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一词最早是如何来的

进入清代以后，由于清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对汉人抱有强烈的敌对意识，‘汉’才逐渐强化成一个民族集团的概念。在这个背景下，‘汉’中的坏人便成就了‘汉奸’一词。也就是说，与现代人对“汉奸”一词的理解有所不同，在清朝统治者的语境里，“汉奸”所指乃是对清廷心怀不满、损害了清廷利益的“汉人奸民”。

比如，雍正二年（1724年），“改土归流”期间，皇帝曾下旨给川、陕、粤、桂、云、贵等省督抚提镇，要他们注意，在土司的辖区内，有“汉奸为之主文办事，助虐逞强”。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上奏提出十六条“改土归流”的办法，其中之一正是“除汉奸”。雍正五年（1727年），皇帝给云、贵、川等省督抚下达任务，其中也包括了“抓捕汉奸”。雍正时期最著名的“汉奸”是曾静。他敌视爱新觉罗的统治，曾派自己的学生去策反清军将领岳钟琪，所以雍正将其定性为“汉奸”。

自雍正朝开始，“汉奸”一词频繁见于统治阶层的各种往来文件。几乎每一次出现社会冲突，清廷都会条件反射式地将“汉奸作乱”视为重要缘由。到了晚清，外患加剧，这种思维定势也就变本加厉。

林则徐赴广东禁烟，曾公开声言“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的奕山、琦善等官员，在奏折里大谈“省城大小衙门，俱有汉奸探听信息，传送夷人”，“汉奸人面兽心，临阵则仿造号衣，又与营兵无别，往往混入军中，真伪莫辨”；浙江的奕经也奏称“江浙一带汉奸极多”，“（宁波等地）人情险恶，半系汉奸”，定海之战失利后，钦差大臣裕谦在奏折里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洋人）驱使闽粤汉奸，舍死登岸……约计总有万余人”。这当中，最使人瞠目者，莫过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失败告终之后，奕山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指责“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将此战的教训总结为“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

这种思维定势的背后，是浓重而顽固的“满汉分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破了广州城，广东巡抚柏贵被俘。城内满洲驻防军被解除武装之后，联军“恢复”了柏贵的职务，并发布公告称：广州城已在联军的武力控制之下，日常事务仍交由柏贵的巡抚衙门管理，不过同时由两名英国人和一名法国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进驻巡抚衙门，柏贵发布的所有政令，须由该委员会加盖印信，才能生效。换言之，“柏贵政府”成了一个由英法联军控制的傀儡政权。

当了傀儡，柏贵并不引以为耻，还自觉有功。咸丰八年秋（1858年），他在给皇帝的奏折里，大谈与英法联军合作的必要性：“满城之旗人四五万，无处迁徙。若不委屈保全，恐该夷迁怒旗民，必至大遭蹂躏。省城大可不问，是以不计生死，设法羁縻，实为省城旗民起见……”大意是：我柏贵之所以不去拼命，不去为国尽忠，反选择与“夷人”合作，全是为了要保护广州城里的4、5万旗民。如果没有这些旗民，我柏贵完全可以做到“省城大可不问”。换言之，广州城内的汉民，是不在柏贵大人的保护名单之内的。按照清廷的思维定势，“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汉民是防范对象而非保护对象。柏贵敢于如此为自己的降敌之举开脱，也是因为他明了这种思维定势，在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清廷高层之中，很有市场。

这种思维，由来已久。顺治时期，满人所蓄汉奴多有逃亡者，清廷讨论如何惩处逃亡者，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即遭顺治猜疑，说他如此建议，乃是“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康熙时期，山西太原总兵金国正希望捐造22门“子母炮”，发给下属的绿营兵操练，向兵部请求许可。兵部觉得金国正愿意自己出钱来提升国防，觉悟很高，表示同意；但却被康熙严词驳回，理由是“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在康熙眼中，这种先进武器，只有满人八旗可用，绿营根本没资格使用。

到了晚清，在恭亲王奕所主持的洋务运动中，清廷再次在政策上对八旗与绿营实施区别对待：八旗被选定为军事改革的主体，绿营则被限制乃至禁止学习先进的军事科技和练军理念。比如，在选派军事人员出洋接受训练这件事上，八旗出身者在数量上完全碾压绿营出身者。据罗尔纲《湘军新志》统计，清廷在19世纪中后期约有25万八旗兵，64万绿营兵。但在洋务运动中，被选派去外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八旗和绿营人数比例，却是相反，如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上谕，选派八旗兵450名，绿营10人，去接受外国军事新式训练。清廷认为，军队要学习洋枪洋炮，但仅限于八旗，绿营被排斥在外，“唯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

“汉奸”一词，现在的意思，指的是背叛中华民族利益的坏人。

但实际上，在满清之前的中国漫长岁月中，其实并不存在汉奸这个词汇，汉奸一词，始于清朝，而且其本义，也并不是指背叛中华民族利益的坏人。

“汉奸”一词在清代的流行，始于雍正时期的谕旨、御批和奏折。

雍正像

柏贵在巡抚衙门与洋人合影

不独军事改革如此。为满足对外交涉的需要，清廷曾创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在落实过程中，奕特别强调，同文馆的学生，须“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

同文馆学生在学习洋文

当时，京师创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创立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成立了“广州同文馆”。除了李鸿章的“上海广方言馆”，京师、广州的同文馆，都是典型的旗人学堂。广州的《同文馆章程》规定，馆内学生名额20名，旗人16名，汉人4名，教职员等全为旗人。京师同文馆章程，则仿照清廷早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将录取对象严格限定于八旗子弟。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合奏，请求公费派遣幼童赴各国留学，内附章程，建议“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未提及满汉比率问题。奕审阅奏折之后表态支持，但在幼童的挑选上，特别增入了“八旗子弟优先”这一原则。

这种扬满抑汉的心态，贯穿了整个晚清洋务运动。