沙人杨先生学了一年长沙话，在《百家姓》中选了一个跟湖南的“湖”同音的中文姓“胡”。他能用长沙话跟人打招呼：“你好，敝姓胡，先生贵姓？您府上住哪里？”

可是当时咱们老祖宗们不买账。

当胡美医生在坐船经洞庭湖，过君山，进入湖南时，看到陆上进入湖南的国道拱门，被用石头、砖块和石灰封堵死了。

船上的一位英文娴熟的湖南绅士告诉他，湖南士绅痛恨当时清政府对西洋列强的妥协，把赔款强行分摊到自己省份，而且开放内河长江、湘江让英美军舰长驱直入。这位绅士说中，国人早就把贸易做到了全世界，但是从来没将自己的要求强加于别国，而现在列强强行要求中国接受各种不平等条约，却不允许中国人提出异议。所以入省的国道被堵死，“湖南士绅堵死这个门，表示他们不要外国人进入本省”，衡阳、湘西等地都发生过杀死传教士的民众事件。

在长沙，关于当时我们的曾曾祖父们、祖母们怎么看待一个西方外国人，胡美写道：

“一会儿我们来到小西门，我们面前是一个厚实的城墙的门……有些做母亲的看到我们过来，连忙把小孩子拉到身后去避开‘鬼眼’，有些人在我们经过时捂着鼻子。保姆有次告诉我们说，西方人的体味很特别，中国人不用看见，就能知道我们来了。后来我的美国同事告诉我，有些小孩子会跟在轿子后面喊叫‘洋鬼子’，很幸运，那天下午我们不知道过路的人说了些什么。”

最大的问题，来自人们对西医的误解以致仇视，认为西医动手术是“挖眼割肚。”

当时的湖南，是以暴力手段对付传教士的言论中心，说洋教士拿中国人“剜眼、割肾、取胎、切奶，无恶不作”；当时的人们对传教士和外国人也非常不友好，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风起云涌，湖南的衡阳和湘西，也发生了传教士被杀、教堂被毁的案例。

所以雅礼医院在西牌楼低调开业。胡美医生1906年返回长沙后，在西牌楼物色了到了合适的房子，那是一栋旧旅馆，后面还曾经做过养猪场。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粉刷装修、消毒之后，在门前像其他商铺一样，挂了一块黑漆大招牌，上面有四个金漆大字“雅礼医院”。这“雅礼”正是耶鲁的音译。

图片来自网络

“1906年11月中旬，我们终于筹备就绪，为了避免行人过分注意，我们在这座作为医院的建筑物前面，立了一道八英尺高的栏杆，还挂了一块7英尺长、三英尺半宽的黑漆大招牌，上面有四个金漆字‘雅礼医院’，在街对面挂着同样的招牌，上面写着‘雅礼学堂’，也就是未来雅礼大学的前身。”

拍摄自《道一风同》英文版，Yale 即是耶鲁

雅礼医院的挂号费是50文，而名中医看病，则要几元银元到几十元不等。

“40文啰，你们今天开张，应该减收挂号费。”好不容易等来的第一个病人这样跟他们还价。

“接着来了第二个、第三个，后来来了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小孩，她想医生给她看病，附带也给她的孩子看病，希望只出一份挂号费看两个人的病。”

想想百年后的湘雅，挂一个专家号有多难！

当时诊所的每一样东西，都不被咱们的乡亲习惯。

比如说要排队。一位来自浏阳的道台直接把轿子抬进了诊所，完全不懂为什么要排队。还是这位道台，不允许医生把温度计放进他口里给他探温度，最后因为医生只是把了他的左手脉，（中医要看两只手），踢倒带他来的随从——认为奴才骗他，把他带到一个完全不会看病的医生这里——他拂袖而去。

一位患白内障的娭毑，已经躺倒诊所的病床上了，突然发现医生穿的是白色衣服，那个是丧服的颜色，马上吓得跳下来，不做检查了，因为她还冇死咧。

当时的长沙人是这样看病的：有钱人会把医生用轿子抬到屋里看病，那些轿子，有厚厚的布帘子，不换洗不透气，让胡美医生觉得，很可能就是传染疾病的原因之一。而富贵人家的女病人，不能随便见男医生，会把一只象牙裸体雕像从蚊帐后面递给他，上面标识出她身体不舒服的地方（精美的雕像让胡美医生想收藏）。

