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政入手，浅析五代、宋时期中原王朝和辽王朝，屡战屡败的原因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在我们的古代历史中，在五代和宋朝时期，作为中原王朝，和以契丹民族所建立的辽王朝战争时，却总是胜少败多，这固然和中原王朝的积贫积弱有着很大的关系，也和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使得关隘尽失，辽人南下一马平川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还有一个莫大的关系，却往往被我们忽略了。那就是关于养马的马政问题。

对于五代时期的马政制度，史书中大多语焉不详，即使是王仲荦编的的《隋唐五代史》或者陈振所编的《宋史》，还有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都涉及不多，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在那个时期的中原王朝，对于马政制度根本就不重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反观辽王朝，由于是游牧民族，所以对养马、牧马以及使用马，都要比中原王朝高明的多。既然没有具体的马政制度，那么在五代以及宋王朝时期，他们的战马究竟是哪来的？养马的问题在中原王朝和辽王朝之间的差距又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说起五代、宋时期的马政，咱们就得从唐朝末年开始，唐朝从安史之乱以后，吐蕃趁着唐王朝的内乱迅速崛起，占领了河西、陇右大片地区，而这片地区，就是中原王朝的养马区域，国家牧场大多都在这里。大量的国家牧场丧失，就使得军马的来源基本断绝，这就不得不出高价，去购买各少数民族的马匹。

五代时期，那是中国古代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战争频繁，战马的损失过多，除去阵亡的战马，被抢走的也不少，仅仅是契丹灭亡后晋的那次，就掠夺走了军马2万匹，这就造成了战马严重的缺乏。但是军队必须得有骑兵，而骑兵就必须的有战马，所以如何获取战马，就成了五代时期的一个大问题。

五代十国的那些朝廷，为了能够满足骑兵的需要，主要是采取了国家牧养、括夺私马和向少数民族换取与购买马匹三条渠道来筹集马匹。

五代十国存世时间较短，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动乱和战争，这就难以建立长期稳定的国家牧场。根据史料记载，只有相州(今河南安阳)、卫州(今河南汲县)、同州（今陕西大荔）设置过牧监，另外，中央设有直属的飞龙院。

这个飞龙院不是在五代时期所设置的，而是在唐朝后期就设置了内飞龙使，当时是以宦官充任，总管内厩的马匹。五代的时候改由朝官出任飞龙使，如后唐康福、后汉李彦从、后赞等人。在后唐长兴元年(930年)，把飞龙院分为左右，以小马坊为右飞龙院。飞龙院的职责仍然是管理朝中的马，但也要为军队提供一些马匹。

晋王李存勖进入河北与后梁的朱温争夺中原，以康福为马坊使(称小马坊使)，在相州置牧场放牧。康福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繁殖马匹较多。天成元年(926年)，后唐明宗李嗣源从魏州南下路过相州，从康福那里得马数千匹，军威大振。

康福的养马工作干得很出色，就被唐明宗授为飞龙使，继续掌管朝廷的厩马。天成二年(927年)，宰相任圜奏请说，把周边各族及藩镇所进马匹，按照老方法，设置监牧管理。

“请约旧制，选生马分置监牧”。（引自《册府元龟》卷六二一《卿监部?监牧》）

这些监牧被设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南)、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由于重视了养马的畜牧业，所以唐明宗时期就有马3.5万匹，超过了晋王李克用、后唐庄宗李存勖时期的马匹，这就证实了当时的国家牧场养马，在唐明宗时期确实是有所发展。

天福八年(943年)十一月，后晋出帝石重贵到八角视察马牧。这个八角的具体地理位置不详，但是按照《新五代史》记载，晋出帝当时正在汴州，所以估计八角是离汴州不远，而且是由朝廷直属的飞龙使，所直接管辖的牧场。

后周显徳二年(955年)，周世宗对侍臣说，诸军与飞龙院历来有不少老弱病马，可以把它们送到同州沙苑监(今陕西大荔县南)、卫州牧马监进行放牧。同州沙苑监是唐代以来的老牧场。贞明六年(920年)，后晋大将李存审和梁军战于华州时，就命王建及到沙苑放牧。至于这个卫州监，在后周之前的史籍中并没有被提到，可能应该是后周新设置的。

能够反映出五代时期国家养马的史籍资料可以说少的可怜，但是这也让我们不难看出，在五代时期，军马的来源，国家养马这一途径，是不占主流的。

总之，五代时期国家养马有地方牧监与朝廷的飞龙院，但是规模都不大，而且时断时续，能提供给军队使用的马匹比较有限。

五代时期，为了军事需要，屡次掠夺官员、百姓的私马，有“插马”、“征马”、“和市马”、“率马”等不同说法，但实际上都是当时的朝廷公开搜括掠夺，后晋出帝石重贵的诏书中也有公开掠马的记载。

