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观察：对罗斯福新政的反思

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爆发于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和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已经成为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回避的一段重要历史。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兴起的凯恩斯主义，开创了一个政府干预经济的时代，直至1980年代罗纳德·里根时期，美国才重新回到“小政府、大市场”的时代。“新政”的影响是如此之广，被认为塑造了美国现代制度惯例和行为习俗的基本面貌。

在经典的历史评价中，罗斯福新政对美国及世界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新政对摆脱大萧条危机起到了最直接的作用；（2）新政不仅基本克服了30年代经济危机，还推动战后美国经济进入长期上升趋势，延长了美国经济的生命。（3）新政的实施使美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实力，在二战期间发挥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重要作用。（4）新政为国家干预经济、政府应对危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008年，作为在另一场危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中上台的总统，奥巴马在上任伊始就表示要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后尘，采取“新新政”，在经济方面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大规模国家干预来带动经济复苏；在社会政策方面，则要进一步摈弃传统的自由放任社会，仿照欧盟国家的高福利与高税收政策。

在此背景下，美国思想界对罗斯福及其新政给予了新的关注，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如阿米蒂·什莱斯的《被遗忘的人：大萧条的新历史》、H·W·布兰茨的《本阶级的叛徒》、李亚奎特·阿哈麦德的《金融列王记》、托马斯·迪洛伦佐的《资本主义如何救了美国》、伯顿·弗尔森的《新政还是苛政：罗斯福的经济遗产如何伤害了美国》、小福尔索姆的《罗斯福新政的谎言》等，不仅在学术界引起反响，在民间与政府官员中也颇为走红。

这一系列反思罗斯福新政的著作以及大量讨论，形成了一股对这段历史“翻案”的思潮。反思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大萧条的起源是政府干预太少还是太多？罗斯福新政是解决了危机，还是拖延甚至是加深了危机？美国最后是怎样走出大萧条的？重温这段历史对今天有什么启示？

有学者在研究历史记录后发现，罗斯福在上任之初并没有明确的经济政策，其身边的人后来回忆说，新总统的作风就是什么都去试试，如果不行就换个办法重头再来。但其核心思想是政府大规模介入经济事务，在经济中起主导而不是辅助的作用。

在1933年6月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是第一任罗斯福政府新政策的核心。这部法律包括了三方面内容：一是在各行各业中制定“公平竞争守则”，对产量、价格、工资、工时进行约束。违反守则者，轻则罚款，重则入狱。二是允许甚至鼓励劳工组织工会与雇主谈判，以争取更高的工资和福利。三是大规模修建公共工程，由国家而不是私营企业来管理。《复兴法》的目的是要实现高工资、高物价、低竞争。在与胡佛竞选时，罗斯福多次攻击美国的企业被控制在极少数人手中，称企业家在经济上剥夺、政治上压迫普通人。他承诺要重组美国的工业，甚至重新分配财富。

由于《复兴法》在物价和劳动力市场上人为压制竞争，想要通过发明和创新的竞争手段来降低产品价格的企业主，就冒着犯法的风险。而高工资、高组织化的劳动力市场，也使得许多企业在雇佣工人的时候裹足不前。在《复兴法》主导下将近两年的经济改革，不但没有能够扭转事态，萧条反而在持续。尽管政府开动了大规模的国家工程，雇佣了大批劳工，但失业率仍保持在20%左右。作为经济引擎的中小企业进一步受到打击，不少企业主因为没有服从提价规定或者用打折的方式降价而被投入监狱。

一个案例是，政府控告在纽约开鸡肉店的一对犹太兄弟谢克特，称他们没有给雇员付足工资、出售病鸡、让顾客自己挑选产品（《复兴法》规定拿到哪只算哪只，不许随便挑）。结果，谢克特兄弟将联邦政府告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好奇地问：“要是所有的鸡都挤在一起，顾客该怎么办？”这一问，从法官到律师到旁听席都看到了其中的滑稽可笑。由于引发了诸多问题，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国家工业复兴法》违反了《美国宪法》，该法在出台不到两年后就寿终正寝。

在《复兴法》前后，美国国会制定了《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并据此成立了农业调整署。为维持农产品的价格，政府以行政命令加补贴的方式，让农民部分休耕土地。同时还制定了农产品的基本价格与农业工人的最低工资法。而法案的开支，则由增加食品加工业的税收来支付。这样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美国的农产品出口由于高价格与高关税而受到了严重损害，而那些没有土地的佃农，特别是南部的黑人则因为强迫休耕而失去了工作机会，以至于不得不大批流入都市的贫民窟。

“新政”中政府救济的政治化也备受指责。1935年，罗斯福放弃了联邦紧急救济署，设立公共事业振兴署。但随之而来的救济却被政治化了。按照新规则，罗斯福总统可以更随意地派发救济款，在挑选特定项目、确定哪个州将获得联邦救济款上，有更大的决定权。在新政中，救济变成了政治家操纵的工具。那些对民主党很关键、又为两党所争夺的州，如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等州，即使比较富裕，仍得到了从肯塔基、田纳西等贫穷州“反向”流来的联邦公共事业振兴署基金，帮助民主党赢得了在关键州的选举。

另一项被指责的新政制度是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相关法案，其影响—直持续到现在。反对者认为，这一法案背后的推动力量不是贫苦工人，而是新英格兰的那些工资很高的纺织工人。在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的纺织工业就已开始从新英格兰向低成本的南方转移，南方工人能以较低工资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但《最低工资法》的通过，就等于北方给南方产品设置了—个关税壁垒。许多国会议员担心该法在大萧条时期可能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因为它违反了“契约自由”原则。

美国学界和思想界在奥巴马时代重新评价罗斯福新政，显然是因为其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有人认为，自罗斯福以来，美国的民主党在执政时多以新政为楷模，不断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立法和规章制度来限制私营企业的力量、大规模建设公共工程、增加对下层的社会福利，推动美国走向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有着自由市场传统和实行宪政民主的美国，这种趋势引发了担心。反思“新政”，实际上还是为了现在。

历史不能假设。对历史的客观评价，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综合来看事后对“新政”的反思，都绕不过一个基本问题：当群体性恐慌到处蔓延时，整个国家将如何治理？公民权利又如何保障？“新政”的作用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正如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在《恐惧本身》一书所言，在“新政”的整个实施过程中，美国政府为了换取政策的顺利推行，在追求道德伦理价值方面做出了大量牺牲和让步。它既捍卫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也严重践踏了公民权利。面对被恐惧笼罩的、伤痕累累的当今世界，人们仍然需要对现代制度进行慎重的思考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