而一般老百姓病了，会到西牌楼东边的药王街请菩萨，抬着游行；会到庙里请愿，街上占卦；再不行，还会杀一只公鸡，滴血避邪；有钱人会把道士和尚请到家里念经，女人生细伢子基本上是九死一生，家里柜子门、箱子盖、盒子盖都要打开，为了让生产顺利；街上有很多草药铺，卖虎胃、水獭肝、犀牛角……

天心阁上，还有一门西洋大炮，大炮口缺了一个角，但是炮身上裹着红布，周围插满香烛，它被叫做“红毛将军”。城里哪家细伢子病了，妈妈就到这里拜一拜。这门大炮，产自荷兰（荷兰被称为红毛夷），在太平天国攻城的时候，轰倒了天王之一萧朝贵，它为保护长沙城付出了自己的一部分，所以获得了神灵的待遇。

胡美医生说，这是长沙的儿科医生之一，也是他的竞争对手。他担心他不知道要付出什么，才能赢得长沙市民的认可。

没有人轻易相信西医，更不敢被他手术。报纸上做了广告也不管用，因为“在1907年，报纸没有多少人看”，所以胡医生经常要到街上拉客：“早晨好，朋友，尊姓大名，你愿意你上唇的裂口（兔唇）弥合起来吗？如果你到我们医院住几天院，我们能给你医好。”

第一个到他诊所做外科手术的是一个姓黄的盗贼。他腿受了枪伤，又被追捕，不敢去别的医院。胡美医生在一块门板上给他取出了土枪子弹，用了麻醉剂。换了两次药之后，几乎没有疼痛地治好了他的枪伤。然后这位被官府通缉的大盗消失无踪。

在三年后的“抢米风潮”中，长沙几乎所有的教堂都被烧、被砸，政府的海关和巡抚衙门也一样，但雅礼诊所和学堂会完好无损，这就跟那位“大盗”有很大的关系。

取出来的土枪子弹，被他的看门人兼助手陶师傅放在门口街上展示，作为诊所医术的见证。

胡美博士与他的同事在雅礼医院进行第一例外科手术 图源：湘雅官网

楚地自古“人神杂糅”，崇拜祖先和神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随便触动毁伤。“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身体是看不见的灵魂的住所，在身体上开刀，就像毁坏了祖宗传下来的形象，就像在灵魂的住所造成永久的损伤。”

在诊所开业的前两年，他的长沙朋友告诉他，只开办简单的外科手术，而且做手术的时候一定要在众目睽睽的诊所里做，让大家都看到手术的过程。要等一两年，等人们足够了解他，别太快。尤其不能让患者死在医院里。因为肉体是灵魂重要的负载，要让人安息在家里，这样灵魂才能找到回家的路，如果死在外面或者医院，是非常忌讳的。

刚开始他的助手陶师傅——一位以前的白沙井挑水工——跟他解释不能让病人死在医院的时候，胡美医生还有些气恼，一个大字不识的长沙贫民凭什么指点他的工作，而且做为医生眼睁睁看着患者死去是非常自责的。

但是他的长沙朋友跟他说，陶师傅的话是对的。

如果死在西医雅礼诊所，愤怒的市民一定会砸烂诊所，打伤（死）医生，这样胡美医生的生命和事业会结束，耶鲁会的计划会终止，“不要多久，全省各个偏僻的地方都会知道，你就可能会使在这个保守省份里开展西方医学的事业，推迟若干年”。

胡美医生小心翼翼，两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死在医院里。两年里他经历了很多次险情。

他写他送一位濒危的伤寒病少女从诊所回家，安安静静的描述，读来却几乎让人屏住呼吸：

“一个奇怪的洋医生，走在一副盖得严严的担架在旁边，后面跟着的是女孩妈妈的轿子，这在当时的长沙城是非常怪异的景象。”

他们从西牌楼到南门大街（我们想象一下就是从五一路往南门口走），穿过的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人们都惊讶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目不转睛的看着我们，感到害怕，惊疑不定的摇头，做母亲的连忙把小孩子拉到身后去”；路上还两次停下来，在稍微宽阔一点的广场路口（当时最宽的路也只有6米左右），给病人注射他备好的强心针，用来维持心跳，担架上还放着保持体温的热水瓶。