“战骑不足，则假人之乘马”。（引自《旧五代史》卷八三《晋少帝纪》）

这种掠夺百姓私马的记载，在史籍中却是层出不穷。下面简单举几个例子。

后梁和晋双方在河北地区交战十余年，都是不断的“素取公私马”或“配买征马”。贞明元年(915年)，晋王李存勖与梁军在河北魏州附近交战，命新州节度使李存矩出军。李存矩征募劲兵数千人，强迫百姓以10头牛换1匹马从军。

后唐出征前蜀，同光三年(925年)六月命令，在河南、河北诸州，各级官员只许留下1匹马，其余由官家收取，隐匿不交则严加处理。

清泰三年(936年)，后唐政府因抵御契丹军，在全国括马征兵，明确规定在京文武百官、主军将校、各道州府县镇、乡村土庶的马匹，都在抄借范围之内，即使体小瘦弱的马匹，也指定由各道统一收管，不退还本人。这次共掠马2000匹，民间大扰。

从上述文字我们不难看出，括夺私马在五代十国时期，应经成为军马来源的重要的渠道。

换取和购买各少数民族的马匹

五代时期，沿边地区有契丹、党项、回纥、吐浑、吐番等少数民族，产马很多。他们或以进贡马为名，换取五代各朝的大量物资，或双方开展互市贸易，用马、羊交换中原地区茶、绢等生活用品。所以利用和少数民族贸易来获得马匹，也是当时军马的一个主要来源，下面试举几个例子。

后梁建国初，契丹阿保机出兵云州，与晋王李存勖结成联盟，送给了李存勖3000匹马，晋王以金、缯数万相赠。

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割幽、云等16州给契丹，契丹送良马20匹，战马1200匹，帮助石敬瑭军队进攻后唐。

不止是契丹的辽朝，还有回纥、党项、吐浑等各族也多次以向中原王朝进贡马匹的借口，获取大量的财物，名为贡马，实为卖马。

“凡将到马无驽良，并云上进国家，虽约其价值以给之，然计其馆给锡费，每年不下五六十万贯。”（引自《五代会要》卷二九《党项羌》）

后唐朝廷认为这种贡马，费用浩大，难以支付，于是就在天成四年(929年)，决定在沿边地区置场买马，不再允许各少数民族直接送马到洛阳出售。

五代时期南方诸国，因为地理条件的原因，所以战马利用受到限制。但是各国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也是想方设法的购买马匹，建立骑军。

例如前蜀的王建自唐末大顺二年(891年)攻入成都后，不断从文(今甘肃文县西南)、黎(今四川汉源东北)、维(今四川理县东北)、茂(今四川茂汶)诸州购买马匹。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记载了一件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宣武节度使使者王殷在成都对王建说，蜀川甲兵真多，但缺乏战马，王建很不高兴，立即命令各州将马匹集中在星宿山检阅，共有官马8000，私马4000，显示出西川拥有马匹的实力。

吴、南唐两国地处江淮，离契丹遥远，但是为了对抗中原各国而长期与契丹保持着联系，沿海路运回不少战马。

有上述可见，但是中原王朝的战马来源是多么的不稳定，那同时期的辽王朝呢？他们的养马情况又是一个什么情形呢？

辽王朝的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ト、乌吉、敌烈、回鹘、党项等都是主要从事游牧业。所以在阴山以北至胪腒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洮儿河)、额尔古纳河流域，都有优良的牧场。这就说明了辽代有这发达的牧业经济。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胜的物质条件。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矿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引自《辽史卷59.食货志.上》）

除去部落民私有的畜群和部落所属的草场外，辽王朝还有着许多的国有的畜群与草场，这就是群牧。辽国的群牧当建于辽太祖时，辽太宗时设官置牧，群牧的组织建设已有了一定规模，成为国家军用马匹的重要牧养场所。

群牧的马匹，则来源于征伐的掳获、属部的贡纳和群牧的自然繁息。当发生战争的时候，群牧就向五京的禁军提供马匹，有时群牧的马匹也用来赈济贫苦牧民。如果说群牧因战事频繁耗损过多或自然灾害造成牲畜死亡，就征括富人得马以益群牧。这说明辽王朝当时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马政制度。辽王朝在最兴盛的时候，群牧马匹居然达到了百万匹以上。

“自太祖至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引自《辽史.卷60.食货志.下》）

综上所述，五代十国时期的各个小朝廷，基本没有国家的牧场，军马的来源多是来自于掠夺和购买，但问题是如果强行掠夺，就会遭到老百姓的激烈反对，而从沿边地区购买马匹，则路途远，转运艰难，而且一旦双方关系恶化，那么互市买马就会被迫停止。所以由于五代十国战马来源的不稳定，就造成了“国家常苦马不足”这一普遍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军队中骑军队伍的建设，而辽王朝的牧业发展日渐兴盛，最多时居然有马百万匹，这就造成了中原王朝和辽王朝军事上的巨大差距。

辽王朝和中原王朝之间，以有余而战不足，以机动性超强的骑兵对战步兵，所以中原王朝在和辽朝这种骑兵强大的民族作战中，屡战屡败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