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振：谈谈个性化翻译

译者，尤其是优秀的译者，在从事文学翻译时大多有自己信奉的翻译原则，并且还有其独特的追求目标。譬如，同样是译拜伦的诗，梁启超用的是元曲体，马君武用七言古诗体，苏曼殊用五言古诗体，而胡适则用离骚体。不同的诗体不仅赋予拜伦的诗以不同的中文面貌，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塑造了彼此不同的诗人拜伦的形象。试比较拜伦《哀希腊》中一段诗的几种不同的中译文。

拜伦原诗

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

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

WhereDelosrose,andPhoebussprung!

Eternalsummergildsthemyet,

Butall,excepttheirsun,isset.

梁启超译

(沉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撤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种名)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马君武译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娄飞布两英雄，溯源皆是希腊族。吁嗟乎!漫说年年夏日长，万般销歌剩斜阳。

苏曼殊译

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

情文何斐斐,茶辐思灵保。

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

长夏尚滔滔,颓阳照空岛。

胡适译

嗟汝希腊之群岛兮，

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

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长夏之骄阳兮，

纷灿烂其如初。

我徘徊以忧伤兮，

哀旧烈之无馀!

译介学导论（第二版）

作者：谢天振著

再譬如，傅东华在翻译美国小说GoneWiththeWind(《飘》)时，觉得“译这样的书，与译Classics究竟两样”，所以不必“字真句确地译”。于是他在翻译时，碰到原作中的外国人名地名，“都把它们中国化了”，“对话方面也力求译得像中国话，有许多幽默的、尖刻的、下流的成语,都用我们自己的成语代替进去”，“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毫无疑问，就译者方面而言，傅译达到了它所追求的目标，其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不仅吸引了广大的中国读者，并在中国的翻译文学圈内占据了整整半个多世纪的地位——直到1990年才有一个GoneWiththeWind的新译本——《斯佳丽》问世，而且后者是否能代替得了傅译《飘》在广大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都还很难说。但是从读者方面而言，当他们随着思嘉、媚兰、瑞德、希礼们(均为十足地道的中国人名)，从肇嘉州、钟氏坡一起漫游到曹氏屯(均为十足地道的中国地名)时，他们是被译者带领着进入了美国作家密西尔笔下的美国社会呢，还是进入了翻译家傅东华所营造的文学世界呢？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比较多的个性化翻译的一个很主要的特征就是“归化”。所谓“归化”，它的表面现象是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入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但是在深处却程度不等地都存在着一个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例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有口皆碑的译界精品，其开卷一段更是脍炙人口。然而，令人“倾倒至矣”的究竟是严译的内容呢还是严老夫子的译笔呢？当我们读着“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喙，下有蚁蟓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这样古朴典雅、气势恢宏的桐城派古文式的译文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更有甚者，严译的《天演论》第一句“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把原文的第一人称径自改为第三人称，译语文化对原著文化的“吞并”更显昭著——作者以第三人称出现在文中是中国古文的特征之一。又如，苏曼殊译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的诗《一朵红红的玫瑰》，诗僧把它译成：

熲熲赤墙靡,首夏初发苞,

恻恻清商曲,眇音何远姚?

予美谅夭绍,幽情中自持。

沧海会流枯,顽石烂炎熹。

微命属如缕,相爱无绝期。

掺怯别予美,离隔在须臾。

阿阳早日归,万里莫踟蹰。

词丽律严、表情委婉，俨然一首地道的中国五言古诗。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特殊词汇，如出自《诗经》表示“拎着袖口”的“掺怯”，表示“我”的“阿阳”，等等，使译诗的读者看到了一幅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仕女执袖掩面、依依惜别的图画，但是与此同时，彭斯原诗那清新明快的风格、素朴爽直的农夫村姑形象，则也消失殆尽了。

个性化翻译的特征也并不全是“归化”，它还有“异化”——译语文化“屈从”原著文化的现象。美国诗人庞德在翻译中国古诗时，就有意识地不理会英语语法规则，显著的例子如他把李白的“荒城空大漠”的诗句译成DesolateCastle，thesky，thewidedesert，没有介词进行串连，没有主谓结构，仅是两个名词词组与一个名词的孤立地并列。熟谙中国古诗并了解庞德进行的新诗实验的人一眼可看出,这是译者有意仿效中国古诗的意象并置手法(尽管这一句其实并非典型的意象并置句)。这种译法理所当然地使英语读者感到吃惊，但它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泰晤士报》书评作者就曾坦承：“从奇异但优美的原诗直译，能使我们的语言受到震动而获得新的美。”其实，这种译法产生的何止是“震动”，它还触发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呢，美国的意象派诗歌运动正是在这类译诗的影响下发生的。

可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中国诗人穆旦(即查良铮)的翻译。穆旦在翻译T.S.艾略特的TheLoveSongofJ.AlfredPrufrock时，照搬英语原诗中ShouldI，afterteaandcakesandices/Havethestrengthtoforcethemomenttoitscrisis!的句式,写出了像“是否我，在用过茶、糕点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这一刻推到紧要关头？”这样与中文文法格格不入的句子。严厉的语文学家肯定会对此大皱眉头，并斥之为“句式欧化”;但宽容的语文学家一定能发现，中文中不少句式，诸如“当……的时候”“与其……不如……”等，正是通过这些“欧化”的翻译传入的。

作者简介

谢天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暨翻译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国际知名比较文学家暨翻译理论家。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东方翻译》双月刊执行主编、《中国翻译》编委。同时受聘为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十余所国内著名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1986年起，先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翻译系，浸会大学英文系，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比较文学系，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等校高级访问学者，目前作为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讲席教授在该校招收并指导比较翻译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编、译、著作有：专著《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译介学导论》《中西翻译简史》（合作）、《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主编），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越越文本超越翻译》，个人学术散文集《海上译谭》《海上杂谈》，理论译著《比较文学引论》《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等。

本文选自

北大外文学堂（pupwai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