进大宅门口之前，担架被放下了，女孩的老保姆过来，确认患者还有温度、还活着，才准许进门。进门之后是七弯八拐的庭院深深，好不容易进入内屋，把病人放到床上，胡美医生注射了第三次强心针才离去，再一次七弯八拐走出大门，大门在他和担架工身后关闭的时候，传来了后院的震天哭声，他写道：

“她们发现了！”

（三）

在长沙几年后，胡美的医术慢慢被人所了解，城中的高官巨富都开始找他看病，他和他的诊所慢慢的融入了湘人的生活。

西医以现代科学为基础，重视实验，依靠检测，能观察红细胞、疟原虫、大肠杆菌，在杀菌消炎、无痛手术、科学助产上，比起以经验传承的中医，有巨大的优势；同时他们阻止瘟疫，接种牛痘，中国现代城市卫生防疫事业由他们开启。

他也观察到在长沙的士绅里头有很多读了圣贤书，而这些圣贤书，让他们对疾病和身体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那是“敏锐的，有思想的中国人对正确医疗的理解的证据”。

他讲到常太太（他的一个病人），可以用铅笔勾勒出一个草图，解释她自己的疾病的根源。他一直保留了她用铅笔勾勒的草图，将之视作珍宝。这是一张简明描述原始解剖学的铅笔草图，她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病有四个根源，一个是肾，一个是腹股沟，一个是下椎骨，一个是肠。

而且他还看到当时的长沙士绅，阅读很多有关营养食物和营养的书，而且这些食物和营养的书，居然和现在西医的营养学也不谋而合。

他特别的谈到了张仲景，这个他来中国之前不曾了解的中国“医圣”。

医圣张仲景，又名“张长沙”

公元196年，张仲景做为长沙太守，在长沙写下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书中描述的伤寒症状，现代的医疗专家奥斯勒都没有这样准确描述。“我按照奥斯勒教给我的办法给病人做冷水浴，我以为这是最现代的方法了”，他看到这个治疗方法，在《伤寒杂病论》里有更详尽的描述。而《伤寒杂病论》共有14卷，297个治疗纲要和100多个药方。

胡美医生发现，每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部书。他的病人家属陶太太家里就有几种版本，他说：“在长沙得到这样一本书，真是意外的收获。”

“我感觉到，我好像听到了两位顾问的声音，这两位名医（张仲景与奥斯勒）生活的时代相距1700年，而且是在两个不同的半球，但是他们都有超绝群伦的学识，最有趣的是发现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两人都强调诊断特别重要，两人都有与众不同的见识，纵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大陆和不同的时代，可是这两位先驱人物是多么的接近啊！”

当时的长沙人，在外科上最早认可了西医，但还是觉得，内科必须要相信中医。有钱人家同时请他和中医一起来看病，现场PK。胡美注意到，只用望、闻、问、切的有经验的中医，和使用温度计、听诊器和显微镜检测的西医，能同样得出准确的诊断。

中药的作用也慢慢被他关注。在厦门，他的西医前辈，治疗一个患恶性贫血的西方妇女没有成功，后来得到一位老派的著名中医的治疗，中医叫这位西方妇女服用大量的乌鸦肝，她的病获得了惊人的进步。胡美先生的这位同行前辈所处的年代，西方科学还没有发现肝是治疗恶性贫血病的特效药物。还比如说，中医用海藻精治疗某种甲状腺肿，某种富有脂肪的鱼的肝脏用来治疗肺结核病。

对于中药，胡美医生的结论是：“中医的很多治疗方法，其实是中国人好几百年以来就已经使用这种药物的另一种形式治病了，经验的药物和实验的药物正在越来越接近。”

后来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确实来自她对古代中药典籍的研读分析。

最为神奇的PK案例也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给长沙城中一位濒危孕妇的诊断是终止妊娠，病人丈夫恭恭敬敬的给了他五块大洋（约1.5美金）的出诊费，转头又去了荷花池，城里东北角，请了那位据说是张仲景传人的张名医，他的出诊费是五十两银子（约25美元），一副药要十两银子！

