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人刘义庆编撰的一本笔记小说，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政治、文化、道德等各方面都有涉猎，共有大篇目36篇，以德行为首，接着是言语、政事、文学等，是我们研究魏晋历史和名士风度的重要资料。
这个篇目顺序，可不是随意编排的，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儒家有“孔门四科”，是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世说新语》以此为顺序编排篇目，可见魏晋士人们对名士风度的追求，不仅限于外在表现的清谈、饮酒等，他们更注重内在修养，注重品德。
那么，孔门四科对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从《世说新语》中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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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四科
中国历史上，很早对学术进行了分类，如“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诞生于周王朝，距今已有3000多年，当时的官学，就要求学生要掌握这六中基本才能。
到春秋时期，百家争鸣让学术思想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孔子开创儒学，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直到今天依然被人们推崇和尊敬，是为“万世师表”。
在孔子的教学内容中，较之六艺又有了进步，《论语·先进》记载：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门生数千，而佼佼者分占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可见孔子当时已经对不同特长的学生，在教学上有了不同的侧重点，后来孔子门人便根据这些特长，把学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因此，除六艺之外，孔门四科也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学术性分科。
孔门四科对后世的影响力非常大，至少从汉代开始，四科就成为了考察士人的重要标准，《后汉书》中就有“仲尼之门，考以四科”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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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
德行就是道德品行，有德行的人，无外乎就是符合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仁信礼智等道德规范的人。《世说新语》以“德行”为首篇，共讲了四十七则，都是讲的品行高尚、廉洁自律的故事。
《三国》迷都熟悉的华歆，还有那常年霸占鬼畜榜首的王朗，他们的德行就被记录在《世说新语》的同一则故事中：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华歆是魏晋名士，也是曹魏重臣，位列三公，他不但非常注重自己的修养，对晚辈的教育也毫不松懈，时刻保持着严肃恭敬之态。有一年年终祭祀，华歆把自家子侄聚集在一起宴饮，宴会上吟诗作赋，品评时人，非常有雅趣。
王朗非常推崇华歆，于是他也把自家子侄召集在一起宴饮，人毕竟都有上进之心，王朗想必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偶像华歆靠拢一点吧。
谁知道名士张华却评价王朗说：“王朗学的都是皮毛，反而离华歆更远了”。
这个故事非常生动，魏晋虽处乱世，但士人并不因时局的混乱而放低对自己的要求，而且在对德行修养的追求上，不浮于表面，更加注重的是内在，像王朗这样形骸之外的模仿，只能留下笑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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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
言语就是人的口才。
怎样才叫好口才，是一个非常难以把握的度，过之则不免被认为油嘴滑舌，《论语·阳货》中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是没有把握好言语的度，成了花言巧语，失去了仁爱之心。孔子对巧言令色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却十分重视口才的重要性——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读书再多，让你去为政、去搞外交，却不能进行有效的交涉，那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言语也是孔门四科之一。
魏晋时期，士人就更注重言语方面的修养了，因为清谈是名士风度的重要评定标准，清谈出色，甚至可能一举跻身名流之列。但清谈绝不是堆砌华丽的辞藻，反而要求语言简约清晰，应对机敏迅速，只言片语间要有深意。
凭借让梨一事闻名天下的孔融，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大的6岁，小的才5岁，这个小儿子的言语就非常有趣。
有一天孔融正在午睡，小儿子跑去偷酒喝，被大儿子发现了，就问：“你喝酒前为什么不行礼？”小儿子回答说：“我这是偷，还行什么礼。”
酒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祭祀用品，地位比较神圣，普通人在喝酒之前，为了表达对神灵的尊重，通常要先行礼，在喝酒的过程中，也非常文雅，不能像现代人那样发酒疯。
孔融小儿子偷酒喝这个故事，就体现了魏晋时人在言语上的反应机敏，还颇具童真，有些无赖小儿被抓现行，强行狡辩的娇憨可爱。让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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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
政事指政务之事。
“学而优则仕”，是孔子门生的追求，只有入仕为官，才能实现心中那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抱负。因此，如何处理好政务，是古代读书人和士大夫必修课之一。
为政之道，要勤政爱民、知人善任、以德为本，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但为政之法却要因时而异，不能照本宣科，在时局动荡的魏晋时期，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乱世如何遵循为政准则，《世说新语·政事》篇就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政治家们的风采：
山遐去东阳，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静致治。”
山遐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孙子，他当东阳太守的时候，由于当地法令松弛，所以他就改用严猛的政令，一时间整个山阳都变得肃然有序。后来山遐卸任，王濛就向简文帝要求继任，他的为政措施是“和静致治”，就是用温和的做法，达到安定清明的目的，因为之前山遐已经用过严苛的政策了。
治大国若烹小鲜，松弛的时候，采用了严苛的法令，达到了目的之后，又采用温和的手段，这是魏晋政治家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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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中国文学以礼乐为核心，文学最先就以口头形式呈现，与音乐联结在一起演唱，叫做口头文学。后来孔子整理《诗经》，成为我国最早的书面文学，先秦时期凡是以文字记录的作品都叫文学。
魏晋时期，士人以任放为达，摒弃了刻板的经学，转向老庄之道，清谈就以虚胜玄理为主，所谓“正始之音”。学术思想也在此时活跃起来，文坛呈现了非常自由的景象，一大批文学家就诞生在这个时代，如三曹、谢灵运。
最让人惊讶的是，在魏晋时期，哪怕是一个婢女，也要求知书达理，著名经学家郑玄，他采众家之长，开创郑学，是为“天下所宗”。他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不注重儒家那一套节操，魏晋清谈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破除礼教束缚的。
郑玄家中的奴婢，就要求必须读书，否则就要挨打，有一次一个婢女没把事情做好，就被郑玄丢进泥潭中，这时候另一个婢女走过来问：“胡为乎泥中？”她回答道：“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可别小看这两个侍女的对话啊，问者之语出自《诗经·邶风·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原意是说，天黑了，你为什么不回家？若不为君王，何以陷入泥浆之中？这本是君王流落在外，随从劝他归国的一首歌，婢女随口就引用一句《诗经》，借以问询。
对答之语出自《诗经·邶风·柏舟》：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这首诗歌原本是妻子不被丈夫喜爱，所流露出的苦闷之情，郑玄家婢女借此用来表达对主人的不满，简直信手拈来。
就连两个普通的婢女都能有如此深厚的文学修养，可见当时的文学风气有多浓重，魏晋能培养出蔡文姬、谢道韫这样的大才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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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先秦百家争鸣是学术思想繁荣的时代，魏晋继承了百家之风，开创了又一个空前繁荣的学术时代，在两个时代的碰撞下，产生的火花，成就了后人向往的魏晋风度。
在今天这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时代，无论是先秦百家的学说，还是魏晋的文化内容，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不符合现实，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以德为本的文化根基，是不会改变的，现今的人们在说到魏晋风度的时候，往往着眼于五石散、清谈等外在层面，而忽略了名士们内在修养上的真风流，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殊不知，内外相称，表里如一，才是先贤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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