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出土一文物，揭开了土木堡之变中的猫腻，清朝篡改历史太狠了

土木堡之变是影响明朝历史的三大战役之一，清人抄写的《明实录》和清人撰写的《明史纪事本末》中说明军在土木堡之变中死亡五十多万人，而且其主要原因都是因为王振和明英宗瞎指挥导致的。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小编就在想，朱祁钰如此昏庸，那么为什么还要称呼他为明英宗？要知道出类拔萃曰英、明识大略曰英，如果朱祁钰真的是昏庸无能，那么这个英就不应该用在他身上啊。直到考古出土一文物，这才揭开了土木堡之变中的猫腻，而且石锤清朝抹黑明朝。

1978年，南西伯利亚出土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建筑遗址，考古专家在遗址中发现了一件明制腰牌，现保存于米努辛斯克市博物展览馆。明朝的腰牌怎么会出现在俄罗斯？这一点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古代这块地盘是瓦剌的疆土。而根据专家的研究，这块腰牌应该就是土木堡之变时流入瓦剌，基于这块腰牌和明人的史料，我们会发现明人记载的土木堡之变与清人记载的土木堡之变完全是两码事。今天我们就结合双方的史料一起来看看土木堡之变，看看当时的情况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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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兵的原因

首先双方对于记载明朝出兵的理由都是差不多的，那就是瓦剌给明朝送了一批贡马，但是王振觉得这批马质量不好，所以给的钱少了，因此有了矛盾。这个其实不用过多解释，瓦剌如果不想发动战争，那么你不给钱也不会打起来，瓦剌要想发动战争，你给多少都说不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后瓦剌开始侵扰边境，而明朝也开始组织部队反击。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次反击竟然是明英宗御驾亲征，对于明英宗北伐的原因大致有两个。

其一是受制于地缘政治北方的游牧民族始终是明朝的心腹大患，终明一世边防甚重。瓦剌说是献贡马，其实就是变相的勒索。明朝一次次满足瓦剌，但是瓦剌的胃口越来越大，最终明朝受不了了，决定与瓦剌开战。

其二就是要给武将集团镀金，明朝开国功臣以及朱棣靖难功臣的后代在朝廷中有很强的话语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话语权越来越弱。朱祁镇在上位之后朝政长期由“三杨”和张皇后掌握，说白了朱祁镇就是一个傀儡。朱祁镇摆脱“三杨”之后为了避免文官把持朝政开始重用武将集团，其目的就是避免明朝的皇帝成为文官的傀儡。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句，明朝的的武将集团是唯一一个和文官集团一样直接受命于皇帝的机构，别的朝代武将基本由大将军、兵部尚书管制，但是明朝的武将集团则是跳出六部的存在，文官根本就不可能染指军队。朱祁镇北伐的时候确实也带了一些文官，但是没有什么用，战争打赢了功劳还是将军的。这就是为什么七十五岁的张辅（靖难功臣）也参加了此次战争，他的身体已经不适合行军打仗了，但是皇帝还是带上了他，其目的就是要给他以及他的亲属镀金。

双方的作战人数

首先清朝记载明朝在土木堡之变中损失了五十万官军，这种话的可信度非常低，所以我们要系统的分析一下双方具体作战人数。

明朝

正统二年朱勇开始奉诏募兵，《明实录》记载：太子太保成国公朱勇等奏，奉命选拔三千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千。朱勇募集的士兵外加上原本京师守军（八万余），总共才二十三万人。而且正统十四年，英宗派三万人增援大同，一万五千人支援宣府，这就快四万人了。二十三万减去四万，然后还要留守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总计加起来也不过二十万人。李贤是土木堡之变的幸存者，他在《天顺日录》中记载：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可见当时明朝的作战部队在二十万左右，甚至更少。《天顺日录》是距离土木堡之变最近的一本书，可信度要远高于《明史》。

瓦剌

瓦剌派遣了四路大军，统帅分别为：也先（攻打大同）、脱脱不花（攻打辽东）、阿剌知院（攻打宣府）、不知名的人物（攻打甘肃）。

《明实录》中记载大同守将（郭登）抓住两个内奸（王文、把伯），内奸说也先大军有九万人，但是在攻打大同的时候折损了一些人，所以说也先大军应该在八万人左右。

《英宗实录》中记载宣府总兵杨洪汇报说有三万人想要通过顺圣川突袭京师，此处应该是阿剌知院的部队。

《英宗实录》中记载辽东总兵官都督曹义汇报有三万敌军入境，此处应该是脱脱不花的部队。

《英宗实录》中还记载了陕西行都司汇报有两千多人进犯甘肃，此处应该是不知名将领所率领的部队。

也先部队总计在十五万人（加折损）左右，而明朝军队在二十万左右，双方之间的人数差异并不大，而且此次明朝长途奔袭补给线定会被拉长，而部队也会比较分散。

明军撤退路线

当时有个太监（郭敬）得到了情报，说是瓦剌已经准备好伏击明军的打算了，所以劝朱祁镇撤退。当时天降大雨，攻打大同的难度变大，朱祁镇在分析之后决定撤退。大同离紫荆关比较近，是撤退的最佳路线。但是朱祁镇并没有走这一条路，反而是绕道居庸关。清版《明实录》称王振怕大军踩坏自己家乡的庄稼，所以让大军绕道。但是《宣府镇志》中却记载王振建议明英宗从紫荆关过，根本没提庄稼的事。而且走居庸关就完全是错的吗？不见得吧。