半年后，当他在南门街上不期而遇那位丈夫的时候，开始几乎是很歉意的，因为他准备慰问这位失去头生子的男子，结果这位男子高兴的告诉他，他得到了一个大胖小子，是“弄璋之喜”，张名医一副药就开始起效，三副药就让孕妇转危为安！

他把城里名中医请到雅礼学堂讲课，回到美国也撰写了很多有关中医的论文，推广中医。西医是建立在科学实验上的医学，而中医是建立在长期深厚累积的经验之上的。

他惊讶，“有素养的中医怎么竟能积累起对人性那么深透的理解，又是什么东西，使得他那么迅速的认识疾病外表特征后的社会宗教和经济的因素。”

浸淫西医又深入了解中医的胡美医生认为：“真正无所畏惧的人们一定会相逢，因为他们的精神相近，他们的勇气和顽强相似，李时珍与斯密德贝尔的论述本质上是相同的，同样虽然希波克拉底和扁鹊生活在两个半球上，但也有类似的精神，奥斯勒和张仲景这两位内科圣手都给他们的学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道一风同》，简单理解就是大道至简归一，“殊途同归”，英文名《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他想说明科学的西医和优秀的中医，有着殊途同归的精神气质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

中英文封面

中西医背后是东西方两种文化。

上个世纪初，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摇摇欲坠，新的文明还没有建立，贫富悬殊，军阀混战，外强入侵。“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五千年文明孕育的灿烂文化同样是分崩离析，原有的士绅阶层，曾经是原有文化的掌握者和维护者，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朝不保夕；从1906年到1926年间，湖南省的长官更换了很多人。

在胡美的笔下，有认为“皇权统治已经过时，民主宪政必将取代之”的谭延闿，谭直接促成了湘雅医院、医学院的城立；有上午还在和大家一起开会，下午就枪毙了自己的财政厅长汤都督，还有妻妾成群的张督军。胡美医生的描述，几乎可以当做当时的湖南官场的侧记来看。

官员士绅之外，是广大市民和贫穷百姓，他们多数近乎文盲，笃信鬼神。厚厚的城墙之外，就是坟地和神灵的世界。长沙是三千年来唯一没有变过城市地址的古城，湘雅医学院的操场就建在坟地之上，“这些坟地一层叠一层，最早的是三千年前周朝”。

胡美医生提到：“中国南方城镇的人们，并不是像西方想象中的那样愚昧、蛮横、低智力和没有丰富学识及感情。他们虽然主要以崇拜祖先和神灵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生活，但一点也不缺理性、智慧和高尚的道德。”

第一个死在医院的病人，给胡美医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时候已经离诊所成立过去了两年，诊所在城里建立了一定的声誉，但因为以前湖南省从来没有一个中国病人死在洋医生的治疗下，如果孩子家属不讲理闹起来，医院必然会受到排外势力的乘势攻击，连带雅礼学堂的教职员也会遭受不幸。

这个孩子病情十分严重，动手术三小时后就死了。为了安全起见，医院请求巡抚大人派了士兵到医院前面站岗。

但事情出乎意料。这家人是贫穷农民，孩子的父亲来到医院，仔细看了医院为孩子入殓的棺材，问了这具棺材的花费。胡美医生到客厅接见他时，虽然他满面愁容，但见到医生，恭敬地跪下去磕了三个头。胡美扶他起来，请他一起入座，他仍然站着，非常镇静地说：“先生！我是来感谢你的。”

“你替我死去的孩子买了一具我们乡下穷人怎么也买不起的棺材，孩子的死是天意，但是先生你是够朋友的。我今天才知道我们的大圣人孔夫子，说的是多么地真实，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我要回村去告诉大家，你真正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你和你的医院。”

一百年前长沙的农民有这般的胸襟和见识，这完全出乎胡美医生的意料，也令他对于长沙人民充满尊重。

他在那个黄姓土匪的身上感知到了“盗亦有道”。当时针对官府和洋人的“抢米风潮”让长沙城里烽烟四起，巡抚衙门被砸烂烧毁，长沙城各个教堂、天主堂被毁，位于闹市的雅礼诊所和学堂都完好无损，那是一个属于中国的报恩故事。

土匪也有道德准则。他的传教士朋友，在湘西也被一位土匪安全护送。

胡美引用庄子的话说：“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道者，天下未之有也。”

这座城市，蒙昧与文明、野蛮彪悍与血性道义共存的城市，几乎是当时中国江湖社会众生相的缩影。

胡美医生如同在喧嚣和噪杂中，用听诊器仔细去分辨病人心脏的声音一样，全身心地感受着这所城市的脉搏跳动。他这样充满感情地写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男人、女人，挑重担的人、抬轿子的人、挑水的人，全部都为我所熟悉，不再是远方的陌生人，他们成了我的邻居，我的朋友。我们生活在一起，不像本地人和洋人，而像同乡人，共同享受着这个伟大都市的生活。”

“长沙城的核心局限在有保护的城墙内，那么城外就是灵魂的世界。尤其是晚上，我们好像临近人类和灵魂世界相会之处，死的另一层含义是阴间鬼神，在那里有着世俗一样的存在，有着在阳间一样的需要，在中国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好像意识到灵魂的靠近，每个人都知道看不见的存在……”

“在中国，死亡的来临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都是注定的、循环的一部分，白天之后是黑夜，新月接的是满月，夏天之后是冬天。许多年来人们一直遵循的规律、存在的美丽和高贵，以及黑暗和光明的轮回变化。”

有这样对灵魂这样的看法，胡美发现，中国人并不怕死。在“抢米风潮”之后，清政府满城镇压，他给当时的死刑犯号脉，两男一女，发现他们的脉搏只有70多，而医生自己的心跳达到了120多！

（四）

1915年湘雅医学院奠基。

10月18号下午，刻着医院中文名字和日期的华丽的大理石医院奠基石被铺设好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廉姆韦尔奇教授，被胡美医生请来的奠基人说：“是科学和人性，通过宗教精神，越过海洋，彼此相会的伟大时刻之一。”

1917年建成的湘雅医院大楼

就像很多魔幻故事一样，胡美医生的长沙故事，总是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变化转折——奠基仪式之后，几天没有开工的动静，胡医生去问承包工程的黄工匠，工匠告诉他，他们要等到占卜者马天师算一卦，选一个吉利的日子，他们将在一两天内开工。

“过一两天，我们听到工人宿舍举行宗教仪式的声音，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才认识到，（医院工程）另外还有一位额外的合伙人：鲁班，就是木匠的守护神。中国开始新的建筑工程，必须举办拜祭仪式，为了保证工程顺利，让鲁班保佑他们，他们在工棚外焚烧纸钱，点燃熏香和鞭炮。”

伟大的时刻真正开始了：在胡美医生耕耘了十年之后，在美国韦尔奇博士奠基之后，在马天师算卦之后，在鲁班保佑之后。

“几百个工人出现在那里开始挖掘，西方建筑者可能认为发动机和推土机是基本的，但是在中国人力非常充裕，无论是基础工作还是公路建设，每个工人都有他需要的工具：一个鹤嘴锄或锄头，一对运出挖掘泥土的小筐子。”

同时，为了工程顺利，工地上还插上了树枝和镜子，祈求土地保佑和辟邪！

就是这样勤劳又蒙昧的工人，用接近原始的工具鹤嘴锄和锄头、箩筐和扁担，建起了在中国腹地第一幢标准西洋式样现代医学的大楼，矗立至今完好无缺，或许真的有土地和神灵的保佑！

建成后的湘雅医学院，依旧是个特殊的舞台。庇护了要逃亡的谭延闿，给北伐的蒋介石拔牙，同时讨论了湘雅国有化的前景——

1926年，蒋介石率北伐军进驻长沙，此时，他正遭受牙疼的折磨。湘雅医院的医生立即前往。“一位看上去很精神的青年人，穿着衬衫，领口开着，来到桌前。医生问道：‘先生，贵姓？’‘蒋’，他直率地回答。旁观者都笑话医生没有认出将军。”

接下来是意味深长的一幕，医生直接为蒋介石检查了牙齿，而省略了面对中国病人必须做的把脉。医生很快为蒋拔了牙，而蒋也表示感谢。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西医的一个标志性胜利，外科手术，消炎，这一切都很自然地完成，再也不需要把脉这些模仿中医的伪装。

美国医生请求蒋介石成为湘雅医院的资助人。蒋介石说：“感谢你们西方人为帮助中国人所做的一切，但是我们不能再支持帝国主义了。”正好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他希望教育部选择一组医学院，进行国有化。