首先紫荆关路线的特点就是比较近，而且道路宽阔；居庸关的特点是有点远，而且道路多山陵，行军不便。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现在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公路上，但是后面还有一个骑摩托的人在追赶你，你会怎么办？摩托车的速度要比自行车快，你被追上是必然的，而且被追上之后你会非常惨。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放弃自行车往山林里面跑。此时明军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走大路，那么瓦剌骑兵速度快很容易追上你，与其被追上还不如直接往山林跑，到时候大家都放弃骑兵的优势，公平赛跑。

键盘军事家在看到地图后第一时间就是走紫荆关，因为这个离得近，但是丝毫不考虑追兵的问题。很显然紫荆关是一条非常凶险的道路，被追上之后瓦剌骑兵在平原上能得到最大的发挥，野战完全不利于明军。但是居庸关不一样了，瓦剌大军必须放弃马的优势，在山陵地区与明军对战，这种情况下就有利于明军，所以走居庸关其实也未必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土木堡之变

大军出击北伐、英宗撤退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之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明军会扎营在土木堡？为什么战争一打响明军就开始溃败？为什么英宗绕道之后瓦剌能迅速得知英宗绕道了？为什么瓦剌能连夜抢占水源？这些问题原本都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在南西伯利亚中出土的文物之后才开始得到答案。

根据《历代符牌图录》记载，南西伯利亚出土的腰牌属于明朝的御马监。明朝宦官有二十四监，其中有两个重要部门，其一是司礼监、其二是御马监。司礼监主要就是皇宫的管家，是属于文职，王振就是司礼监的人；御马监是统领禁军的，是属于武职，而南西伯利亚出土的腰牌正是御马监的腰牌。由于御马监十分重要，所以腰牌也十分重要，没有腰牌的人一律重罪，擅自把腰牌借给别人者借者和借予者同罪。那么这么重要的腰牌是如何流入到瓦剌境内那？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明朝内部出现了内奸。

当明英宗更改撤退路线之后，大军向宣府开进，而内奸出卖了这一消息，瓦剌带兵火速追袭。之后大军开至土木堡，因为土木堡地势比较高，所以可以居高临下阻击敌人。但是当晚夜里瓦刺的部队抢占了水源，瓦剌能抢占水源和内奸脱不了关系。此时的朱祁镇就成了“朱马谡”，土木堡之变完全就是“街亭战役”的翻版。

只不过瓦剌没有向张郃一样强攻，反而是在切断水源两日后主动议和，并且撤离了水源地，让明军饮水。之后明军开始移动至水源地，但是内奸趁明军扑向河边时发动叛乱，与瓦剌里应外合攻打明军。《明英宗实录》：跛儿干及土木之败，即助虏反攻，射内使黎定。《北使录》记载:也先人马四围，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这两条记载明确表示了当时的确有人叛乱，前者更是点名跛儿干发动了叛乱。

跛儿干本身就是御马监的人，他有御马监的腰牌不足为奇，他用腰牌调动部队发动叛乱，然后去也先面前邀功，之后留在了瓦剌，最后在南西伯利亚出土腰牌，这一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现在问题就十分清晰了，为什么瓦剌每次都能洞悉明军的去向？为什么大军一触即溃？在有内奸的帮助下，这一切非常可能。我们都知道研究历史，考古的可信度要高于史书，出土的腰牌佐证了《明英宗实录》的记载，那么清版《明实录》，《明史》都存在篡改历史的嫌隙，抹黑明朝是必然的。

土木堡之变的影响

对明朝朝廷的影响

土木堡之变是明朝中央军第一次败仗，除了军事指挥能力不行以外，北方边防松弛更是一大原因。而且武将集团几乎被一网打尽，军事能力大损而之后的武将不能填上空缺，导致明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弱。同时武将集团的衰弱带来的影响就是文官集团的强盛，但是皇帝又不可能全信文官，所以开始扶持宦官来制衡文官集团，这就是为什么明末军队的指挥官往往不是将军而是宦官或者文官的原因。

在军事史上的影响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军事史上的金句，而这句话在土木堡之变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内奸出卖，导致明军撤退路线被瓦剌洞悉，导致瓦剌包围明军并且连夜切断明军的水源。当然明军指挥失误也是有原因的，“街亭之战”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马谡把阵营摆在山上，本意居高临下却不想弄巧成拙，而这一失败的原因在土木堡之变中重演，如果明军没有把阵营摆在高处，那么也许明军还能坚守阵地，以等待明军的救援。

对历史学家的影响

土木堡之变在没有腰牌出土之前，几乎所有的历史专家都认可清版《明实录》的记载，认为宦官误导了皇帝，导致这一出悲剧发生。但是当腰牌佐证了一些记载的时候，《明实录》的记载越来越不可信。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考古出土是可信度最高，其次就是史书记载，此处的腰牌佐证了明朝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清朝在一些事情上确实是抹黑了明朝。基于史书的记载我们能大致了解历史，但这并不代表就是对的，在没有具体的考古文物出土之前妄下结论是对历史的不负责。希望在考古专家的努力下会有更多的文物出土，也能让我们更好的了解真实的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