他问道：“如果被选中，董事会的成员会同意改名国立湘雅医院吗？”

“那就是方向”，美国医生回答。

蒋介石很精明地区分了西医中科学的成分和意识形态的成分，对西医进行了一种新的政治化：西医不再是西方的、洋人的、充满阴谋的，而是中国的、现代的、日常的。

几年后，湘雅医院正式成为国立医疗结构，而胡美的使命也宣告完成。

而早在成立之初的1919年，有一位叫毛润之的年轻人，租用了湘雅的房产，开了一家书店。

毛润之与湘雅的学生领袖李振翩成了好朋友，他们共同组织了赴北京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的代表团，他们请愿的目的是将当时的督军张敬尧驱逐出湖南。

李振翩后来也是湘雅培养出来最有成就的医生之一，他去了美国深造，成为一名病毒学专家。而他更为世人所知的业绩，则是因为他与毛润之先生的旧交，牵线搭桥，对中美恢复正式邦交所作出的贡献。

（五）

长沙真是一个神奇的城市。

现在的中国人，应该都读过入选了语文课本的《沁园春长沙》，都能像当年的那个农夫背诵“四海之内皆兄弟”一样，背诵“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现在四季游人如织，是游人必到的红色旅游景点。

长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经历三千年历史城址不变的城市。

著名学者李零教授曾经专门论述过长沙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长沙，古代处于楚越和吴楚之间，是楚国南境的古老城市……中国的文化中心有一个渐渐南移的过程，而中国的地理大势又可以以黄河流向（今陇海线）为横轴，以大同—太原—长治—沁阳—洛阳—南阳—襄阳—荆州为纵轴划出一个“大十字”。毛泽东的著名诗句“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正是指此而言。

近代开埠以降，文化重心其实就是沿着这个“大十字”向东南方向转移，长江航道和京广线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长沙处于它们的交叉点上，占据着这个“大十字”的中心位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相比在古代来说，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是说，从近代开始，长沙的位置处于中国南北和东西交叉点“大十字”的中心位置，而上个世纪初耶鲁会的选择，让这个城市也成为了东西半球文化的一个交汇点。

这个交汇的时间之一，就是本书开始的1906年。

在胡美医生娓娓道来又引人入胜的笔触中，我们作为中国人和他笔下的长沙人，看到了一个我们所不了解、被历史尘埃所淹没的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的风土人情；那是一个被长久掩埋，但是又根植于我们心中的长沙故事，那是属于我们的传说和神话。

内页图：1920年长沙地图

1906年的长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清朝皇帝、太后还在，孙中山刚创立同盟会，蒋介石19岁，毛泽东才13岁，旧的时代摇摇欲坠，新的时代，在地平线上，几乎还不能算有一点点影子。

但是一切关于未来中国的、以致未来世界格局变化的萌芽，好像已经在这个城市地下涌动。是的，不是在沿海的城市，也不是在经济格局的中心——北京，而是在这个城市，涌动。

四年以后，1910年发生的“抢米风潮”，虽然被官府镇压，但是这个风潮，再一次体现了清政府这一腐朽王朝的摇摇欲坠。一年之后1911年的武昌起义，在起义者都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底下，摧枯拉朽地推倒了清王朝。“抢米风潮”就如同这个黑暗帝国所有矛盾的一次集中的爆发，是推倒它的第一块多米诺连锁骨牌。

晨昏交界，黑与白，东方与西方，蒙昧与文明，在那个年代，在这个城市所发生的一切，就如同蝴蝶的翅膀，对未来的中国格局乃至世界格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蝴蝶的翅膀，即将在这个中国的腹地的中心城市，轻轻扇动，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

可那时才1906年，一切都刚刚开始。想象一下，百年街头的长沙城，北正街、南门口、荷花池，石板道路，路上行人摩肩接踵，长袍短套，操着古朴的长沙话，路边木门的铺面鳞次栉比，绸缎庄，铁匠铺，米铺……而道观、寺庙和城隍香烟缭绕，此时，一金发碧眼的外国绅士，穿过人群走过来，伸出手，用长沙话说：“你好，我姓胡，你郎家贵姓啊？”

潇潇

作者介绍：

潇潇，长沙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发表、出版作品多篇（本），现居广州。

灵魂永不孤独，故事永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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